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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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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五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Fifteen Indirect Rule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从权力分配的方式,可以把历史分为“酋长”、“贵族”、“君主”、“大众民主”、“第二轮酋长”(僭主、独裁领袖)诸时代。进而不难发现,酋长时代与贵族时代是间接统治的王道多于直接统治的霸道的时代,君主时代与僭主时代则是直接统治多于间接统治的霸道时代,……由此构成王霸光谱的不同层次。例如第二轮酋长时代(即僭主时代)是基于战国的乱世,所以比原始部落的酋长更为暴烈,公然宣传“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转变是由“大众民主”、“群众运动”为关键而形成的。大众时代的各种技术的发明、生活的放纵、道德的崩溃,驱使社会走向空前动荡、全面衰落,于是各种势力丧失了自制和自治,结果其内部外部及内外势力之间的均衡能力丧失殆尽──丧失自治能力是从丧失自制开始的,直接统治的霸道时代逼近了。
   
   这样看来,霸道的兴起确实是一个社会衰落的风向标。而一个富有生机和创造能力的社会,它的秩序何须依靠直接统治来维护?间接统治足矣!间接统治就是实现宗教─道德─礼制的自相平衡功能,故天子通过议礼、制度、考文,制定间接统治的良方。只是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导致宗教、道德、礼制以及社会结构的动摇解体,于是,直接统治才日益得势、深入社会并控制一切领域甚至进行全面专政──野蛮的霸道时代再度攫取人类的命运。随着社会日益依赖直接统治甚至依赖军事管制,贱民的数目也就越来越多,贵族风度几乎绝迹。社会不再拥有能力创造新的均势,就无可幸免地落入强盗手中。断了脊梁骨的病人欢迎霸道给他主心骨,衰败了的文明无异在乞求军事管制,在残破的文明看来,霸道的就是正义的,正如残废的病人一旦看见凶恶的歹徒来了,常常立即服从,还要满脸堆笑,和颜悦色地加以欢迎。
   
   这时,完全把历史作为当下史来玩耍的人们宣传说,“王道的原则无法落实,除非被霸道利用,作为宣传号召。”可惜我们的史学观念还没有这么“现代化”,如此成熟以致到了腐败的地步。……出于本能和直觉的感受,我很早就通晓了这些微妙的地方,但并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后来,这一表达花费了我五年的光阴,今天我已经能够说:“王道是什么?王道就是间接统治。”(1981年)……我们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但是历史的研究确实不仅肯定了王道曾经存在,而且肯定了它确实是间接统治并因为其间接统治的性质而成为“仁政”的代词,最后还因为它的 仁慈而成为还会重来的秩序……那时,无道的直接统治将被终止。
   
   间接统治的反面不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而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相反,专制国家、僭主政治,才是无政府状态的伴生物。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人,生在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时代,怎能不喜欢王道的间接统治胜于喜爱霸道的直接统治呢?当然,我们不是依据这一喜爱而杜撰了间接统治的概念。我们也曾经摇摆于二者之间,甚至一度对霸道的急功近利十分赞赏。但终于我们意识到霸道虽好却是对创造能力的扼杀,不足取也。具有灵性的人总是爱好创造胜于爱好权力,除非,权力只是作为创造的动能和手段而被运用。爱生命胜于爱欲望──欲望是生命的手段而非主宰;爱好压抑胜于爱好放纵,因为放纵是压抑的激励,过度的放纵违背了生命的本意,应该予以清算,所以我们爱王道胜于爱霸道。
   霸道式的直接统治是衰落的结果,这种“道”有害于创造因而有害于生命。而王道则反之,它不仅以更大的涵量和恢宏的器度来面对世界,而且它本身就是生命的弹性、更佳的调节能力、灵巧的间接战略……王道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具体的战略,如果未来的世界仍然可以容纳创造力,那么王道迟早会重临大地。
   
   间接统治的王道有两种:一是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是近代的立宪制度。封建政治,实现“区域范围的自治”;立宪政治,实现“代议制度的自治”。而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区域自治与代议制度的结合,可以说是“封建民主制”。封建的弊端,易于养成割据的隐患;立宪的弊端,易于养成多数的暴政。人性的作用常常需要相反的治理原则交互作用,这不仅在中国造成了王霸相杂的后果,就是在欧洲也造成了民主制与寡头制的轮流执政。王霸道相杂,即在寡头的直接统治的霸道之下,容纳间接统治的王道因素,例如赋予地方区域以相当的自治权,在古代中国,民间的议政权是由举考廉及科举制来体现的,所以太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温床。但在秦汉以后的朝廷政治中,王道因素即间接统治的因素基本上又是用来辅佐君主的直接统治的。谭嗣仁所批判的两千年来的霸道政治与御用乡愿的相与为患,即此类矣!
   
   王道的钦慕者,不是那些以王道充作装饰的乡愿和暴君。终其一生阐明王道的孔孟诸子,之所以遭到阳奉阴违的命运,就是因为权力和正义的关系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下。对王道即间接统治的要求,更多与正义有关而不是与权力有关。间接统治的王道比之直接统治的霸道,多了一层宗教色彩而少了一层军事色彩,所以总的说来比较后者温和得多。
   
   历史上有些统一秩序,实行的也是间接统治,例如中国的周天子、阿拉伯的哈里发制度,实际上近于“王道之治”。史家以此种制度缺乏进取性、保守性过强而贬损之,其实不然,因为这两个时期的文明都是相当富于创造力和拓展力的。此种间接统治之君主制实为“仁政”的楷模。王道重视教化而霸道注重刑罚,王道的君主更是身兼宗教的教主,如周天子、教皇、哈里发、活佛。而霸道的君主更像政治的独裁者──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皇帝们,显然更接近后者而不是接近前者。即使二者兼有,花色出新,但依然万变不离其宗: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
   
   说到哈里发(khali─fah、caliph,意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我倒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伊斯兰教世界在二十世纪的积弱不振和涣散分歧,可能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具有密切关系,具体说,就是哈里发是使得阿拉伯人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唯一纽扣,如果失去了哈里发制度,阿拉伯人无异于退回到了部落时代,或部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中间状态,即小国林立阶段。
   
   简单回顾一下,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后,其政教权柄的代理者和继任人称为哈里发。穆罕默德在世自称“使者”但又是麦地那政权的行政、司法和军事领袖。他死后继任者自称“使者的哈里发”,除不能宣布启示外,行使了穆罕默德生前拥有的一切宗教和军政大权,从此哈里发便成为伊斯兰政权最高统治者的专门称号。后来哈里发的选举制逐渐演变为世袭制,四百年间分裂为若干哈里发国家(西班牙、埃及等)但都是阿拉伯人控制局面,且以巴格达哈里发为中心。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巴格达建立苏丹政权,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人的附庸,境内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彼此割据,许多分离主义教派应运而生。这样又过了两百年,1258年,阿巴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被蒙古人旭烈兀所灭,傀儡哈里发的仪式职能也遭到废止。在埃及的奴隶王朝(马木留克)时代,苏丹们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显得合法,二百五十年间哈里发的名义依然保存下来,其名字也还铸在货币上,但职能仅是主持苏丹的加冕典礼和聚礼时为苏丹祈福、举办宗教活动和接见宗教学者,政治和军事的权力完全剥夺。
   
   后来直接窃取哈里发头衔的,是更为野蛮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十八世纪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了表明自己对全体穆斯林拥有控制权,开始自己使用哈里发称号,并见诸正式的外交文书,哈里发职位首次落入非阿拉伯人之手。直到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成为民族国家,1924年3月才宣布废除哈里发。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哈里发制度宣告终结。从此以后,伊斯兰世界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阿拉伯国家四分五裂,虽然依然占有广大的地盘,但其政治形势却让人回想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吞阿拉伯世界之前的长期分裂动乱状态。而在许多方面甚至退回了穆罕默德之前的部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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