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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的代言人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四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ourteen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圣人的圣,在中文正体而不是变乱中国文化的所谓“简体字”里写为“耳口王”。中国的“圣人”大约相当于希伯莱的“先知”,亦相当于希腊的“哲学家”。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儒生就解释圣为“耳口王也”,也就是听闻口说王者之道的人。而天命作为中国文明所理解的“世界本质”,其地位和功能,在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相当于希腊人的宇宙底蕴、希伯莱人的神明启示。
   
   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一般意义的体用关系是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关系却在于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我们盼望那位足以创造历史的非传统人物,作为精神贵族─圣人,他的真才实学就是抵制那些玩弄精神现象以满足自身肉欲的思想诈骗犯。他知道无才的人即使行为恪守社会伦理,也无法创造历史,对进军历史、整合全球的非传统领袖,“才”比“德”更重要。在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时代,无德有才的人尚可兴风作浪,而有德无才的人只能作为装饰,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他们可能干下很不得体甚至不堪入目的勾当。
   
   世上有多种“德”,不同的观念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德。但在我们看来,德就是某种独立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即谓“同心同德”这个成语中的那个德,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同心同德的德,指的不是德行的德,不是恪守社会伦理的德,而是共同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在整合全球使成统一文明的意义上,无才者必将无德。具有创造能力的非传统领袖,必须网罗多种富有活力的人,多种拥有才干的人,这样才不致使他所创造的秩序沦为化石,沦为“超稳定系统”。生气勃勃、长久不衰,是文明的第一要义,因此“才”需要放置在首位,“德”只是辅助“才”走向成功的要素。德因此可被称为“才的归宿与起点”,但表现者和决定者最终是才而不是德。
   
   据此,社会需要三条择优原则来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推动自己的发展:
   
   (1)职位、财产、与身份不可遗传与世袭;
   
   (2)考核、拣选要持续进行,保证淘汰过程的公平;
   
   (3)从最广泛的基地去寻求优秀人才来加入管理层,包括从一切地区、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去广泛征求。当全球政府的统治权延伸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从当地招募和吸收高级管理人员,唯有这样可以不断巩固与发展礼制的天下统治。
   
   从根本的创造意义言,天命的载体也是一个专家:他的身份就是世界的整合者。作为献身天命、宣布天命、实现天命的专家,其生命以其职能为归宿。真正的王者都是“不同程度的非传统领袖”,其征服结果,不是奴役人民,而是确立文明的规范──恢复秩序,恢复公平和正义,废除浪费和暴政。所以秦始皇政治远远不是真正的王者所为,他只是以征服者专政的名义来看待甚至虐待六国人民,缺乏罗马的奥古斯都那样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气度,嬴政这个赵国人质得以称帝,诚如图书馆出纳员自称伟大导师,不乏小人得志、沐猴而冠的意味,为后来执政掌权的人们做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不把六国人民作为平等的臣民来看待,如何能统一中国?不把反动阶级作为平等的国民对待,又如何算是“建立了新中国”?这种强暴式的“统治”和“建国”是注定长久不了的,如何能“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样的长城和铜墙铁壁不得不因为缺乏内聚力而走向崩溃。
   
   其它文明也同样如此,例如,一个奉行极端国家主义的政体,不论它是古代的亚述、斯巴达还是近代的普鲁士、日本,不能建成统一的世界秩序,因为他们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当然也就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那些最终归顺了自己的异族,而是狭隘地虐待别国人民,这样,世界的统一将不会由他们完成,世界的统一必须建立在他们的尸骨之上。同样,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者,因为他们报复当先,不能像罗马人和汉朝人那样,为了社会的整体和平而努力。真正的王者,受命行动,他尽可能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王者的理想“家天下”,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天下人民,“视民如伤”,真正成为“父母官”。当然,这样伟大的泛爱与博爱也许超出了人性可以耐受的范围,诚挚的耐心有朝一日终于崩溃,所以王者堕落,王道毁灭,礼制退化为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清楚,做不到与做不好,是人性的弱点,标准还是不可废弃──高尚的标准应该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仿效秦始皇政治。
   
   秦政不过是发挥了霸道的极致,始终没有学到王道的皮毛。王道的驾御者、无与伦比的专家、宇宙信息的载体、文明整合的担保人──所要促成礼制的天下统治,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具有世界秩序功能的政治体系,其特性使得政治不再是抽税与掠夺,而是修齐治平。这种以企业管理的科学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处于自我调节的不断完善之中,需要诚挚的耐心远远多于权术的谋略。它的优秀人物是君子和专家的联盟,其社会支柱是新型贵族行为的示范。它将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日常困难和严重问题,而且也只有诚挚的耐心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课题。
   
   客观、永恒、真正的天命也许存在,但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些生物人所认识体会,我们如果牵强附会,自以为是,反会更深地落入泥潭。我们所能认知的天命,不是绝对的、神明的天命,而是相对的、尘世的天命。历史就是这种天命在地上的体现;这天命也是为文明的续存、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
   
   王权主义的国家败于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家败于国家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战胜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天下主义的国家将战胜意识形态的国家──天下主义又将回归一个更大规模的“非传统的王权社会”──这就是文明历史的春(民主主义)、夏(国家主义)、秋(意识形态主导)、冬(天下主义与王权社会)的轮转?这一轮转的历史哲学形成了“历史教”,即史官文明的最新说明──其意义与用途在于说明:
   
   建立在追求利润之上的商业社会,无法统合人类,例如罗马的对手迦太基人,一心追求商业利益,认为财富可以寄托国家的命运,却忽略了政治合作、伦理价值及宗教信仰的重要,终于亡国灭种。当代,类似迦太基这样的商业社会,我们也可以预言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得不趋于消亡,当然,正如历史之流中的一切过客似的,商业文明的各种特征亦将随之消亡,它所沉淀的“历史因素”阻挡不住统合管理的政治社会如罗马和秦汉。这个社会所重视的不是利润而是秩序,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个人智慧而是整体协作,不是强烈的欲望而是稳健的理性,不是骚动而是明德,不是分裂与隔阂而是统一与沟通──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谓“大同之世”在全球规模的投现──这周而复始的“礼运”是王道的扩大,不是过去人们的梦幻,而是未来人们的道路。
   
   这样的“中国文明”,具有强烈的同化功能是毫无疑问的。它曾经从黄河流域的孤立地点扩大到了整个中原(夏商周),又从中原扩大到中国本部(秦两汉),再从中国本部扩大到整个东亚(元明清),虽然其间统治民族的更迭和政权的更迭相当频繁,但文明的模式却一以贯之、整合的精神始终有效。这不仅被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还将被未来的事态所印证。
   
   善于整合的中国文明与善于扩张的欧洲文明之间,进行历史交汇运动的时刻,可能已经逼近。对此,欧洲人迄今为止缺乏预感。例如澳洲出生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特里尔(Ross Terrill)作为“最得北京喜爱的学者”,曾被封为“中国的友人”,做过周恩来的座上客,早在文革期间就由中国官员陪同四处参访。他在“新中国”(The New Chinese Empire)一书中认为,北京政权所谓的“和平崛起”根本是个谎言。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往往与自己和中国的距离而定,住得近的,很难与中国作朋友,而隔着一个大洋的,反倒比较容易与中国友好。“反观美利坚帝国不是主动去侵略别人,其所鼓吹的自由与市场的观念、甚至通俗文化,都是世界其他人所自动接受的,无论你是想吃汉堡的土耳其女子,还是希望申请美国德州大学的印尼大学生,这个美利坚帝国是‘自愿加入的’,更何况美国所提供的安全架构,提供了越战以来经济发展和平环境,包括中国在内都受益。”显然,作者好像不知道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墨西哥战争、西班牙战争为美国夺取了远远超过十三州的大部分领土;而美国的任何部分其实并不能按照宪法权利那样可以和平与自愿地脱离联邦。同时,如果按照“自愿加入”的原则,则澳洲现在仍然是原住民的天地,新西兰仍然是毛利人的祖国,而绝对不会成为欧洲人的独占殖民地──因为那些大自然之子的“土著人”原先并没有许可欧洲殖民者霸占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赶到最为贫瘠的保留地里去。按照同样的道理,美洲岂不也应该首先归还给印第安人,然后再看他们是否“自愿加入”白人的殖民体系,以便充当三等国民?因为五百年前的海盗时期,南北美洲和大洋州的原住民们显然被剥夺了这一“自愿加入”的权利,直到如今也没有归还他们,哪怕仅仅实行一次──就像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人民民主”那样,连一次完整的大选都没有举行过。看来,独裁国家的假代议制,难道不是很接近他们的殖民者祖先用来对付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的虚假合同制?他们把其他民族的土地通过自己的“国际法”定义为“无主土地”,然后尽兴掠夺,最后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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