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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四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ourteen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区别在于:追求义与追求利。那么“义”与“利”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义就是羞恶之心之所在,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利则是感官快乐的追求,动物本能之所在。现在通行于人类动物园的要义,不为文化而文化,而为权力而文化;不为创造而创造,而为权力而创造。创造之所以能带来快感,在于它包含权力;游戏之所以使人快乐,是由于它给人带来了权力感并引起了权力扩张的幻念。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看出来。……这就是利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对于义人来说,原理则完全相反:要保存历史性的文明,必先放弃世俗性的权力;不为扩张权力,只为从事创造。
   
   不论执掌义的原则还是执掌利的原则,这两种执掌一定要分头进行,不可混淆,否则后果一定会失去控制。例如,我现在的写作到底为了得到名利还是为了赢得作品本身?这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塑造。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后果,所以一开始就要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切不可“声东击西”,否则作为工具的作品一定很糟糕。
   
   再举一个例子。随着美国陷入伊拉克游击战,大家都在发问: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的助手赖斯女士(Condoleezza Rice)这个熟知大国政治却对民间政治力量(如“恐怖分子”)外行的学者,肩负保护美国安全的重任,是否算一个时代的错误?随着九一一事件调查的深入,通过审查记录、证词,采访知情人士,不难发现在九一一袭击前,赖斯通常关心其它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威胁,这同她的背景、管理方式以及与总统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有关。赖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老友和同事、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现任院长布拉克(Coit Blacker)认为,赖斯2001年1月就任国家安全顾问,但她的背景却有盲点:研究大国政治的一代学者中,恐怖主义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说,“直到九一一袭击后,我们绝大多数人才意识到,一个非国家角色、一群处于国际体系最底层的宗教极端分子,有能力给美国这个位于国际体系顶端的角色,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看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曾在赖斯手下工作过的白宫反恐高官克拉克前不久指控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未像前政府那样关注基地组织的威胁。白宫予以否认。但纽约时报注意到,不管赖斯届时作证是会说什么,一个事实是,九一一袭击前,赖斯在任何公开讲话中都没有提到过基地组织。倒是前克林顿政府的遗臣、中央情报局局长2001年2月份对国会表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结果如何呢?忽略了恐怖威胁的布什政府在收拾完了包庇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里班神学生政权后,挥师入侵伊拉克,一举摧毁了萨达姆政权。然而不过一年,美国在伊拉克却陷入了游击战,就是因为混淆了义与利,犯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战略错误,这一战略错误的表现是:以义的名义(解放伊拉克、给伊拉克自由民主),贯彻利的现实(军事占领、政治控制、文物失踪和石油损失),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然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严重冲突。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失望与怨恨。布什政府的挫败表明,主权国家兴风作浪的好日子确实一去不返了,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给世界带来的只能是以暴易暴、动乱和暴力的循环;惟有全球政府能保护世界。但显然,布什政府虽然一开始以全球政府的姿态进行动员,结果却以主权国家的方式予以收割占有,这种“义利的混淆”最终引来游击战的回报,就像斯大林牌号的共产主义以解放者的姿态进行动员,结果却以独裁者的方式进行奴役,最终引起体制的彻底崩溃,连带造成社会信誉的荡然无存。
   
   全球政府则不然,其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如美国或伊拉克)或某个执政集团(如苏共或天皇)。古代意义的“王政”和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都是在发挥类似于全球政府的统合职能,只是规模太小、职能太弱。
   
   我们注意到,治理还和礼仪密切相关,礼仪则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非世袭的等级制度即社会择优制度,可以持续不断地保持社会活力。中国文明深信,礼制的统治强于军国的统治,天下主义优于国家主义,文化的生命长于征服,此三者实为中国文明的本色。武功如果不能归结为文治,终将失落;文明组合经常比种族组合的寿命更长,甚至在亡国灭种之后,文明还在悄然转移,从一个文明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例如印度文明从黑种的达罗毗荼人转移到白种的雅利安人,两河文明从直发的苏美尔人转移到卷发的闪族人,美洲文明从亚洲的印第安人转移到欧洲殖民者……因为文明一经兴起,就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所以无论欧洲殖民者多么强大,我们还是在现代美洲文明中发现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的要素。即使文明的创造者甚至养育者都遭到毁灭,但他们的果实还是会被那些窃贼收藏起来,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小心保管;果实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将被收藏、转运、复制、模仿、发展。
   
   而权力则不同于文明,权力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尽管权力有各种分化形式:金钱、艺术、美貌、语言、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权力本来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但在白热化的争夺过程中,人性的生理心理特点会逐渐把权力这一手段误认为目的:于是人生的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了争权夺利。权力感既然因此和幸福感相联,那么无权感也就自然地成为苦痛的孪生子了。
   
   权力的核心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朕即国家”、“阶级斗争”、“普世民主”等等,权力的大小是依照信念的大小而定做的,权力的强度是依照信念的强度而捏造的,信念的涵量且决定了权力的外延。信念的系统结晶是信仰与宗教、理论与教条,因为社会性的权力系统,需要信仰宗教和理论教条的话语系统以为背景与说明。人性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人生的征途、征讨权力的要诀,不在“正确”与“合乎客观实际”,而在“深信不疑”、“采取行动不断前进”。
   
   这也同样适于谋略的制定,对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同样是目标明确、惟精惟一。信念的坚定,其重要超过韬略的正确性与现实性,因为没有坚定的设想就不能赢得长久可靠的胜利;缺乏个性者无从展开征服,更不可能控制环境。现实世界的征服源于观念世界的征服,世俗权力的获得来自内心权力的获得,尘世的胜利来自精神的首战告捷。
   
   大部分政略用来获取物质力量,少部分政略用来攻陷心理堡垒,因此单凭物质力量、军略甚至大部分政略,无法获得并保持胜利,即使仅仅是尘世的胜利。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浅见的,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们获得侥幸的成功是不能持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根据人的动物本能宣称一切革命的导火索莫不由于经济原因,但其实革命并非由于饥饿引发的,而是由于相对吃得过饱所致。否则,1962年的饥荒中国何以没有爆发革命?那时的特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当时的四川省“头头”李井全“同志”承认,即使天府之国四川也死掉了两百多万。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饥荒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秦朝、隋朝和元末。从历史角度看,革命诚然是过激运动,没有经济危机,革命缺乏广泛的社会同情,也不能博得破产群体的积极投入……但革命者并非经济危机的产物,因为真正能创造历史的革命者多数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加入革命的,只有地痞流氓才会贪图打家劫舍的物质利益而加入革命──那些由于社会权力的真空状态而被卷入革命的群众,只是革命的惰性而不是动力。真正的革命者“不计成败利钝”,仅仅服从内在的道德与天命的呼唤。他身不由己、无从计较……当然,革命要获得成功,要诀在于抓住经济危机不放,还须通过动员来扩大经济危机,只要有利于革命,革命狂人经常呼应甚至勾结外族入侵,如列宁与德国签定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而两个“中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蒋中正和毛泽东,先后放弃了天文数字的对日战争赔款。那笔数字本来应该比八国联军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庚子赔款,至少高出一百倍,因为义和团暴动从1900年5月到8月只有几十天,而日本侵华则持续了十四年(1931─1945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朝要向英、法、美、日、意、奥、俄、德、比、荷、西等十一个“列强”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白银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社会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具有报应意味的是,《辛丑条约》规定的三十九年,二次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在自相残杀中彻底没落。如果按照《辛丑条约》的赔偿比例,日本应该向中国赔偿的一百倍,也就是十亿两白银的一百倍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现价,白银大约八美圆一两,一千亿两白银价值约八千亿美圆,八千亿美圆再加上六十年来的利息,按照不同的利率计算,总有几万亿美圆。
   
   新文化战需要权力的杠杆,但不是崇拜权力;实现新文化战的目标亟需坚强的动力,而新文化战的刻不容缓即在于它能为文明带来整合的力量。若不施行新文化战,则文明固有的能力且将不保,何况新的权能?物种之间的生物链、物种之内的生存斗争,一幅幅鲜血淋漓、前仆后继的运动,确实比人类历史更为波澜壮阔。生物不但是环境的产物,且能改变环境,试问今日世界上一切对人有用的东西,哪一样不是生物所造?诸如土壤、氧气、植被、生物圈,甚至人每天的食物和人自身的命运也是这样离不开生物圈。许多种族都已灭亡,仅仅留下化石,人类的远祖也是如此。如果全球文明放弃自己的责任,听任主权国家继续横征暴敛,未来的人种也会在环境骤变下耗尽生机,步上灭绝的后尘。这样恶劣的前景,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政治原则,预防人类灭绝的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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