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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房地产更可怕的超级大泡沫是中国共产党
·比房地产更可怕的超级大泡沫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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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霸道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四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ourteen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要确定未来百年的全球工作的方向,首先需要理解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危机。
   
   一般说来,在两个民族或政治集团之间出现对抗和征服,首先肇因于经济原因,诸如贸易、剥削、劫掠等等,其实这三者经常交替出现甚至互为因果;然后体现为政治与军事的冲突;最后则归结为文化的征服。军事征服需要政治秩序来巩固,如果胜利者政治昏暗则无法巩固征战的成果,这也说明了何以许多帝国在其创立者死亡之后顷刻瓦解。然而另方面,在多个民族或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交战和征服,则首先不是因为经济的贪欲,而是出自安全方面的急迫考虑,是为了获得防卫、保持盟友,并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均势──攫取经济利益只是一个长期的附带的目标,这也是中国战国史上的“合纵”与“连横”之争的背景。政治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若无文化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亦即“同化”,作为消化对方的器官,从而一劳永逸地完成整个兼并过程,则征服过程永远不能算是已经结束。这一点只需翻一翻史书就可迎刃而解了,文明的扩张与征服的历史都可为此作证。
   
   再来看看现代世界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帝国的经济战,未能决定世界的命运;甚至1914─1945年的“新三十年战争”也未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难题:这就是怎样在一群无法无天的强权国家(列强)之间建立有效的世界秩序、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在新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四十余年中(1945─1989年),“冷战”即政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态。可是令人失望的显而易见是,这种政治战也同样没有完成统合世界的事业。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导致共产主义阵营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匈牙利和波兰的解放、柏林墙的倒塌、罗马尼亚的武装革命,直到两年后苏联正式瓦解(1991年8月19日反改革政变失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共产主义的世界体系解体,冷战终于结束。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之所以在现代世界不能奏效,其原因也正如经济战及军事战之不能奏效一样,是基于这一原因: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为综合形式的总体战,虽然一个级别比一个级别更加狡诈,但它们毕竟只是主权国家之间尔虞我诈的战略手段,因而在功能上都是霸道及其运用。尤其政治冷战在二次大战战后的应运而生,不能不归因于核子武器的巨大毁灭力量所显示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前景,给人们心理造成了深远的恐怖影响,这明示双方无利可图、共同毁灭的前景。因此冷战作为政治战争不得不被列为首选。然而冷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冷战只是造成了对峙和分裂,却无法促进统合与同化。显然政治战争不能解决的世界难题,要留给文化战争来解决,而堡垒必须从内部予以攻破。能解决命运留给这个世界的难题者,则非文化性质的“王道”莫属,而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实是理想政治(王道)向现实政治(霸道)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在中国受到血腥镇压,但在同样受到苏联制度统治的东欧却激起强烈反响,直接促成东欧共产主义在半年之内全部垮台。
   
   请注意,在这里所说的“王道”决非口语中的“霸道”一词的对应物,或是廉价的宣传,而是文化征服的原则。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在于:霸道只根据自我利益的驱使而活动,但王道却出自更大的安全边界的洞察。王道的野心和包容精神其实要比霸道更大,如果说,驱使霸道的动力是权力意志,那么驱使王道的动力则是道德情操,后者是比前者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是人与禽兽的进一步区别。而较为狭隘的霸道旨在促进主权国家自己的权益,所以霸道对战国时代的病态所进行的医治只能加深其病态而不能治愈其病态。王道的掌门人则不是促进一己的权益,或某一集团的权益,而是完成世界之王的职能──这不是冲动或是闪电般的要求,而是世界秩序要求他这样做。
   
   王道是从霸道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霸道的的原型;但王道却要克服霸道,正如儿子要超越父亲──在霸道不能成功的地方,王道要成功;正如在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不能成功的地方,文化战要成功,并把成功传诸后代。王道的光辉预示新文明的曙光,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或臆想,不是艺人的搔首弄姿,而是解决人世危机所应运而生的活路。这样的新文明即是自然之子、天道之子。
   
   “王道”是优秀的政治品质,王者之道不仅是仁慈爱民的同义词,而且指“有效率的统治方法”,即真正的王实际遵循的道路,方法、原则、理想的综合体。时代差异、环境不同,王道的应用也有不同,然而百虑则一致,无非是提供世界秩序:王的道路永远通向礼制的天下统治。
   
   前面说过,军事斗争实为政治斗争的延续,而政治斗争又为社会斗争的延续。严酷的社会斗争,是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据我们理解,社会危机莫不由于文化失调引起。社会危机如果不能逆转,则终将引起秩序的解体和文明的衰退。社会危机发生的直接起因不是别的,正是文化的僵化所致。文化僵化的起因则类似人的中年危机,即生长的停滞所致;个人的生长停滞则引起消化不良或容易发胖。社会的停滞也是新陈代谢减缓的结果,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是“平等倾向”的产物。也就是说,贵族社会的新陈代谢较快,而平民社会的新陈代谢较慢,而新陈代谢最快的则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贵族社会像是少年,平民社会像是中年;文明的僵化多是平民社会的伴生物,因此促进社会进步的道路就是贵族主义向平民主义转化的道路。
   
   消灭战祸诚然只有用“武力”(止戈),但此种武力若无新的文明作为后盾,则止戈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反而只能造成拉锯的战祸:仿佛文明若不中断一下,断难承衰起敝。唐宋古文运动,复古三代秦汉,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明中断了中国的本土文明;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宗师希腊罗马,是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中断了欧洲的海洋文明。据此颠覆性的命运,王道的核心任务不是修修补补、粉饰太平,而是创立新的文明、普及承衰起敝的德音。新文明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以“礼制”不属文化范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其余内容将从这一新的关系之中应运而生。
   
   这样看来,未来百年的统合不能由“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更不能以“恐怖战”来完成,而只能由“文化战”来奏效。因此“文化战”既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开动宣传机器”的同义词,而是一个真实的战争:文化战其实包括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全部内容的总和,而犹有过之。作为“超级恐怖战”,文化战是一种没有恐怖手段的战争,但又具有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所不具备的综合内容,并不惜采取一切可行手段来促进新文明的诞生。文化战统合了新意识形态、新社会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新的天人关系”,以达成全球整合的宏图,其战略战术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就是说,凡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保存它;凡不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消灭它:不论它与王者的先前关系如何。由于王者的新文明实为“因情设施”、“因地制宜”的产物,不是一厢情愿的斗争策略,所以机会主义者无法实现天命。文明的德音声被四夷,不是仰仗文革式的宣传和免费派发毛选,而是通过新技术合成的生活方式。那时,一种新人自然诞生,完全符合《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所谓“懋昭大德”,就是勤勉地普及新的技术;所谓“建中于民”,就是确立礼制于人民生活──王者因此成为文明兴衰的路标。
   
   关于这些要义,荀况有很好的说明,他的思考从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出发,很重视吸引人民来归。他说:“无人则土不守”(荀子《致士》篇);又说:“王夺(争取)之人,霸夺之与(盟国),强(列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篇)要想争取更多的人民来归附,荀况认为重要条件有二:一是政治修明,整顿纲纪,“则近者竞亲,远者致愿”(荀子《富国》篇)。相反,“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篇)二是与民休息,不夺农时,“使民夏不宛喝(音褐,中暑),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耽误农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荀子《富国》篇)
   
   先秦战国时代,四处分裂、漫无秩序,背信弃义、残酷嗜血。无独有偶,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与其相似乃尔!主权国家横征暴敛,全球范围的恶性角逐导致物种灭绝。惟有礼制降临、统和世界,方能为全球带来和平。讲信修睦的秩序,可以帮助人类精神的重生。《礼记·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可见议礼、制度、考文是天子所带来的。从“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下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节看,这显然不是春秋战国的理想,而是秦汉一统的现实。再往下看,则是孔子思想的延伸:“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由此可见,《中庸》乃是现实与理想的高度结合。《中庸》是一个范例,说明新的时、位、所,需要新的议礼、制度、考文,来满足自己时代、位置、场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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