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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贺信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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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记民主墙的一场行动
·再发此文以感谢“实地摄影大师”——王瑞30年前所摄的珍贵照片首次发布
·徐文立:司马老的道德勇气是极其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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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钧:中国人应当学会对话,学会谈判——大政治、大智慧、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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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问候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晓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骄傲,我们都愛你们!
·賀信彤:臺北之夜雅典娜——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台灣隨團漫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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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现在的中共太子党还不完全是清末的八旗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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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人类正常社会秩序」系列节目专访 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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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天命——一家之言
·「天命如何知——一家之言」部份反饋
·終結中共專制統治,是我們和香港民眾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深謝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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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在罗德岛州詹学院演讲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是一个中国人,这里在座的有好几位中国的学生,所以我倍感亲切,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美国就有一个问题,不大能吃得惯你们美国的饭。但是有一种东西我吃的比较惯,也喜欢。就是美国朋友很喜欢吃的那个甜食,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在你们学校吃了三块甜食,听说还是我们这儿的同学做的,所以我知道我们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传统,不但教给了所有的年轻人,也教给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们有非常实际的能力。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实际的有力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可千万不要学我,因为我只有坐牢、坐监狱的本事。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坐两次监狱,而且坐16年,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选择我这条道路。但是我知道美国的一些先贤们曾经说过,总是要有一些人要牺牲自己来服务于大众,所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很多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今天就讲一个我自己最艰难的选择,那就在1985年,那时候我已经在监狱里了,当时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犯,把我关在一个六平方米的牢房里,他们很怕我会对其他人会有影响,所有的犯人不能接近我,就是看管我的警察也不能随便进我的房间,因为他们怕我把他们变化了,我这个人演讲也不用稿子,所以我平常说话会更不用稿子,所以他们特别怕我用我的语言去把那些人给说服过去,当然今天的讲话如果没有稿子确实会给我的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在我讲话之前不让他知道我讲话的内容,当然也可以看出他中文有多好!所以在这样六平米的房间里,我就有个机会,看书看报的同时我就可以写一点东西,我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当时的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关在监狱里的人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现在大家都知道叫徐文立,那时侯给我编了一个号叫“001”,他们每天在外面要写我这个001的每个行动,我今天起床了,我迭被子,我看书看报,他们都要在外面记上001都做了什么,我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有10万字,这本书写了之后,我用了非常巧妙的办法把它带出了监狱,这本书在美国发表了。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监狱里头非常的生气,当然监狱的那个上司更生气,所以他们一定要我讲出来这本书是怎么写的,然后是怎么带出去的,所以他们就把我从一个六平方米的房间挪到一间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去了。这个三平米的房间大概有多大?一个单人床大概稍微再长一点,也就是只供你倒下去睡觉,余下不足一米的地方供你活动。而且这五年不允许我见我的妻子和女儿,整整有五年我在这个只有三平米的房间里,那个楼道里一共有十几个这样的房间,这十几个三平米的房间全部的没有人,都把他们给搬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犯人,坐在我的门外面能够监视我,所以安静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它的声音,而且那个房间是一个地铺,所以有一次晚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老鼠顺着我的胳膊上爬到这里,我想他是想咬咬我的耳朵,当时感觉很凉,我一机灵,动了一下它跑了,人生在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一点乐观的,我当时并没有被这只老鼠所吓倒,我反而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的女儿,在中国的说法来说她是属老鼠的,我想,是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来了。这五年当中他们最重要的是希望我把是谁帮我把这本书带去来讲出来的,我要作出拒绝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这期间我的女儿要去作一次大手术,在中国要做大手术必须父亲母亲是要签字的,虽然有我的夫人在外面,但是你们都知道任何一次大手术对生命都会有危险,可惜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很不希望她手术的时候她就死在手术台上,而成为我永远的分别,我的女儿也非常想见我,她那时侯还很小,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监狱,他们没有允许我见到女儿,因为他们显然希望我因此屈服。当然一个手术并不见得让人死亡,但是也确实有这个可能,对于父亲和女儿来说这是非常揪心的事。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难抉择的事,但是我想人的情意,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情意比什么都重要。另外这本书带出来肯定和我的夫人也是有关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夫人,但是我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他会保佑我的女儿平安度过这次,所以我咬紧牙关度过了这个考验。
   我想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的道路非常的长,当你们也会遇到种种考验的时候,你们只要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你们就咬紧牙关度过这一关。我想到那时侯你们会保佑上帝保佑你们。但是我要告诉朋友们,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经历。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比原来是好得多,但是它依然还是处在一个党专制的这样子社会之中,现在大家都听说过一种病SARS,这病是很可怕会传染别人,但是中国共产党那个政府却可以把这样的事情掩盖压制了有七个月之久,所以这样的一种专制的一种做法比那个病还可怕,所以会搞得我们中国人见了人会感到比别人矮一头,现在一听中国,一听是中国人,一听中国的东西都要远离,所以中国共产党这种专制的做法使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受辱。
   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创建的中国民主党还有38位领导人在监狱当中,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提一个要求,不知这个要求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允许,希望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为我们在监狱当中的一个领导人呼吁一下,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他们,这个人的年龄跟我差不多,身体很不好,他现在被关押在中国北京的第二监狱,如果你们给北京第二监狱写信,如果你们给中国政府写信,希望释放这个人,那么作用是会很大的,他的名字叫查建国,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我代表他,代表他的亲属向你们表示感谢。如果你们每个月、每年坚持地要求释放这个人,那么中国政府不会也不敢于轻视你们的意见,如果我的同胞,那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在这里学习也这样做,我想你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一个年轻人有正义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一个人到底有多大本事、有多少钱,是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恳求朋友们能帮助我做这件事情,我想我讲的太多了,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也讲一讲,我愿意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希望这中午的时刻,我刚才的话没有让你们犯困。谢谢!
   我在监狱当中一共十六年,但是有两次被释放,包括这次。第一次是在1993年,第二次在2002年。1993年是正好中美有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谈判,当时你们的副国务卿洛德,他曾经任过美国驻华大使,他当时代表克林顿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要求释放我,当然在1993年之前,美国政府、欧洲许多政府、还有世界上许多许多国家的政府,另外人权组织、国际大赦,为我的释放作出了长期的努力。你们知道当时有一个叫邓小平的,他听了他的两个谋士:彭真和胡乔木的意见,一定不要叫徐文立这个名字在中国在世界上流传起来,他们说徐文立和波兰的瓦文萨一样危险,因为有这样的说法以后,中国国内的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当85年我写了这本书,使我在外面有了一定的影响,还有各国的领导,大赦组织人权组织的帮助,所以是我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名气,所以当时美国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税,我知道当时的美国国会是坚决的通过决议,不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时是每年审议一次,我知道你们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会有国会的权力,你们总统还有权力否定这个国会的议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中国的商品要拿到美国来卖,如果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只收8%的关税,得不到这种最惠国待遇,要付40%的关税,比如在中国的产品如果是100块钱,得到这种最惠国待遇,只要108就可以拿下来,如果得不到这种最惠国待遇,100块钱的东西到了美国就要140块钱才可以买到。 所以当时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有几十亿,减少32%是多大的分量大家可以计算出来,所以中国政府为了取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让克林顿否定美国国会的这个议案,那么他觉得还是释放了徐文立比较合适,另外当时北京很想申请2000年的奥运会的申办权,当时中国准备在9月份的投票中获胜,所以在5月份就把我释放出来,后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成功了,所以在最惠国待遇的诱惑下,另外为了获得申报奥运会的影响下,所以93年5月26日我就出来了。美国的各大报纸都作了报道。

   现在中国人都带着口罩,中国的军人穿了军服不可以戴口罩,有外国人照相的时候要把口罩摘下来,这在你们美国是不可以想象的,你们美国朋友说我要坐在这个地方,其他人说你不可以坐,那么都会特别愤怒,感觉到个人的自由受到了侵犯,而你们作为一个美国朋友如果到中国去旅游不会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你们不是中国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哥哥比较早地参加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每天都要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一定要说过去的错误是因为
   (未完)

此文于2006年08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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