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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在美国布朗大学主办的中国“六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2004年5月29日)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先向你们介绍此次纪念会特邀的中国嘉宾:郭罗基教授、陈小平先生、谢中之先生、李进进律师、王有才先生、易改先生。

   郭罗基先生是原中国北京大学教授,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上的先锋,由于他坚持民主的改革方向,所以他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长期压制,现流亡在美国,是哈佛大学的资深研究员。下面,我们请郭罗基教授向布朗大学赠书,由沃森国际研究所的所长汤姆斯先生代表布朗大学接受这份礼物。

   女士们,先生们!

   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在中国、在北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想在座的美国朋友不算很清楚,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年轻的一代,也并不是非常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们将有幸看到中国国内通过香港传来的最新的一个VCD光碟,这个片子是“天安门母亲们”怀念自己儿女的纪实光碟,因为原片比较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地放送,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段,大概十分钟左右。

   这些“天安门母亲们”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制作这个纪实光碟的,所以在此,我代表我的朋友们、代表所有的中国人、还有美国的朋友们向“天安门母亲们”致敬!

   (播放“天安门母亲们”怀念自己儿女的纪实光碟的片段)

   女士们、先生们,

   我知道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潘恩,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常识》。

   哪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政治并不深奥。

   英文当中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事情,反而是简单的。”

   在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们作为一个人难免会做错一些事情;当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并不需要别人讲,你做错了,你自己就能够知道,那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良心”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你做错了。

   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个片子,可以知道在1989年6月4日,在当时的北京发生了些什么?我们看见了、也听见了那位当时17岁男孩的善良的母亲说的话,人受伤以后不许抢救,居然说“就是死了,也不能够抬出去!” 那么是为什么呢?我想责任不在那个军官身上,因为是他的上级指示他,不能够把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当中打死过人这件事情的真相暴露出去。15年都过去了,决策人邓小平已经死了,江泽民已经从最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虽然他还是军委主席,用我们中国话来说,他还是个“太上皇”。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国主要的领导人有两位,一位是胡锦涛,一位是温家宝,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可是15年过去了,当时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有的已经死去了,主要的屠杀责任者并不是他们,那么,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偏偏在6月4日这天非常害怕,大家不可以想象,像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人,在他们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们在“清明节”前居然把“天安门母亲”又抓了起来。在中国,“清明节”是人们怀念自己逝去亲人的日子。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布朗大学学生的家长,都是学生的父亲和母亲,如果哪位的孩子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突然去世了,作父母的一定很悲痛,每年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怀念他们、想念他们。何况,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如王楠的母亲那样的“天安门母亲们”,儿女是被中国共产党政府枪杀的,被坦克、被机关枪枪杀的。他们的儿女在那个时候被枪杀了,十五年了,她们怀念她们的孩子,在“清明节”的时候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怀念自己的孩子。然而,中国共产党政府却非常害怕她们怀念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清明节的前几天,他们把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还有丁子霖女士、黄金平女士都了抓起来,不让她们怀念自己的孩子。虽然,过了“清明”,他们把三位母亲放了,但是这就妨碍了她们在“清明节”时怀念自己死去的孩子。

   孩子死了,被枪杀了,作为母亲连哭一声自己的孩子的权利都没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孩子让他们枪杀了,母亲哭、母亲怀念,这就是潘恩先生说的,这只是一个常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可是胡锦涛们不懂得这个常识,虽然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不懂这个常识!

   也许,他们懂得,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他们把在中国保持住那个One party ,也就是“一党专制”看得比什么都要紧。

   中国现在在经济上确实有一些进步,但是在基本人权问题上却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漠视人的生命、不许人怀念自己死去的儿女的政权,它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仅想吃得好,穿得好,特别想自己的心里比较痛快、舒服,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良知的问题。有没有良知在?有良知,就承认事实;没有良知,他就否认事实。

   我个人把良知看成是人的高尚品质之一。

   所以,我希望胡锦涛、温家宝先生,既然你们受过高等教育,你们应该有基本的常识,拿出你们的良知,承认这个事实,为中国人民做一些好的事情,那就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的罪过,改正你们对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结论。

   道歉,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美国朋友天天会说:“I’m sorry (我,对不起)!”

   我希望胡锦涛、温家宝有这种勇气,拿出自己的良知,我不是乞求他们。我想,只有像“天安门母亲”这样的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有一点良知。

   因为“布朗大学”有良知,因为“沃森所”有良知,才可能在全美著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布朗大学”,为我们中国人举办这样的“六四”十五周年的纪念会。所以,我代表在座的所有的中国的朋友感谢“布朗大学”、感谢“沃森所”的这份良知。

   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

   我谢谢这位先生,也谢谢你肯定了我们这些刚刚走出监狱的异议人士的坚强的意志。但是,我也要说,我们这些人也会变的,我们也难免会犯错误。

   我认为,从89年、当时是学生领袖的一些人出来之后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他们当中一些人也依然有坚定的信念,不断地为中国的进步,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在奋斗着。

   他们当中少数人,当然,也和我们当中的少数朋友一样,由于来到美国,开始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意志有所衰退,有所减弱。

   但是他们多数人年轻,与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一些人比,他们有更好的优势,他们的语言比较好,他们比较聪明,他们更善于接受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我想这位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更多地是看到了一些在前台表现比较多的一些人。有一些人正在学习,想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一旦在中国有机会的时候去表现、去施展。所以,我希望这位先生既不要对89的年轻人过分失望,也不要对我们这些78、79年的人过分夸赞。应该承认,每个人在他生活比较优越的时候是会有一些懈怠,请你们原谅。我知道有许多年轻朋友,他们作得很好,比我做得更好,比如我刚才介绍的李进进先生,他在美国取得了法学博士,已经在纽约做一个真正的律师,在开业,我知道在美国当一名律师很不容易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看到除了前台,还有后台的许多人。他们将为中国的未来起到他们特殊的作用。哦,相信你能看得清楚;当然这位先生的善意批评,我也会带给我的那些年轻的朋友。六月一日,我将去华盛顿,我会和年轻的朋友们见面,我会告诉他们,你有这样的意见,希望他们改正。

   二,

   刚才这位先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把前苏联和中国作了比较,因为它们都曾经是、中国现在仍然是个One party 的国家,经历过1989年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前苏联过去也表现得非常“强大”。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发展了二十年了,但是它现在还是比不上前苏联的,还作不到如前苏联那样和美国进行抗衡,我们知道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前苏联“强大”地把导弹放到了古巴那个地方,但是到了1989年它就突然崩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也会出现前苏联那样的状况。我相信,你们可以看到,突然有一天,像我这样不允许回国的人也会回到自己的祖国的,因为这样One party 的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非常善于掩盖事实的真相,就像“六四”这样杀人的事情,它可以不承认,中国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你能想象SARS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病传到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外国人居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危机存在。你们表面上可能知道中国的美元储备很多,可是你们却不知道中国的国有银行现在的贷款,特别是贷给国有企业的款,已经让他们的银行没有钱了,他们现在虽然允许一些私人企业存在,也有小的发展。但是它主要的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它经常拿国家的钱去投入一些不能够有发展的国有企业之中。

   我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中国的有些官员来到美国,觉得很不自由,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可以把公家的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罗德岛州的某个官员因为几千美元的事情,州长就不可以当了,美国有赌场、妓女,但是美国的官员们不敢去做这种事情,如果想去,也会偷偷摸摸地不让人看到,可是中国现在的官员可不是这样,他们公开把公款放在自己的腰包里,公开地去赌场,去找女人,所以,中国官员的腐败,总会有一天也会让中国像前苏联那样突然崩塌。

   谢谢大家!

   (贺信彤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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