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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2006年1月17日)

   一, 在陆光武事件上,我确有惜才而放弃某些政治原则的错误,我完全接受王希哲先生和国内莫建刚、吴玉琴、廖双元及各位朋友善意的批评和严厉的警示。

   二,但是有些情况和历史,我觉得也有必要向各位同仁作出负责任地解释,否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能作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 正如王希哲先生所证实,徐文立有关陆光武事《答洪哲胜先生问》,是2005年12月13日 。显然,发生在(博讯2005年12月31日)国内有关陆光武事件声明之前。由于国内资讯不畅的原因,国内朋友将我给洪哲胜信,误认为在廖双元等20余人声明之后,那是可以谅解的。

   (2) 2005年12月13日,我在陆光武发来的有关《中国人权白皮书》一文之后,就发现了有“中国民主党国内总部主席陆光武”这样的署名。我当即电告在台湾的燕鹏,指出陆光武自称“中国民主党国内总部主席”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接受的。燕鹏可以证明。

   (3) 凡是看过陆光武所撰写的《中国人权白皮书》,恐怕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文献写得是好的。我们不应该“因人废言”。陆光武的矛头是直指中共的独裁政权的,对于中共政权历年迫害人权的历史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对于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的阐述也是较精辟的,对于反驳中共所炮制的《人权白皮书》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评论任何事件和个人的时候,不要“以偏盖全”。有一分错,说一分错;有一分好,也要肯定这一分好。

   (4) 由于我对陆光武撰写《中国人权白皮书》所表现出的政治才情的偏爱,就勉强地认可了“国内总部”的这个提法。其中,有不赞成现在“急统”也不赞成现在“急独”和强调“台湾是国内”的这一层含意的考虑。所以,我特别在《答洪哲胜先生问》中,作了以下表述:“‘中国民主党国内总部’是处于台湾海峡两岸目前均认可、国际社会只认可的中国国内的、最靠近中国大陆的、隶属‘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领导的、主要服务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组织。”另外,在国内外都有把政治组织的名称叫得越大越好的倾向,陆光武又不是第一人。本着“重其实、不重其名”的考虑,也就勉强地认可了陆光武那个什么“国内总部”的提法,为防范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于2005年12月13日在《答洪哲胜先生问》的信中,我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国内总部”这个名称是台湾同仁自取的,“海外流亡总部”只是认可而已。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其中的勉强成分;二是明确了这个“国内总部”是隶属于“海外流亡总部”领导下的服务于中国大陆同仁的一个“特殊的组织机构”。三是强调了“海外流亡总部”和这个“国内总部”一样与中国大陆的各级、各地中国民主党组织,均不存在隶属关系。

   (5) 从附件一,我给燕鹏的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我在2005年11月22日建议燕鹏:为在台湾建立“中国民主党台湾党部”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服务于中国大陆逃亡的同仁们,决无在台湾建立什么实质性的“国内总部”的意图。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了什么“国内总部和总部主席陆光武”,燕鹏先生是知道的。但是,勉强认可“国内总部”的这个提法的错误的责任完全在我。

   (6) 2005年12月16日,当我接到燕鹏有关“陆先生已进入一种假想状态中”,并因他所撰写的《中国人权白皮书》经我们发表,他已迅速膨胀自己的政治欲望、毫无商量余地的时候,我当即通告燕鹏和党内当时在海外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干部,立即终止了和陆光武以及所谓的他的“国内总部”的一切联系。正如王希哲先生所述:“只是考虑可能引起的震动,尚未及向外界以适当方式作出澄清说明。当然,这不能作为掩盖错误的借口。”

   (7) 鉴于海外并非像国内朋友想象的那样有什么丰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援助,至少“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至今没有收到过外来一美分的经济支持。“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全部的财政支出和对国内的受难同人的经济帮助,几乎全部出自于我个人的工资所得和其他同仁的工资所得、和极少的党费;只有对国内的受难同人的经济帮助,少量来自于个别热心人的捐助。为民主事业在海外默默工作,没有报酬、不计辛劳、常常工作至深夜2、3点钟者,海外还能有几人?还能为此全力付出自己的精力和财力的在海外还能有几人?我这个“召集人”,是名副其实的“着急人”。所以,海外有一位也曾当过什么“主席”之类的人曾调侃说:谁当“主席”,谁就是疲于奔命的“孙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办公室曾悬挂、今天在其网站依然悬挂中共五星红旗的、自称“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主席王军和也曾悬挂中共五星红旗的、自称“中国民主党总部”的谢万军都挣“沾了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在苦难中流的血”的“大钱”!近日,王军和谢万军为争夺“政治庇护”的生意,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冲突,下月将对簿美国公堂。

   (8) 当然,并不因为海外“没有报酬、不计辛劳、全力付出自己的精力和财力为民主事业工作、常常至深夜”的人极少,并不因为我和其他一些朋友不愿意去当什么“主席”,海外的民主组织就可以不遵循现代民主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为此,我必须指出:我曾任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主席”一职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全体党员在红色恐怖下,按民主程序“签字选举”产生的。我现在担任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集人”是:2004年11月9日至12月3日经过中国民主党海外党员以“网络选举”方式“三读两议一决”、中国大陆122位异议人士热忱祝贺而产生的。在中国国内是红色恐怖,在海外是没有任何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实行的民主程序,我认为,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基本原则。至于有一些朋友由于不甚了解情况,而提出的疑问甚或指责,那完全都是可以理解的。

   (9) 然而,有些人并非不了解情况,而硬要拿什么“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来混淆视听,且盗用了他人名字签署“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声明的极个别人,是不可以谅解的,我期待他的忏悔。

   为此,我不得不说一点中国民主党创建的历史过程。

   1949年以前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五、六十年的历史。

   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为此,许多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却至今人们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牺牲者的英名。他们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恶的档案之中。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任何建立民主政党,而为此努力的人们,均是继承者而不是首创者。

   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中,我们这些后生充其量只是民主之子。

   有关建立当今“中国民主党”的努力,应该追溯到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与会者有秦永敏、傅申奇和两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国内人士。当时,他们准备成立的政治反对党,就称为“中国民主党”。与闻者有我徐文立。

   1981年6月10日至12日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和另一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参加的“甘家口会议”就是为了建立政治反对党,虽然它的名称不叫“中国民主党”。我为此原因和其他的原因,如联络全国异议人士、主办《四五论坛》和《学习通讯》、营救“民主墙”三位著名异议人士、在北京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中共三十周年大庆之日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企图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在香港著文为齐白石、郭罗基鸣不平……,而成为“民主墙”时期判刑最重的人——15年徒刑,4年剥权。

   然而,对“甘家口会议”事先并不知情的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为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其中尤以王希哲先生为重,被判刑14年。事后,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却宽容我防奸不力的严重错误,从未对我有过半句的抱怨和责备,更令我自责和羞愧。

   1993年5月26日我被假释,第一次出狱。

   1993年5月26日至1998年6月26日,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主张以“广交友,不结社”;再到“广交友,缓结社”为掩护,为建立政治反对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社”,就是“党”;“缓结”,就是一定要“结”。这是极其明了的。有些人可能读不懂,有些人可能故意读不懂,但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使得我出狱之后的日子,几乎天天处于中共警察的包围之中,不得不与他们捉迷藏,尽力摆脱他们的监控。

   1997年11月29日我接受《路透社》记者艾伯乐采访之后发表的纪要,以及1998年1月9日与在香港的韩东方的电话对谈,1998年4月21日接受旅法记者安琪在美国的越洋专访,都是为了提出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纲领:“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和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供各地朋友参考。

   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个“派”实质上就是“党”;这个“派”与“党”,只是一寸之遥。可能,有时我在政治上某种提法上的改变,使得有些朋友觉得有些突然。我想,是凡对中国大陆红色恐怖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活动,在一些带有实质性的政治行动出台之前,都一定会放些烟雾弹,一定会“守口如瓶”。所以,一旦提法上有所改变,难免使得一些观察不细的朋友会觉有些突然,包括原来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王炳章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奇怪的。然而,对此故作文章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从1978年12月16日撰写《四五论坛》的发刊词:“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就是《四五论坛》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王希哲、孙维邦、秦永敏诸同仁在广州、青岛、武汉等地建立《四五论坛》分社;到1997年底至1998年初与秦永敏等全国同仁们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再到1998年11月9日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并与秦永敏等各地同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党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看得比有些人清楚,使得我再次成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案”被判刑最重的一个,我再次被判13年徒刑,3年剥权。这其中,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治反对党是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判我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最怕有组织的政治(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的反对力量。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共同的政治默契,我才有可能和武汉秦永敏等各地朋友们有那样默契的配合,1997年底开始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系列没有组织的组织:1997年12月20日促动建立独立自由工会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不间断的“空中民主墙”和半年近500期的《中国人权观察》和各地《中国人权观察》分站;由秦永敏1998年6月20日正式举起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和1998年9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在此期间,我和秦永敏还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们不断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关押、跟踪、抄家……,同时承受着个别并不干实事的人的干扰和一两位颇有些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横飞而来的无端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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