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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运整合问题和高寒等讨论二则

2006-4-16日


   目录:
   1、徐水良:高兄仓促,有失水准
   2、徐水良:再说穿一个秘密

   附:高寒:海外民运后期的反省——批评魏京生

徐水良:高兄仓促,有失水准


2006-4-16


   这次高寒等朋友网上讨论,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而是很希望看到高寒兄有水平的论述。但看完后觉得高寒这次的东西虽然仍高于一般人水准,但按高寒水平,本来是应该写得好得多的。可能高寒这次因为意气,仓促上阵,实在有失水准。
   高寒的主要缺点,乃是书生议论,空谈不切实际。所谓不切实际,主要是没有从狭义民运圈实际上已经沦陷,已经是沦陷区,已经在中共控制和领导下这个客观实际出发,来进行论述。
   其实,高寒讲的许多东西,这些年我们试验实践了许多年,都失败了。可以说,我们出国多少年,努力了多少年,期间的艰辛曲折,一言难尽。然而根据普通人的道理进行的试验,几乎全都失败了。也就是说,一般人的道理,似乎有道理,但实践结果全部失败。现在高寒兄和这里网上的朋友仍然要空谈这些道理,我几乎连听和看的兴趣也没有。这些年我一直在总结教训,但除了从反面断定这些似乎是道理的道理全部不是道理以外,迄今没有找到正面的解决办法,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敢像高寒这样来谈论。
   至于老魏,我觉得过去他被中共及其地下势力大肆丑化,缺点被夸大,优点被抹杀。但是,要老魏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切实际。我曾经设身处地地设想,如果我处在老魏的地位会怎样,虽然我自信我会比老魏处理得好很多,但仍然很难或者说没有把握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政权,没有一个有政权的根据地,很难对付极端专制的中共以国家力量对我们的渗透、控制和破坏,很难改变狭义民运圈已经成为沦陷区这个客观实际。我们至多能够做到的,只是不像老魏那样完全陷入他们的包围,不至于达到老魏承认的那样“用人不当”的程度,但我们有把握的只是,能带领一部分真正的异议人士,撤离沦陷区,重建“根据地”。
   不从狭义民运圈已经沦陷这个客观实际出发,什么联合,什么制度,什么财政,都是空谈 。
   至于高寒在这里最后的建议,即重要的领导人物联合起来,过去试过许多次,都失败了。目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有无可能再试一次?我觉得再试一次无妨,但千万不要认为一定会成功。其实,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得多。没有失败的思想准备,并且做好防止失败以后的破坏性后果,那再试一次,恐怕产生的负作用可能更大。
   我长远以来的看法,认为大家先在一起做实事,然后根据做实事需要,再考虑可能的合作,恐怕更切合实际一些。至少,这段时间我和老魏,王希哲等一些朋友在网上并力作战,大大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不少误会,在许多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取得相当作战成果。就是对这个看法的一个有力支持。
   确实,国内面临大变,迫切需要反对派做好准备,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队伍。但是,这仍然只能在客观实际允许的可能范围内努力,不是根据空想,就能立刻形成强大的反对派队伍的。
   像草庵那样讲空话容易,做实事难。他空谈迫切需要形成强大反对派队伍这种大家早已清楚的道理,却以为大家不懂他的空谈道理,对反对派无知透顶自以为有知!这种人和他的空谈胡闹,有害无益。
   
   现在事情多的做不完,没时间空谈。如果是无效空谈,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做事去!
   跟帖:
   如果有人每年提供200万美元,民运仍然不能统合重建吗? 拳头
   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会斗得更厉害!不过,你如果给钱找对人了,也许大有作用。 徐水良
   你老明鉴,给钱不说给谁给一群人,没有不吵翻的 大河

徐水良 再说穿一个秘密


2006-4-16


   再说穿一个秘密:
   关于民运联合问题。我在国内时,一再对中共公安说,你们拼命打压民运,把民运搞垮、搞瓦解,使中国未来一旦发生大变化时,没有一个理性的领导力量,引导中国理性转轨,就会发生非理性的无序大动乱,对共产党也并没有好处。希望他们给民运一个活动空间。否则,你们今后想与反对派打交道,动乱来临时需要反对派帮助,你们连个谈判对象也找不到。我知道我的这个意见当时不可能为共产党接受,但我仍然几次要求南京公安把这个意见转告中共最高领导。
   显然,这些年来,中共情报机构一方面坚持拼命打压瓦解政治反对派,一方面也感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年来,他们又拼命要组建一个由中共控制领导的统一的政治反对派组织。这么多年来鼓吹大联合的,主要就是中共的地下势力。胡安宁2002年的大陆之行,接受三反一温和,领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任务。但是,由于他们打压消灭反对派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民主事业没有任何好处,只能遭到我们的坚决反对。说实话吧,胡安宁把我当作反对破坏中共和他的这个大计的主要敌人,几年来全力攻击我,除了他想当然的许多幻觉以外,确实有这个事情。我就是不能让中共的这个阴谋得逞。
   当然,中共如果真心想要避免未来的无序大动乱,那么,他们必须改变指导思想。不要总是竭尽全力消灭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建立他们自己领导控制的反对派。他们必须同意让他们的地下势力接受真正的有能力的政治反对派领导;至少,不能起捣乱破坏作用。这就是政治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程度的合作底线。就是说,反对派必须是真正的反对派,这样才可能有这种一定程度的合作。否则,如果他们坚持组建由他们领导和控制的反对派组织,我们就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也有能力让他们的这个阴谋不能得逞。希望中共地下势力将我们的这个底线转告你们的上层领导。
   希望胡安宁也把我的这些原话转告你的上级,不添油加醋也不隐瞒减少!
   (以上两则首发《独立评论》,有修改)
   附:

高寒:海外民运后期的反省——批评魏京生(之一)


2006-4-11


   
   引子
   这里的所谓“前期”、“后期”,取自魏京生先生的如下论述“海外民运前期的失败,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泛民主化。”显而易见,他是将他之来到海外视作这“前期”、“后期”的分水岭的。
   与魏京生先生看法稍微相左的是:我认为不仅对他不在其位的所谓“海外民运前期”应当总结和反省,但对他参与其中的“海外民运后期”也——甚至更——应当进行总结和反省。
   我们不是对当年八九的学生娃娃们总结反省得头头是道吗?那为何当需要总结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时就那么艰难和痛苦了呢?
   一、总结反省有控制、有限度地公开进行将利大于弊。
   只要不涉及机密事项,一定限度的公开总结反省将利大于弊。一来海外民运迄今并未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内部”意见反馈机制,二来民运自身的健康发展也须臾脱离不开外界的监督,三来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总结反省严格说来其实并不仅是通常号称“民运”这个小圈子的家务事。所以,只要把握适度,不受干扰,这种反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体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进行。
   二、魏京生先生的优点及长处
   毋庸讳言,我这次打算重点批评一下魏京生先生,我认为他对目前海外民运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战斗力极大地削弱的现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不过在批评之前,我要特别提及作为批评对象的魏京生先生的优点及长处,对他的这些作为其基本素质的优点和长处,本人是打心眼深处由衷地敬佩和尊重的:
   第一、在专制邪恶势力面前、在强权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第二、作为中共高干子弟,难得对今天的中共专制政权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抱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有相当的才气。
   本人对魏京生先生的批评,将在绝不否认并予充分肯定他的这些优秀品格的基础上展开。甚至完全可以这么说,正因为魏京生先生的上述优良品质,才使我痛感有站出来扮演“黑脸”之必要、才使我痛感有对其加以狠狠地批评之必要。换言之,无论我下面的批评将如何尖锐,但人们都不能据以视为本人会否认我的批评对象之上述优点及长处,恰恰相反,它们正是我的批评据以建立、得以提起的一个大前提。

高寒 海外民运后期的反省——批评魏京生(之二)


   

2006-4-11


   
   三、“解码器”和“分析经”
   我的这篇漫谈性文字,将以我之亲历的海外民运为脉络、为感受来展开。毫无疑问,它将会涉及到一些人和事,对其中当批评者(不限于魏京生),本人决不客气。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批评,这些反思,还仅属高寒这一只眼睛看民运(海外),仅属某“解码器”对同一信息源的解码结果。因此它也自然得接受时间的检验和人们的评说。
   同时,此文将按照我所喜欢的“分析经”——如果没有发明人,那么本人就是——来进行:第一是事实判断;第二是价值判断;第三则是功利判断。对于事实,我将力求准确,并尤其欢迎被批评者质证;对于恕不公开的证据,只要当事人否认,即行拉倒,只当没有,并愿为其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责任。对于价值判断和功利判断,则欢迎辩论,寻求共识,尊重多元,不求一律。此外,本批评者欢迎反批评、欢迎炮轰。
   四、批评魏京生(1):硬将一个本来很大很大的格局弄成一个“魏”姓个人小圈子
   我当然是指的那所谓“魏京生基金会”及其背后所支撑着的某种文化。在我看来,这是魏京生出国后走出的最大一步臭棋,此棋之臭是毁灭性的,其失败更是战略性的。
   这么说吧,退一万步,就算全世界支持中国民主的捐款人都只认你魏京生个人才肯掏腰包,你这个基金会也只能以“中国民主”什么的,而不能用自个儿的宗姓冠其名。我这里还纯粹是从功利评判——能否稳定、持续地搞到大钱——上来着眼,尚未丝毫涉及怎样摆正你个人在中国民运中的位置这个价值评判。须知,离开了中国民运这块金字招牌,你“魏京生”就至多不过是个曾经为中国民主受过难的“人道救援”的主儿。这不,一年9万划到你名下,还不知这个数来年保不保得住。
   别跟我扯什么“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讨好中共这些个推口鬼话!难道在97年底,它“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本性就不是唯利是图了?那时包括克林顿在内的大国总统接见任你挑,台湾阿辉伯排不上号还干瞪眼;全球传媒采访排了好几条街(排队百多号还不好几条街?)他张林给你当秘书那几天就专干给记者发号牌这苦差。试问,你当时在纽约“牛”上了天,其源何在啊?说穿了,不就因为你背后有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吗?这笔资产的代号就四个字“中国民运”。就拿当时某记者肉麻地拍你的那个马屁——“中国民主之父”——来说,若没了前面的“中国民主”,换成魏氏宗亲旗号,她这马屁还拍得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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