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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印刷品中的共祸史料
……
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一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相信什么亩产36000斤一亩的稻谷,经过与地委书记再三讨论,打了折扣,还把全省粮食总产量估计为×××斤,事后看来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实际上我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假话”,这是由于发热,头昏所造成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不信,請同志们想一下,当时那个省不是向中央报告增产一倍以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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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对他的一个秘书说:
“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他好打击人。
现在延安发来的整风文件中,提什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反对无情打击、残酷斗爭’一些话,
那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
还不是那一套?
我过去是尝过毛主席打击的滋味的。
你加入党的时间还短,
很多历史情况你不知道,
不要相信那些漂亮的话。”
……
“毛主席也是个普通老百姓。”
“也是一颗螺絲釘。”
“他过去在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
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
……不依靠党,他能胜利呀?
……他沒有党,再有天才也沒有用。”
……
《陈毅反毛主席罪恶史》
◆ 陈毅文献类编·揭批材料 ◆
·陈毅反毛主席罪恶史
·陈老总“外史”一段
◆ 原自新共干文献合编·揭批材料 ◆
·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刘瀾涛等叛徒集团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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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既然投降了,为什么蒋介石匪帮还要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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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既然投降了,为什么蒋介石匪帮还要杀他?

   

当叛徒也不見得不杀你。瞿秋白不是当了叛徒嗎?他也被敌人杀了。

——戚本禹同志在1967年七月十六日凌晨于中宣部工农兵楼的讲话。

    许多同志来信问:“瞿秋白既然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蒋介石匪帮还要杀他了?”

    对于这个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必须以阶级斗爭的观点来看。瞿秋白的投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而瞿秋白投降了,杀与不杀,也同样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共阶级利益所决定。具体说来,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蒋介石匪帮决定杀瞿秋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为了实现其卖国投敌政策的需要。

    一九三五年六月,正是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和与蒋匪帮浴血奋战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六月,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进一步向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的时侯。五月间,日本侵略者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要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六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何匪应钦与华北日军司令梅津举行卖国的谈判,签订了出卖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大部分主权的“何梅协定”。

    一九三五年六月,也正是瞿秋白被蒋匪帮关押在福建长汀的时候。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当然瞒不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瞿秋白这个“中共要员”也是重视的,他们出于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希望蒋匪介石国民党早日将瞿秋白杀死的。他们对于蔣介石国民党捕捉瞿秋白后,沒有及时处死,是不满的,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诚意是有怀疑的。主子的眼色,奴才那敢怠慢。于是引起了国民党高级反动官员对瞿秋白问题的爭论。据说在爭论瞿秋白问题的会议上,有人主张为国民党留下这个“好种子”,加以利用。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戴季陶则主张立即杀死瞿秋白。他说:“日方对于瞿秋白久系囹圄而不处死刑的事,甚为注意,因此,更宜早杀之,以免日方对我们多一层疑虑,有碍外交事宜……”。蒋匪介石听后,感到留下瞿秋白则将“有碍日方”,杀之则将取信于日方,可实现其卖国投敌政策。这个独夫民贼,权衡反革命的利害轻重,于是决定电令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着即将瞿秋白就地枪决,拍照具报”。

    其二:是蒋匪介石派人到福建长汀与瞿秋白“谈话”,了解到瞿秋白早己离开政治局,“在共产党內早己失势”,有关我党我军的机密,他所知的都写了说了,从他身上再也捞不到多少新东西了,将他留下来,“不能起任何作用”(宋希濂交待),所以才决定将瞿秋白就地枪决。

    这方面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当瞿秋白被捕,押解到长汀匪三十六师师部,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以后,敌人是如获至宝,欣喜万分,他们认为“中共要员”瞿秋白被捕,这是他们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重大胜利,也想到将从瞿秋白身上了解我党我军的许多重要机密情报。因此,匪三十六师师部一方面立即拍电给匪“剿共”东路军总司令蒋匪鼎文及共反革命头子蒋匪介石;另一方面给瞿秋白以“优待”,将他辟室独居于匪师部。匪三十六师师部高级反动军官,匪师长宋希濂,匪参谋长向贤矩,匪军法处长吳淞涛等,积极活动,利用个別“谈活”,请他喝酒漫谈等方式进行收买;同时派匪机要秘书陈定,匪参谋彭劢,匪军医陈志刚、陈炎冰等,利用关心其生活、健康,经常去探望、聊天的方法,进行劝降活动。企图以软的手段,从瞿秋白身上获得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敌人的反革命心机并沒有白费,就是在个別“谈话”,喝酒漫谈,探望聊天的过程中,瞿秋白为了乞求饶命,将红军主力北上的目的,红軍总人数,行军计划,红军留在闽贛粤地区坚持斗爭的人数,分成几支,由谁领导及其活动情况, 自己为什么留下,留下的行动计划,自己的身世历史,身体健康状况,思想状况,以及在中央苏区担任人民教员委员的工作情况等等,党和红军的重要机密都出卖给敌人了。还在和他们饮酒对诗时,写下了一些忏悔过去,哀叹未来,调子低沉,意在乞怜的诗词,同时主动地写出了叛变革命的自白——《多余的话》。匪三十六师获得这些有关我党和红军的极其重要的机密后,为了向蒋匪介石报功请偿,便一一电告蒋匪。

    蒋匪介石对于瞿秋白所出卖的我党我军的机密,仍然感到不满足,他贪得无厌,还想从瞿秋白身上获得更多的我党我军机密。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上旬,命国民党匪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匪立夫,派人去长汀。陈匪立夫和匪特中统一处处长徐匪恩曾研究,决定派一名“有经验”的匪特——匪特训练科科长王匪杰夫前往长汀。王匪杰夫出发之前,陈匪立夫亲自召见,交待任务,徐匪恩曾也恐王匪一人不能胜任,指派叛党投敌后当了国民党特务的陈匪建中同去“协助工作”。陈匪立夫要王匪杰夫向瞿秋白着重了解我党在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潜伏计划;我党在上海、香港等地的组织情况,以便扩大破获;并想耍瞿秋白发表一个公开的反共声明,以便在国际、国內作反共宣传,扩大共反革命影响;同时核实一下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因蒋匪介石不相信红军是北上抗日,认为是为了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

    王、陈两匪水陆兼程赶到福建,福建国民党匪党部又派了二名高级匪特(其中一名为叛徒),同往长汀。匪特们到长汀和瞿秋白作了几次“谈话”,沒有获得什么新的机密,感到失望,而瞿秋白在“谈话”中却向他们提出了是否来解押他到南京去的问题。瞿秋白希望将自己解押到南京去。王匪杰夫遇到这个问题后,不敢作主,立即拍了一电给陈匪立夫,把来长汀后的情况告诉陈匪。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对于瞿秋白长期关押在自己师部不作处理,早己有意见,在他看来,瞿秋白是“中共要员”,长期关押在长汀师部,如“发生意外”,自己负责不起。他曾多次对王匪杰夫说:“中下级军官,对瞿都有好戚,摆在这里——长汀师部,特別是长期经过红色宣传的闽西群众,万一发生问题,对中央对蒋先生如何交待?”(朱培璜供词)这时听说瞿秋白想要解押到南京去,他怕解押途中“出事”,自己负责不起,因此他是不同意将瞿秋白押解到南京去的。据他交待;“从长汀到漳州路程相当远,交通不方便,(按:当时南方雨季,道路又破坏,天雨泥泞,汽车不能行驶,要靠步行。)沿途常有小股共军活动,如由我师派人押送瞿秋白去漳州(按:蒋匪鼎文的“剿共”东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在途中万一发生问题,我要负责任的。觉得蒋介石如不认为利用瞿秋白还有很大用处,就不如就地处决。”因此,他也去电蒋匪介石,在电文中提出;“道路不宁,长途跋涉,难免疏虞,为防意

   外,不如就地处决”。

    当时拟电稿交发的匪三十六师机要秘书陈定,在他的供词中,也谈到这情况。他供称:“……如何能够把瞿烈士在长汀处理,似乎是由吳匪淞涛和余匪寿湘献议,籍口闽南‘收复’不久,地方不太平靜,解送瞿烈士,需经过整个闽南到厦门上船,长途难免不有疏虞,请求蒋匪介石准将瞿烈士在长汀处理。……当时就是根据吳余两匪的建议报给蒋匪,由我拟稿交发的。后来,蒋匪介石回了宋匪一个‘准予就地枪决的电报’”。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蒋匪介石认为瞿秋白所知道的东西都谈出来了,自己所需要的机密,也都获得了,留下他来,长途解押,又恐“中途出事”,且要增添许多麻烦,何况瞿秋白“在共产党內早己失势”,留下“不能起任何作用”,权衡反革命利弊,留之无益,因此决定复电给宋、王二匪,就地枪决。

    据王匪杰夫供称,大约是六月十五日收到陈匪立夫的复电,內容是:“王杰夫,所请中共要员瞿秋白解来南京事,己转请,不可,希即速返。”

    据宋希濂交代,大约是六月十六日或十七日收到蒋匪介石的电令:“着即将瞿秋白就地枪决,拍照具报”。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宋匪希濂忠实地执行了蒋匪介石的命令,将大叛徒瞿秋白枪决了。“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者所惯用的伎俩,而一切叛徒,都是没有好下場的。

    然而,一些大叛徒瞿秋白的吹捧者,单纯根据蒋匪介石杀了瞿秋白,或者瞿秋白死时哼了歌,就硬说他是“坚贞不屈”“光荣牺牲”,是“烈士”,应予“纪念”。我们认为,这些人中除了別有用心的人之外,有的则是在看问题时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坑。他们只看见了事物的表象,而沒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在历史上,在投降了敌人而被敌人杀掉的难道还少吗?其中李秀成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李秀成的死,也有许多人称他为“尽忠”、“死节”、“从容就义”和“凛然气节”。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看问题,都是错误的。正如戚本禹同志批判的那样,“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李秀成的死叫做‘尽忠’和‘死节’, 那么就得请他首先替杀了主将、献城投降的苏州八叛将翻案,因为这八个人也曾经同中外反动派作过斗爭,而在投降以后,未及三日,就被敌人杀死了。其次还得替私通清朝的叛徒松王陈德凤翻案,因为陈德凤也是因为投降不成而被敌人杀掉了。再次,还得替历史上一切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斗爭中被敌人杀死了的变节分子和叛徒翻案,因为他们遭過了同李秀成一样的命运。”戚本禹同志这段话说得何等深刻啊!那些妄图为大叛徒瞿秋白翻案的论调可以休矣!

   “历史是前进的。一切在正义的、革命的斗爭献出了自己力量和生命的人,即使失败了,也是永垂不朽的;一切背叛了正义的、革命的事业的人,即使能苟活一时,最终也要受到历史的谴责。”(戚本禹同志的话)瞿秋白在敌人的囚笼中写了自白书《多余的话》,写了许多忏悔、乞命的“诗”“词”,向蒋介石说了那么多好话,到后来仍然不免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丧生。无情的历史事实又一次告诉人们,投靠反动势力是沒有好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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