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鉴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台澎重光与国府在莒
[主页]->[析世鉴]->[台澎重光与国府在莒]->[汪彝定: 臺灣光復與二二八事件前後見聞]
台闽重光与在莒之治
·台南市北區自治新村 • 張志偉先生訪談
·高雄縣醒村 • 吳炳炎先生訪談
·高雄縣醒村 • 郭大春女士訪談
·高雄縣鳳山市憲光八村 • 閻毓齡先生訪談
·高雄市警鼎新村 • 伍戰石先生訪談
·高雄市新興區行仁新村 • 黃玉漢先生訪談
◆◆ 離島地區眷村訪問 ◆◆
·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眷舍 • 鍾錦貫先生訪談
·澎湖縣馬公市貿商十村 • 劉本志先生訪談
·澎湖縣馬公市篤行十村 • 張華奇先生訪談
·澎湖自勉新村 • 朱銘水先生訪談
·澎湖縣馬公市莒光新村 • 張守業先生訪談
……你不能對嫌犯屈打成招。這種行為不論在美國或中華民國的軍法體系都是不容許的。但這種事情有時難免還是會發生。因此,這不是體系或法律規範的問題,而是執法方式與法律適用方面的問題。政治人物如果想鼓動風潮,最常用的口號就是「改革」,尤其會高唱「改革組織架構」的論調。事實上,問題並不在此,造成問題的不全在於制度或組織架構,而是在於「人」的因素,因此真正需要改革的其實是人。
我不認為組織架構是問題的所在。真正的關鍵應該在於組織架構下,如何適用法律。公平、公正的進行審理與判決。當然,當時中華民國還有戒嚴法。我認為多數美軍人員,都很樂見有這麼一套戒嚴法,因為在戒嚴的情況下,幾乎很少有刑事案件發生。其實,戒嚴法很少真正派上用場,在我記憶中,戒嚴法只有在1975年12月到1976年2月這段期間,曾用在盜匪懲治案件方面……平心而論,如果從臺灣社會安全秩序的觀點來看戒嚴法,其實是有其正面的功能,因為你在任何一天晚上出門都毋須擔心會有安全問題,除了偶爾會看到幾個喝醉的美國大兵在街上打架鬧事之外。
……許多人抨擊「白色恐怖」時期所受到的種種限制,但卻不願提起當時臺灣確實受到真正的軍事威脅——我想現在所面臨的是此當時還嚴重的威脅,而如果有任何改變的話,那是因為中共必須審慎評估大動干戈侵犯或摧毀臺灣,所要付出的代價及其後果。如果換成是當時毛澤東揚言血洗臺灣且已有能力做到的話,情況可能就有听不同了。換言之,如果當時中華民國在軍事及政治上發生任何破荆钄橙擞锌沙酥畽C,那麼臺灣將可能產生災難了。
藍柏先生(L.J.Lamb)訪談
◆◆◆ 美援與中華民國台閩地區發展 ◆◆◆
◆◆ 戒嚴時期司法改革 ◆◆
·藍柏先生(L.J.Lamb)訪談
◆◆ 美國經援 ◆◆
·周宏濤: 台灣經濟與美援
……社會大衆似乎有一種不成熟的認知,以為國民黨是一黨獨大的威權式政黨,而民進黨是服膺民主真理的民主政黨,因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不在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抗爭中取得勝利,則臺灣地區民主政治發展過程就不會落實在正常民主運作的架構上,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將不能反應民衆真正的福祉,而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前途,就不會光輝燦爛。從另一種角度說,這種天真的想法是:祗要民進黨執政,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就不會出現一種像今天這樣充滿抗爭的議事環境,立法院才能正常議事,並充分反應民衆的利益。那時候,執政的多數黨在主控議事日程時,會與少數的在野黨充分協商,在野的少數黨亦會尊重多數黨的議事運作,其間雖有不盡滿意之事,但在少數服從多數之下,也祗有接受多數的決定。一直要到這個階段,我們才算有真正的公共政策的產生。
對於上述不成熟的認知,我們不禁要問:民進黨有朝一日變成為多數黨之後,立法院這個議事殿堂真的能步入正常嗎?我國從此也會有一個晴朗的民主春天嗎?……臺灣地區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執政黨與在野黨應儘速建立互動關係的規範,朝野政黨關係早日正常化,並在國會之內遵循互動規範,以公共政策為訴求對象,雙方從事議事競爭。今天,反對黨以資深委員作為抗爭的對象,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為反對而反對,儘是從事不負責任的政治抗爭,這是今天立法院內最大的危機,也是民衆福祉嚴重受到傷害的主要原因。
國會政治的惡質化發展,足以使國人對未來臺灣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前景抱持不樂觀的想法。……民主原本就是這樣以數算多數的人頭來代替揮動拳頭的政治,如以少數的拳頭也能產生民主的效果,那麼我們的民主政治將永遠陷入紛爭不斷、惡性循環的劣質民主文化當中。
民國八十年梁肅戎先生之專题講演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34.shtml
◆◆◆ 國會亂象與政黨輪替 ◆◆◆
·梁肅戎: 首届中央民代的逼退——國會改革與退職之憶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據說爲了一名賣私煙的寡婦,台北發生了流血衝突。當晚有個台灣人透過台北廣播局,用標準的北京話及台灣話輪番向全台灣放送事件的經過,他邊哭邊說著:「中國政府來台灣,盡出貪官污吏,把米糧都搬去大陸當國共內戰的物資……。」全台灣聽了,都激動不己。隔天一早,北港樂團發動青年上街遊行,還寫著大字報:「打倒貪官污吏,建設新台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那時候北港的自治組織有兩隊,一隊是保安隊(維持地方治安),一隊是特攻隊(對抗國軍)。我參加的特攻隊正式名稱是「台灣自治聯軍」,在北港、新港、朴子、虎尾、斗六等地都有分隊,北港的隊長就是余阿木,新港隊長是陳明新,朴子隊長是張榮宗。
多年後我才知道,台灣自治聯軍其實是台灣共產黨張志忠組織的。張志忠念嘉義農民學校時,就參加文化協會抵抗日本。後來文化協會分裂成左、右兩派。張志忠跟當時的抗日份子都被抓去坐牢,後來他假裝發瘋而被釋放,出來後逃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來台灣後,他……在二二八時組織自治聯軍攻打國民黨軍隊。
蔡武考先生訪問紀錄
二二八以前共產黨在台灣根本就沒力量,全台灣才七十幾個共產黨而已,二二八以後,變成八百多個,增加有夠快。那時我們也沒其他辦法可想,發生二二八這種事件以後,出來喊的人後來都被打死了,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喊,讓所有台灣入團結起來。當時許多人就想,共產黨也許會有辦法,我們實在沒想得太深。現實上,台灣有那麼多人被打死,而且國民政府統治的情況是四處都有貪污,物價高,經濟差,每一項問題都發作起來。我們想,台灣應該走另外一條路,無論怎樣,另外一條路可能就是一條出路。其實當時我們沒有想得那樣嚴密,思想也沒有那樣成熟。經過五十年後的今日,大家頭腦已經更加精明,更會想東想西了,當時哪會想?那時沒法度呢,都是隨各人自己去想……檢討起來,我加入共產黨這項事情真冒險,但是有好也有壞,對我人生的經驗、對瞭解事情都有幫助,也可以讓我瞭解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我認為不應該有共產主義,也認為共產黨不看重人的價值,他們會為了得到權力而犧牲所有人,人的價值不受肯定,這是我深刻的感覺。我會脫離共產黨,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李登輝: 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
◆◆◆ 中共在台閩 ◆◆◆
◆◆ 政府肅諜 ◆◆
·谷正文: 中共臺灣省工委覆滅記——蔡孝乾、吳石系列潛匪案偵破始末
·谷正文: 關於吳石案的一些補充(書簡)
·龔選舞: 新店溪畔不歸路——匪諜吳石、陳寶倉伏法目擊記
·谷正文: 剿滅中共在臺武裝基地潛匪始末
◆◆ 李登輝與中共 ◆◆
·李登輝: 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回首恐怖動盪的年代
·谷正文: 李登輝共諜案秘辛
◆◆ 台籍中共干部憶往 ◆◆
·楊克煌: 謝雪紅與我在二、二八起義前後的經歷
·吴克泰: 北西南东搞革命
·台灣政治運動的由來與內幕——吴克泰回憶錄附錄二種
·徐宗懋: 我所認識的謝雪紅——周青訪問記
◆◆ 台籍中共一般成員憶往 ◆◆
·戴傳李先生訪問紀錄
·連世貴先生訪問紀錄
·顏世鴻先生訪問稿
·黃玉坤先生訪問紀錄
◆ 推薦閲讀 ◆
葉雪淳先生批《黃玉坤先生訪問紀錄》内容不實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zwkl/412.shtml
◆◆ 台籍中共外圍憶往 ◆◆
·吳聲潤先生訪問紀錄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那些守著攤子的日本婦孺,一個個低頭下語,沒有見人哭泣,當然也沒有人笑。攤子上的東西原則上是出價便賣,因爲對他們而言已成棄物。亡國之民,境遇可憐,但想起他們是在爲他們的同胞,對中國人殘暴的行爲償付債務時,憐憫之心便自然沒有了。

    那時臺北市的交通不方便極了。公共汽車業已停駛,只有幾間殘破的「巴士待合所」在夕陽殘照中歪斜地站著。大家都騎腳踏車,偶然可以叫到人力車,是那種大輪子的,車夫也不像內地車夫一樣拚命跑,只是慢條斯理地小跑著(我覺得這樣能減少坐車人的罪惡感)。

    有一次我坐人力車,嘗試以我新學的幾句臺語和拉車的老翁攀談,這才發現他原是日本人。日本總督府原來嚴禁日本人做拉人力車這種賤役的,顯然此時誰也顧不得了。

    因爲我擔任的是稽核工作,所以天天在外面與接受援助的單位的工作人員接觸。那時候臺灣嚴重缺糧,我們運來的救濟物資以麵粉、奶粉和一般性藥品爲主。當時分發過程相當順利,極少聽說有轉賣或舞弊情形。一方面是分署同仁在錢署長領導下,真的做到了弊絕風清,另一方面是整個臺灣社會還未染上惡習。

   ⊙ 臺灣社會淳樸端謹

    我們和當地人往來都能感覺到他們的木訥和必須解釋二、三次才能透徹溝通,結果使每個人都覺得臺灣人笨。其實這份木訥同這份笨是他們凡事端端謹謹的行爲模式。後來我在日本,住在九州熊本一些時候,和當地市井小民往來,重溫了這一份感覺。我去超市買東西,要求店員做一點額外服務時,對方不是不做,但是會愕然許久,待你說得清清楚楚,他才會歉然的說:「嗨!嗨!」然後跑步去做。

    本地人在那時候社會習慣還保留著日本社會的心態,所以讓我們感覺他們不能舉一反三,下像我們烨伞5麄円脖A糁毡旧鐣募o律感端端謹謹,非內地來人所可及。

    救濟分署大約有一百多人,絕大多數是大陸派來的,分成幾個組。賑務、運輸二組是分署的主幹,在基隆街設有運輸辦事處。我則在視察室服務,像我這樣的年輕外省人,約有十來名,分散在各組服務,我們都住宿舍。當時分署有幾個宿舍,其中之一是今天的懷寧街土地銀行舊址,是一所極大的日式庭園房屋,旁邊尚有一所房子,是兩層樓建築,也是分署宿舍。

    因爲當時沒有公車,三輪車尚未興起,人力車極少,分署同仁多半以署內吉普車接送,或是騎腳踏車。我們穿著西服或美式襯衫、長褲,常被民眾看成外國人,又因爲未參加接收工作,辦的又是送人物資的好事,所以在民眾間頗得好感。我想這也是後來我能夠單人獨馬旅行到暴民控制區而絲毫未受到滋擾的原因之一。

方言染上了政治色彩

    在接收臺灣初期,我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和民眾接觸甚多,如果要說我們的政府曾犯大錯,我想最明顯的錯有兩個;一是放任內地來的公務員以形同霸佔的方式封房子,另外一個便是對語言文字問題的處理。

    所謂封房子就是各政府機構(不包括外縣市的學校、商業機關)發給內地來的職員一種「封條」,約三、四吋寬,二呎來長,用極爛的紙印著「××××機關封」,蓋有關防。理論上,任何一位外省公務員領到封條,就可以到日本人的區域裡,找他中意的住宅,貼上這張封條,這幢房子就算是他有佔領權了。

    問題是各機關所發封條數量眾多,人們濫貼一通,以致於在大正町(中山北路東側)、幸町(濟南路)、錦町(麗水街)、東門町、福住町(永康街)一帶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式住宅,門口都歪七豎八地貼了許多張封條,演變成爲誰有本事搬進去,這幢房子便是他的。

   

    我和一位同事就在一個星期天下午,騎著腳踏車帶著封條,也去湊封房子的熱鬧(其實我們住在宿舍,根本無意搬出)。走至幸町一家日本人房子面前,看著小花園蠻精緻的,而牆上已有了好幾張封條。我們兩人嘻嘻哈哈地又貼上一張。此時屋內走出一名老人和一位少婦(姓名已下復記憶),他們邀我們進去喝茶。當時我們心裡有點覺得慚愧,但還是揚著戰勝國國民的威風進去了。

    這一家人用流利的英語與我們交談。他們原來住在夏威夷,兒子被徵入伍,生死不知。父母帶著媳婦等待遣送。他們懇切地要求我們住進他們家,並要供給我們食宿,替我們洗濯縫補。我詫異反問他爲什麼要如此,他說:「你們是洋學生,是文明人,可幫我們抵抗那些橫眉豎目的漢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敬謝不敏離去,從此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

   ⊙ 政策給方言染上政治色彩

    許多民族間或族群間的摩擦,最終演成強烈對立,通常最主要的原因不外兩個,一個是宗教,一個是語言。在中國,漢人的宗教感非常淡薄,沒有演化成政治對立的力量。方言問題在過去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摩擦。不幸在臺灣,它却成爲外省新遷入者和兩百多年前遷入者人群之間一個主要的摩擦因素。用歷史的眼光來說,這是非常不幸的事。而追源究本,這樁事的形成,我國政府接收後對方言文字的態度要負全部的責任。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當民國三十四年冬收復臺灣時,臺灣事實上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只會使用日文。討論正式問題時也必須使用日語,閩南語只有在家庭和鄉村地區使用。當時若不許臺灣人說日語、用日文,甚至不許說臺灣話,就差不多等於剝奪了他們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接收資訊,其至討論問題的權利。

    剛愎的陳儀採取禁日語、閩南語這樣的政策,甚且運用絕大的政治力量來推動,其招致知識份子的怨懟,毋寧是十分自然的事。禁日語還有明白的政治理由,禁閩南語就過份了。

    第二,浙江籍的陳儀在福建閩南語地區也曾經推行過國語運動,但那是極普通的、大陸常見的國語運動;既無太大的強迫性,亦無特別效果。我至今想不下透爲什麼陳儀一到臺灣,就嚴禁在公眾場所使用閩南語。這件事除了表示當時政府之專斷以外,幾乎可說毫無政治目標。

    第三,廣東話和上海話也不是國語,甚至距離國語甚遠。在廣東,人們能自由的使用國語或廣東話。至於上海話,因爲中樞要員三分之一是江浙人,他們根本就不覺得別人可能聽不懂江浙話。說真的,先總統蔣公在電視上的演說要是沒有字幕,連我這個在上海讀過中學的人也不會懂。有一次,我代表經濟部參加行政院院會,坐在當時交通部長林金生先生的鄰座。當時的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先生正對某一個相當有金融技術性問題,發表意見。林部長側頭問我:「他說什麼?」我搖搖頭說:「我也沒聽懂!」俞先生的國語後來似有進步,但絕大多數的江浙人根本不承認在江浙有國語問題,當然也從來沒有人在江南地區推行過國語。先總統在廣東發跡,也沒有在廣州這樣推行國語。

   ⊙ 風俗有差,語言各異

    我們必須承認這麼大的一個中國,交通如此閉塞,人們在難得有往來的環境中生活了幾千年,每一地區發展出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區性文化特徵,毋寧是很自然的事。這一點在主張大一統相中華文化只有一個的人們心中,簡直是大逆不道,但確係事實。舉例言之,西北人睡土炕,其他人可能一生連土炕都沒有見過,而土炕生活中的許多特異狀況,包括如何維護性生活的隱密,也就不是未睡土炕的人所能想像的了。

    又如大家所豔羨的「食在廣州」來說,對一個畢生生長在華北、忽然有一天乘飛機來到華南的客人來說,很多菜式如蛇羹等,他極可能食不下嚥。

    還有婚喪禮慶的儀式,東南西北各有不同。拿我們的狀況相日本相比時,日本福岡與北海道的札幌相隔三、四千公里,等於從臺北到吉林或黑龍江。這麼長的距離中,日本人的生活起居、婚喪喜慶、口音方言相去不遠,比我們統一多了。但是連日本人都覺得九州人和東京人不一樣,我們如何能一口咬定中國沒有各地文化差異存在呢?而這些差異當中,最重要且明顯的,便是方言。尤其是在臺灣,方言問題又加上文字問題,情況更複雜。光復之初,懂漢文的人如此之少,閩南語又如此難學。來接收的官員又不曾以會一點閩南語爲條件,甚至沒有一點興趣想學閩南話。這種情況下,來接收者懷挾著一份戰勝國人民的驕傲,以強大公權力,硬性以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態度處理方言問題,這個政策的錯誤性,今天才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方言問題一染上政治性以後,誰也沒辦法讓它還原爲像大陸上的方言問題本來面貌了。

   ⊙ 禁止日文太匆忙

    我對學習方言一向有興趣,從大學室友處學會了勉強可通的粵語。來臺後,儘管閩南話是我國最難學的幾種方言之一,但生活上不會本地方言所感到的不便是很大的。舉一例來說,三十五年間在一位海運業商人的宴會上,我遇到一些臺灣青年,其中一位小姐姓蔡,稍會國語,我和一位救署同仁吃力地嘗試與她談話,終於約定某一天中午一道吃茶。她寫了字條給我們,地點是「榮町TBD大美二階」。時候一到我們去了榮町,竟找不到這個地方,以致爽約。迄今我也不知是她開的小玩笑,還是我們不諳臺語無法溝通。

    往後我出任礦務科長,炭礦業者會說國語的更少了,這使得我在工作上不得不學一點閩南語。我的閩南語說得很差,但遇見完全不會國語的本省同胞,仍可溝通。在與我同齡層的外省人之中,大約可算是很不錯的。

    再往深一層說,相較於中國當時的文化水平,日本文化早已青出於藍。嚴格禁止日文、日語的使用,除了造成臺灣人的不便之外,更有封鎖自己資訊來源的反效果。而且,當時日本已是戰敗國,日本文化對臺灣沒有侵略性,我們有什麼可怕的?至於有人提到顧慮臺人親日情緒的滋長,這個問題要追溯到多年來一貫反抗日本,並切盼王師東下的臺灣人,何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內,通過現實生活的比較,轉而成爲親日。這個基本原因不能清理明白,單純禁止日文、日語是沒有效果的。

    相對於臺灣的法國亞爾薩斯、勞林兩州於一八七二年淪入德國之手後,一九一九年重回法國懷抱,法國從不曾禁止德語在這兩州使用。匆忙的禁止日文、日語的使用,並未能阻止臺人親日思想之再起,却造成了許多人的反感。

    從這些小地方一點一滴的累積,方言問題就漸漸得到了政治動力,結果使得臺灣的閩南話,在本質上與漳泉莆仙的閩南話或廣東的廣州話,具有絕大不同的政治敏感性。這真是一件不幸。假若當年我們以對待粵語、大陸閩南語和吳詰的態度對待臺灣的閩南語的話,到今天也許臺灣人的國語沒有現在這樣好,但是外省人的閩南話必定比今天好的多,就像香港、廣州、福州、上海,溝通必定不會有困難。更重要的是,方言將失去其政治性,正如廣州話之在廣東,香港,閩南語之在漳泉,吳語之在江南。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