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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先生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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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賴澤涵 黃富三 黃秀政 吳文星 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時間/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九日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四段釣以清心

一、光復前之經歷

㈠ 赴日求學

    我生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是南投草屯人。

    我就讀南投碧峰公學校及草屯高等科,畢業後在高等科的校長推薦下,至日本廣島的廣陵中學讀書,那是一所棒球非常有名的學校,但學校學生程度較差,我去讀後都拿第一名,但總覺得在那兒沒有競爭,不會有進步,便轉去程度比較奸的廣島修道中學。

    唸到三年級時,父親因肺病病重要我回台灣。我回家後不久,父親便過世了。這時哥哥希望我留下來幫忙製米工廠的生意(如製作糙米出口至本),不願再讓我去日本讀書。但我對做主意沒興趣,於是一人偷跑回日本廣島讀書,不過去廣島之前,我先到廈門、上海等地旅行。

    回到廣島後,我身上缺錢,生活困難,還好以前我中學認識的朋友陳嘉樹(陳嘉濱之兄),他當時就讀廣島高工,很好心地要我住在他家,並不收費。而三餐我則是到另一位楊姓同學家裏解決,平時我去他家幫忙買菜、做飯、劈柴,他家便供應我三餐;另外我早上送報,賺點零用錢,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事實上我第二次去日本之前,原想改去大陸,看看是否可以到那裡去讀軍官學校或做事,所以我先去長崎找我堂叔,他介紹我去找我國駐長崎總領事,那人好意地說:「你既不會說北京話,也不會中文,去大陸是行不通的。」他勸我先學好中文,再做打算。不過因爲我原想去大陸,堂叔也弄了一個華僑證件給我,所以我既有日本籍,也具有華僑身分。去不成大陸,只好回廣島苦讀。中學四年級時,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招收留學生,我以第一名考上。在一高時我學了不少北京話,當時以一位廖姓同學爲首,幾個同學組織了「九光會」,常利用集會時間練習北京話,無論討論事務、上台演講都用國語表達。一高畢業後,當時日本各校對留學生比較優待,很多大學都接受保送留學生,我便以留學生名義申請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就讀。

㈡ 轉赴大陸

    京都帝大讀了一學期,由於我很喜歡旅行,放暑假時,便到北平找一高的楊姓同學。沒想到船至黃海時,就聽到收音機報導盧溝橋事件發生的事,當時很煩惱不知是否能上岸?後來勉強上岸到了北平,楊姓同學爲我安排食宿,招待我在北平住了七天。當時因局勢緊張,我只去了南海、北海遊歷,連故宫也不能進去。後來楊同學說事件很可能會擴大,認爲我留在北平很不安全,要我早點回去,於是我搭日本船回日本。臨上岸前,有日本特務跟踪,船到了九州門司又有人對我做全身搜查,發現我的同學名册,其中有熊斌的名字,熊斌是當時中國軍事委員會的軍令部次長,其次子是我日本一高的同學。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熊斌被派去北平與傅作義接頭,希望不要擴大戰事,可能因爲這個關係,日本特務懷疑我是中國政府派去日本做情報的。不過,他們怎麼調查,都查不到我有問題,便放我走了。我回京都的一路上都被跟踪監視,心裏很不舒服,加上事件一直擴大,我心想中日作戰可能是個轉機,假如中國戰勝,說不定台灣可以收復。

    隨後我拜託一位帝大的同學(也是我一高的同學),希望他帶我去中國參加抗戰。最後我經香港到了南京。我先去找熊斌,他好意要我先換名字,我的原名是林坤義,林忠是他替我取的,我在大陸時不敢自稱是台灣人,都說是福建人。後來熊斌介紹我去找楊宣誠,楊宣誠是海軍中將,曾參加過開羅會議,時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第三組組長。楊安排我以少校的名義到負責宣傳的第五部第三組工作,大本營位於富貴山的某個山洞,山洞很深,可以容納很多人。每天一早我去大本營上班,在那兒寫稿吃午飯、晚飯。晚飯後,便去中央電台對日廣播,廣播後回宿舍休息。在南京工作時,月薪約七、八十元,當時一個月的伙食費只要五元,所以薪水很優厚,可以過得很好。

    南京失陷,國府撤退至武漢,不久,我被派至規模較大的長沙電台,專門負責對日本及台灣廣播的事務。在長沙時發生過一件插曲,當時有一個台灣人柯台山正好在長沙傳教,由於那時他不會說國語,所以他和台灣往來的信件都用長老會系統的羅馬字拼音寫成,因此被(中國)懷疑是日本間諜,将他抓走了。官方叫我去看信,幸好我稍微懂一點羅馬拼音,我一看信的內容,就知是普通的信件,絲毫未涉及情報工作,我就替他說說好話,柯台山便被釋放了。我與柯台山見面,告訴他官方懷疑他的原因,他說他並沒做什麼,只是替教會工作罷了。

    長沙大火後,我們再遷到貴陽,不巧遇到貴陽大轟炸。後來重慶成立了一個國際電台,規模很大,中央便調我去重慶,我在那兒前後待了五年。

    我太太林錢韻(江蘇人)早在南京時經由考試進入電台當播音員,而後被派去長沙,在長沙廣播國語新聞。當時大陸內地沒什麼雜誌、報紙,都是靠電台播音,南京撤退後,就以長沙電台最大。我和她是到重慶之後才結婚。

㈢ 從台灣革命同盟會至台灣黨部

    當時很多在大陸的台灣人想要結合在大陸的台灣各革命團體,便在重慶籌組了台灣革命同盟會,那時翁俊明也專程從香港到重慶籌備,而李友邦、張邦傑、謝南光都當了台灣同盟會的委員,後來也組織了各地方分會。李友邦、李萬居那時都各自有負責的工作。我們都爲了台灣回歸祖國而努力。

    台灣革命同盟會並非如外人所描述的勾心鬥角,而是因爲難免有些人想當頭(像張邦傑比較喜歡出鋒頭),使得彼此的工作不太能配合而已。

    翁俊明在同盟會中算是資格最老的,所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朱家驊請他出來籌備國民黨台灣黨部。而且他是老前輩,大家也支持他。當時台灣黨部籌備處設在香港,劉啟光在那兒當祕書。翁看我爲人忠實,叫我當重慶聯絡處主任,主要工作是,當中央有指示時便和香港籌備處聯絡,當時爲了方便與香港的籌備處聯絡,也編創了一個電報密碼。等到我們覺得抗戰局勢好轉了,便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正式成立中央直屬台灣黨部,將黨部設在福建漳州,翁找我同去福建。當時委員之一的謝東閔在桂林廣西日報當編輯,我便親自押了一台收發報機到桂林找到謝東閔,然後一起上路,途中來到漳平的地方,遇到土匪搶劫,受了驚嚇,我[們便和漳平縣政府交涉,希望他們派人隨隊保護,後來覺得陸上實在不好走,改雇船從漳平下漳州。由於河水很淺,船常擱淺,遇到這種時候,我和謝東閔只好下去推船,想起這一段往事,還真有趣。

    黨部成立後,翁俊明擔任台灣黨部的主任委員,我的職務則是委員兼書記長,也幫忙做宣傳的工作;而丘念台則負責廣東、香港地區的工作;另也派人去上海。當時我們與台灣同志的聯繫,多是利用船員先聯絡廈門的工作同志,然後廈門的同志再聯絡台灣的同志。像藍敏和他先生就是我們派去上海工作的同志,而且藍敏曾利用他哥哥藍家精在日軍當空軍少將的關係,專程帶了電台去台灣,因此我們才能經由電台的聯絡,在台灣做了不少工作。後來藍家精卻以漢奸審判條例懲處,以其爲偽政府空軍之罪名,將藍家的土地予以沒收。

    當黨部正在積極進行對台事務之際,卻沒料到發生了翁俊明因日本間諜利用女工下毒而身亡之事(事後有人將食物殘渣給豬吃,豬也中毒了)。翁被暗殺後,由我暫代主委一職。但我太太認爲:翁已被日本特務殺死,我如留在漳州很危險,要我儘早回重慶。加上我之所以去福建,主要也是看在與翁的交情上幫他的忙。翁死後,黨部改組,新任主委王泉笙雖是外省人,但對於台灣的業務一直有接觸。而新任書記長蕭宜增則是客家人,爲人不錯,但我對蕭沒什麼好感,由於我和客家人做事方式不合,便辭了黨部的工作。我將職務移交後便回重慶,後來黨部的事我便不太管了。至於謝東閔當時是委員兼科長,他也就跟著黨部到永安(福建臨時省會),並沒有離職。

㈣ 台灣調查委員會

    我回重慶後,仍到國際宣傳處負責對日本及對台灣的宣傳。當時宣傳事務主要是針對台灣,也不特定什麼團體才可以來廣播,像革命同盟會需要宣傳,我們也都幫忙。我也常常請劉啟光、柯台山、謝南光、李萬居、謝掙強等一些台灣較出名的人士來電台,專門對台灣廣播。謝掙強原是台灣義勇隊成員,後被派到重慶做對台灣宣傳的工作,所以我常請他來廣播。此外,本人也去美國新聞處兼差收聽日本廣播事宜。

    隨著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對日作戰逐漸順利,這時重慶中央政府中央設計委員局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此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規劃日後接收台灣及訓練幹部等事宜。台灣調查委員會由陳儀出任主任委員,另如夏濤聲、黃朝琴、謝南光、游彌堅、沈仲九、錢宗起等也在裏面,故我和這些人都認識。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後,我便向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表示想去調查委員會幫忙,處長也答應我有空時可以過去。我於五月六日被派往調查委員會工作,所以我一天做了好幾個工作,一方面也是因內人剛生小孩,花費多,一方面也是爲國家犧牲奉獻。

    此外也成立了一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簡稱中央訓練團台幹班),有不少台籍人士參加,像連震東。我因爲國際宣傳處的工作太忙,每天都要廣播,並未參與。

    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主要就是設計如何接收台灣的藍圖。當時搜集不少資料,如果是日文資料,便將之翻成中文做爲參考,也曾翻譯有關日本在台法令等。在會內,我曾提議過:日據時期台灣的行政區制是五州三廳,而台灣與福建省比較起來,台灣的地方行政區比較大,是不是可以將行政區縮小,譬如台北州分兩、三個縣,新竹州也可以分爲幾個縣市。後來果然參考了我的提案。

二、接收台灣事務

    台灣光復後的接收工作由陳儀總其責,當時高雄地區接收委員是謝東閔,台北地區是連震東,虎尾、雲林地區則是謝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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