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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侵華日軍第一一六師團衛生一等兵
戰俘長谷川暢三憶湖南作戰
……中國人不小裏小氣。有着悠久的三千年的歷史。用中國話來說,“慢慢地”、“不要慌”,將此貫徹到底。可以說是“與我無關”的那種大陸式的氣度,有包容力。那是當了俘虜後纔感受到的。反過來說,若當了日本軍隊的俘虜的話,就要被活活的打死了。……成了俘虜後,感受到了中國的寬大氣量。對此,真是折服了。……我在被俘之前,輕蔑地瞧不起中國人那種“慢慢地”太過悠閒的樣子。如果中國,指的是漢民族能統一起來把政治搞好,會成為了不起的國家的。人口衆多,資源也豐富。對中國總覺得有親近感。或許是因為有過當俘虜的經歷,總覺得“中國真好呀”。有包容力,真的了不起。當然不是全部如此。一旦成了朋友,至死為止一直維持着信赖感。
前侵華日軍第五師團一等兵戰俘朝永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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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產黨地下戰爭的種種活動中,文化運動是它最活躍、最成功的一環。
中國某些歷史家指出:過去幾千年來中國每一朝代的政權的建立和崩潰,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因爲中國的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在工農羣眾中受著極崇高的尊敬,工農羣眾的行動,向唯知識分子的「馬首是瞻」。因此,共產黨選定知識分子爲通向工農和青年的橋樑,不是偶然的。……但是由於輿論和學校是刺激人心最敏銳的兩個場所,當局因有所顧慮而始終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尤其在學校方面,並且一再提示我,甚至連必要的調查工作,也恐引起事端,而主張謹慎將事。這實在使我喪氣,而共產黨方面正看穿政府這一弱點,反而故意常在學生羣眾中製造激昂緊張空氣來恐嚇政府,使政府對學生更感頭痛,更不敢有所舉動。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政府自大陸撤退,始終沒有改變。所以自租界收回以後,各地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常以學校爲掩護所,「學校是共產黨的另一租界」,遂成爲社會上極流行的評語。
這實是共產黨過去地下工作中的最成功的一幕。
……人們每以爲共產黨善於作地下活動,但中共的早期地下活動,可說是徹底失敗,後期的地下活動,雖有部分成功,但其成功的基礎,是建築在公開的政治保障上,如果它沒有獲得公開的存在的權利,同樣的不能展開地下活動,儘管他的方式怎樣改變。
使共產黨能「大量積蓄力量」的,使共產黨地下活動能進行長期滲透隱蔽的,是它自己所預計的「公開的、合法的」戰爭,換句話說,就是和國民黨再度攜手的「統一戰線」政策,這是共產黨造成今日地位的主要根源。
由於十多年來的實際體驗,關於舉世所焦心的如何應付國際共產黨的滲透進攻問題,使我產生了以下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第一,共產黨是利用政治上的空隙而潜在滋長的,所以要根絕共產黨的發展,須積極的從政治上著眼,專憑「技術」或「武器」,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民主制度的本身,我們根本不應對它有絲毫的懷疑,但是有一不幸的事實,却須指出,就是敵人正在利用這個制度向我們的心臟部分進行滲透,如果我們自信自己的身體十分健康,不懼這此一紅色細菌的侵襲,在作者看來這是十分危險的。
第三,宣佈共產黨組織爲非法,是取締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先決條件,也是防止它迅速擴展的最有效手段,我們現在的觀念,已認識「天下共產黨是一家」,但在實際行動上,並不把他們當成一家,例如在某一地區我們已和共產黨兵戎相見了好幾年,但在自己內部却仍容許它合法存在,這是不合理的,我們在這方面吃過很多虧。
第四,根據在中國的經驗,每一共產黨並非人人都是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的殉道者,在某種壓力之下,他們是可放棄原來的道路跟我們來的,並且一經開始,便會如決堤之水,滔滔不絕地向我們湧來,抗戰前的中共是如此,抗戰後的江西共產黨也是如此,但是有一條件,必須從外面加以壓力,造成環境,若只是期待它的內部自然變化,將是一種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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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善先生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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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善先生訪談錄

    我於民國九年出生於廣東增城。增城位於廣州東北,在東莞的正北邊,是農業城鎮,出產米與荔枝。增城荔枝,古今聞名,曾是上貢極品,現在暢銷國內外。交通有火車、汽車、渡輪及輪船(沿增江通往廣州),相當方便。我家世居增城,父親經商,作米、糖、麥及銀鋪,家境很好。小學是在老家讀的,後到廣州讀私立教忠中學,那是汪精衛的外甥沈鬆創辦的。二十七年日本人快打到廣州時,我們一家人搬到香港,而我則跟著教忠中學撤到澳門繼續讀書。不久,中央陸軍官校到澳門招生,我已是高三的學生,由於父親反對我去當兵,我私下向叔伯要了點錢,偷偷地與一些同學去報考,那次錄取了港澳學生兩百多人。

    胡:民國二十八年汪精衛已與日本合作了,以沈鬆與汪的關係當教忠中學校長,他還反日嗎?

    寶:是的,沒影響,不過我們要撤往澳門時,他就離開了,由他妹妹——沈芷芳接管。

    胡:學校搬到澳門後,仍繼續抗日嗎?

    寶:是的。事實上,汪精衛成立偽政府一事到現在還是個謎。

    胡:是的,汪精衛也可說自己始終說他是忠於中華民國的。軍校在澳門招生,由何人負責?

    寶: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不過都是中央派人來招考的。

    爲了避開淪陷區,我們軍校師生先搭船到廣州灣湛江市,然後開始步行,沿江或溪谷,翻山越嶺,一路往北走,經廣西桂林,到貴州,交通非常不便,走了兩個多月,才到貴州獨山。

    我們自己拾好長的大木頭來蓋營房,總共蓋了三棟。一作教室,一作學生宿舍,一作老師宿舍。我們得走五十多里路去山後扛米回來,有時肩膀不夠力,就用頭去頂,實在太累了,一邊走,一邊哭,常常反問自己?爲何要來這兒自討苦吃?但又要自己勉勵自己,國家這樣受人欺侮,我死也要撐下去!

    有許多同學受不了這種苦,離開了。我要不是常常勉勵自己,怎麼能挨下那三年?我終於在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畢業。

    講起這段往事,痛苦得很!這正是軍校第十七期在貴州獨山第四分校的開創情形,我屬第二十六總隊第二大隊第三隊。

    胡:據我所知那時軍校第六分校在桂林李家村,他們的生活也是非常艱苦。你們分校的負責人是誰?

    寶:主任韓漢英,是個中將。副主任陳聯璧。

    胡:他們除當正副班主任外,還有沒有其他職務?有時是司令或軍長來兼任。

    寶:沒有。

    胡:除正副班主任外,校內有什麼編制?

    寶:我得看看我們當時的同學錄;上有教育長陳繼承,下有政治部主任余拯,教育處處長張振鏞,步兵科科長邢喆。

    胡:請讓我們将你的軍分校同學錄複印一份,这是很難得的珍貴資料,恐怕在臺灣都找不到了。

    寶:这是我唯一留下的東西,也是後來才印製的。本來在我們畢業時,蔣委員長給每人一把佩劍,上書「成功成仁」四個字,我卻在未成功也沒成仁的一次戰役中,連同畢業證書,一齊都丟失了(詳情後叙)。

    我畢業後,分發到六十三軍,軍長是張瑞貴,渾號「生張飛」,英勇善戰,有如張飛再世。他不是黃埔出身,卻是蔣先生的嫡系部隊,駐在廣東新豐,位於潮州北面,近閩南。

    那時從韶關到廣州、深圳的鐵路線都給日本人佔領了,線上及附近的重鎮當然也都淪陷。可是廣東東部潮州一帶還是由國軍堅守著。我們從貴陽穿過廣西到廣東北部,沿山區走,過梅縣(走騎田嶺),到新豐報到。

    我是少尉,先當見習官半年,才正式當排長。在揭陽打過一場硬仗。我們六十三軍一八六師被調到揭陽,攻打姣婆坳與楓樹園,日本人有一個團,約一千多人,我們第一晚就打下九個據點,曲江、韶關大放爆竹慶祝。一星期後,日本人曉得我們的厲害,就搬來最厲害的武器,我們又在一個晚上失掉了十個據點。也就在那一仗,我失掉了佩劍、畢業證書等所有東西。那是非常激烈的一仗,日本人的武器很厲害,與他們都是打硬仗。

    胡:那時日本在廣東華南軍區的指揮官,就是後來在臺灣自殺的安藤利吉。也是日本投降時,於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簽降書的日本臺灣總督。他先前在廣東所指揮的部隊,就有一部份是臺灣聯隊,即是日本人在臺灣接受訓練的部隊。

    寶:你們這邊的指揮官大概是余漢謀吧?

    胡:是的,他在曲江指揮部。我那時官階太小,見不到他的。

    胡:以一個排長,當時能認識軍長,已經不錯了。

    寶:我們從軍校出來的,有相當的學歷,尤其是當初招收的學生都是高中畢業生,是比較有知識的。

    從曲江、揭陽撤退後,因爲我仗打得好,被調到六十三軍軍部,任命爲殺敵大隊的七十二中隊隊長,離開軍隊,到敵後淪陷區去組織民衆。我被派去增城——我的故鄉。我們組織的民衆是一般的農民,沒有正規的訓練,武器也很簡陋,遠不及正式的國軍。我們都是趁夜晚日軍守衛單薄時,騷擾他們、偷襲他們,這種游擊戰,比先前的打仗,困難多了。

    胡:我是學歷史的。很多外國學者聽信中共的在大陸宣傳,說國民黨只會打正面戰場,沒打過敵後戰場,敵後的戰爭完全是共產黨打的。現在已經知道不真實了,國民黨也在山東、河北、河南、江、浙打敵後游擊戰爭的。

    胡:共產黨的東江縱隊,跟你們有沒有關係?

    寶:根本沒關係。

    胡:抗戰時敵後游擊隊,有中央軍組織的國民黨游擊隊,有共產黨的小型游擊隊。但中央軍的武器來源比較好,因有政府軍支援,共產黨的較差。

    寶:共產黨的游擊隊根本打不得仗。我們的游擊隊,集合起來,可以有幾千人,他們幾百人都找不到呀!我們白天要打,晚上也要打,他們根本不見人,不能相比。

    抗戰勝利後,中央派我回老家當增城縣仙村的鄉長,造福桑梓。國共內戰發生時,六十四軍軍長黃國樑勸我棄政從軍,我又重披戎装,當了六十四軍一三一師三九一團的上尉連長。於三十五年冬北上,搭火車經鄭州、徐州到山東,在山東打了三年共產黨。

    首先我在韓庄,然後到曲阜、泗水,一路打到蒙沂山區,共產黨的部隊是新四軍陳毅的部隊,我們的飛機曾把陳毅的屁股都炸爛了,竟沒炸死他。我們一路打到諸城、高密,共軍一路跑,我們一路追,追到離煙臺約二十五里地,我們正準備清剿,他們趁夜晚輕裝走山路往西逃走了,結果又往濟南方向追趕,大家繞了個大圈圈。總之,在這三年裏我們就這樣追追趕趕,卻始終打不死他們。

    後來的徐蚌會戰,我是親身經歷的。我原是上尉連長,在碾庄戰役後,升爲少校營長。當我們經過徐州東邊的碾庄時,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要在此穩紮穩打,我認爲那不是個好主意,而是應該往前走,靠向徐州。我當時的軍長劉鎮湘卻說碾庄北有台兒莊,東有運河,西有八義集,較爲穩當,而徐州那一帶已有了敵人,我說我不怕,願意去打頭陣,因爲我知道我還可以打。結果他卻不贊成。

    黃百韜作了這決定,軍長當然得聽他的話,我們就在碾庄停了下來。結果打了六天,部隊完全打垮了,這包括四十四軍、一百軍、二十五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及黃百韜的嫡系部隊二十五軍。我也負了傷(在耳後,用美國藥,自己醫好了),睡在指揮部,看到黃百韜由兩個兵扶持著,臉色死灰灰的,心都寒了。

    這一仗敗得如此慘,是有原因的,當時守在北邊台兒莊的吳化文叛變,往下逼碾庄,我守在碾庄的北面,而該來救援的邱清泉(第五兵團)已來到八義集,卻按兵不動,送黃百韜一個電報說:「敵人頑強抵抗,無法前進,弟清泉。」共產黨很怕邱清泉的,如果他能用心去打,就可以解除第七兵團的圍。

    在碾庄被圍的第五天,黃百韜跟著六十四軍向西北的微山湖突圍,走不到一里多路,黃被共黨的一個炮彈炸到腿,走不動了,他就舉槍自殺。他的確是個好漢、英雄! 這一仗打得好慘,好可憐! 死了一百多萬人,我們的軍長劉鎮湘被俘,我也負傷,逃往南京,整個部隊就這麼垮了!

    胡:邱清泉後來也死了。共產黨用「個個擊破」的策略,邱被包圍,出不來,也是自殺身亡。

    寶:一邊是吳化文投降,這邊是邱清泉無法前進,逼死黃百韜。然後再圍邱清泉,都是個個分化。這幾十年下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 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共產黨只要你不怕他,他就伯你。我們實在不該怕他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

    我曾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記得有一次,他守我攻,我不過傷了個排長。我們仗打得很好,爲什麼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麼厲害呢?

    胡:你從徐州到南京怎麼走法?

    寶:那時兵荒馬亂,大家都是亂跑的,走得不對,就給共產黨的游擊隊捉去,他們有的用了國民黨的番號,見人就拉,拉去後就成了共產黨的人了。

    我們都是走路的,一路上有許多像我們這種穿軍服的,大家都往南走。我們一起走的,有七個人,大家身上沒錢,一路上向老百姓要東西吃,他們只有地瓜,我們也只有吃地瓜了。

    走到南京,當地的憲兵要我們去登記,我們暗地商量好,等吃過東西後就發難,與他們打起來,然後拔腿就跑,就這樣跑到上海。

    胡:那你到南京後就沒再回部隊?

    寶:沒有。我們如果去登記,他們會再收容我們,然後看那個部隊需要人,又把我們送到前方去,等於定了死刑,所以我們不願去登記。

    胡:從南京到上海,是搭火車的?

    寶:是的,搭霸王車,沒錢沒辦法呀! 甚至有些人有錢也沒車坐,這時好多人要搭車,他們怎麼賣票呢?能走出來已經很幸運了!

    李:你身體好,不然留在部隊也受不了的!

    寶:我身體好,是我年輕時打下的基礎,打排球、籃球,玩單槓、木馬、游泳,什麼都來的。

    陳:你從上海到廣州,怎麼走法?

    寶:我們幾人到了上海,看車站上人山人海,卻沒有開往廣州的火車,我們就到站長室,要他調派列車來,他不得已打電話去其他城鎮交涉,果然開來了一列車,大家才得順利到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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