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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走向“人类主义”新纪元——从阿尔温•托夫勒的观念谈起

   
    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多元化与差异性是重建21世纪世界民主的基础。他说:“正因为今天缺乏这种适当的政治机构,因而不必要的加剧了少数派之间的冲突,并使暴力行为达到了顶点。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机构,使寻求多数越来越困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去压抑不同意见和用自私自利去攻击少数派(就像领导人物和他们的专家们并不同样是自私自利的一样)。答案在于提出一些容纳差异性,并使其合法化,富有想象中的新安排,即建立新的机构。”
    无疑,托夫勒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社会还没完全取得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创设避免由于种种差异和利益关系上的矛盾而造成冲突的机制和规则,在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领域内,充分体现宽容精神和有效地保障平等协商,自愿取舍,以建构超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体现人类“类”化意识全面觉醒的“人类主义”的新秩序。人类有必要运用谈判的思想方法从以下七个方面,走向“人类主义”的新纪元。
   
    一、缔结社会妥协的新约定

    ——实现人类生活无暴力
    放弃对抗,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以求大家在共同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彻底摒弃一切暴力与专断。
    避免对抗,创造和谐,并通过协约的方式形成人类生活的新规则、新秩序。这是比核威胁、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人口爆炸更急迫的,更重要的关键问题。全世界一切有远见卓识的人们,理当担当“公天下”之重任,竭力主导人类从千头万绪的纷争和仇恨中解脱出来,集中破解我们大脑里的对抗性死结,缔结一种在共同妥协基础上的契约社会,保证所有社会主体按规则行事权利,依程序解决纷争,共同将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人与问题斗争。
    人类只要能达成共识,成功地解开大脑死结,就能一通百通,根绝暴力。
    “共同妥协”是人类避免暴力的前提。
    二、创设国际合作新机制
    ——国际合作无贫富
    当今世界,东西对抗缓解,南北差距加大,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淡化,但利益冲突和经济矛盾却大有上升趋势。这是当今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其实,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发展的利益一致性。西方国家的发达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并不矛盾。西方国家的发展只有依赖落后国家的市场、资源和人力,才能更快、更好;而落后国家也需要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现代观念和科技进步,才能迎头赶上。南北之间的互补性多于对抗性。
    问题是当前的国际合作并不平等,客观上也影响了落后国家的发展。这就需要南北双方用谈判的方式来重新结构平等的国际合作新机制,采取建设性的立场解决纷争。发达国家应更多地向落后国家提供帮助(尽义务而不是施舍),在“弱势补充”原理基础上进行公平合理的竞争。国家不分贫富、大小、强弱,都应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使南北冲突得以缓解。
    合作高于分歧应是创设国际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思想。
    三、制定国家交往的新规则
    ——国家之间无超权
    国家交往除了应遵循现有国际和平共处各项原则,还应创设新的积极合作与妥协规则,力避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的冲突。
    当今的国家交往规则应更多地体现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以体现国家主权淡化的趋势。以规则为先,主权次之为主导,增强国家意志受规则约束的文明意识,遏制大国沙文主义和反人权国家超越国际法之上,为所欲为。当前国际社会“主权至上”现实之所以没有根治,其关键就在于大国家主义还有空间。这也就是说,国家交往领域没有完全为行之有效的新型规则所占领,反人权的大国家主义“特别通行证”还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被吊销。
    规则大于主权是根除大国家主义的基本保证。
    四、建立民族和解新原则
    ——民族之间无优劣
    曾几何时,法西斯以民族优劣轮为思想武器,发动征服“劣等民族”的侵略战争。而今新纳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又兴风作浪,制造地区冲突、民族排外。这是世界后冷战时代的一种危险潜流,应引起一切都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防止少数个人野心家把整个民族推向暴力的深渊。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一切成员都应平等地并立于天地之间,无优劣、尊卑之分。所有民族都享有政治主权,经济发展和保护自己的文化、宗教、语言、习惯等各种正当权利。民族与民族之间首先应当相互承认,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相互依存,摈弃前嫌,放弃对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消除隔阂,缓解冲突。运用合理假定原理,把以往“先解决问题再言和”的习惯意识,更新为“先言和再解决问题”的当代意识,在平等、合作、理解与让步的基础上,一切问题都可以得以圆满解决。
    “先和解再解决问题”应该是处理民族冲突的首要原则。
    五、开拓党派平等的新关系
    ——政党之间无管辖
    政党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利益集团,是社会不同信仰、不同政治见解与利益的人们相互集结的一种组织形式。任何政党都没有特权,更不能被人为的神话。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隶属的。因而政党之间只能在建设性的立场上进行对等的民主监督竞争与合作,而不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能享有在党外支配他人的权力。政党只能通过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思想影响发挥作用而不能主宰国家事务。党与党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共同把精力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健康社会肌体中的政治骨骼。
    因此,政党之间无管辖是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首要条件。
    六、发展家庭和睦的新型态
    ——男女长幼无尊卑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第一表现。社会革命的爆发点往往是从家庭关系开始的。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联合一体与自然竞争,与此相适应的是群婚制。那时一切男性与一切女性婚配,互不排斥、分离,无中心,更无家庭。后来,随着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社会本身逐步分裂,婚姻关系也开始相互排斥。首先是在父母与子女间发生了第一次排斥,而后又在兄弟姐妹间发生第二次排斥,最终进入了完全建立在分裂与对抗基础上的私有制婚姻制度——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于是婚姻关系上的占有性排斥与对抗便产生了。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社会对抗的堡垒。可见社会婚姻制度沿革的本身,就反映了社会从联合走向分裂的对抗性历史。仅仅用现代生物科学中的优生学观点解释婚姻关系变化,似也太简单化了。
    社会发展至今,对抗已在全球范围中开始衰败。于是从家庭形式看来,以男性长辈为中心子孙同堂的家庭逐渐变小,以“二加x”为主的家庭模式已基本确立。另外,无子女家庭,独身成家和合伙家庭(男女离婚后又各带子女重新组合的家庭)逐步增多,以父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走向了以每个人都是中心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家庭结构。这就决定了未来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养将由家庭责任向社会化转移。由此而来的家长权威必将受到了挑战。现实家庭中那种一人说了算,采取暴力和强制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未来的家庭是平等的、多元的、合作的、妥协的、心平气和的,以理服人来解决问题的家庭。儿子可以成为谈判桌上的另一端,直呼老子的姓名,并用老子批评儿子的理由来批评老子。女子也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其经济独立和法律上的地位决定了她可以理直气壮地与丈夫讨论问题,平起平坐。否则她随时便可拂袖而去,另起炉灶。
    因此,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也在向传统社会制度提出挑战。在多元结构的婚姻家庭中建立新型的契约关系,是今日社会的发展方向。那种为盲从爱情而牺牲一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问题上,我与当前流行的观点恰恰相反,文明化了的人类决非“跟着感觉走”,而是跟着理性走。我认为未来家庭的得以维系的关键性因素恰恰不在感性,而在于理智;未来家庭更多地将建立在权衡利弊得失基础上来结成新型契约关系;未来家庭只能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彩的、多旋律的理性合作体。
    男女老幼无尊卑是新型家庭关系的理性原则。
    七、塑造个人自尊的新形象
    ——君子之间无仇怨
    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未来世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人在与外部世界进行合作与对抗中创造了奇迹,不仅排山倒海,呼风唤雨,而且同类相戮,喋血战壕。直到困陷于人人对抗的死角,重造自我的革命才真正开始了。
    人脑是一切革命的发源地。
    人类的自我革命正是要通过与自己对抗的头脑大震荡来完成的。好斗和血战者不再是今天的英雄。而自尊自省,与人为善,化敌为友,宽厚包容,才是当今时代最优秀的个人品质;善于合作,勇于妥协的人,才是如今社会的君子。
    个人作为构成社会的前提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粒子”,将被推倒历史的前台。于是个人责任将成为新社会的基础。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自省就尤为重要。未来的社会是在个人自主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合作的世界。21世纪的社会将更加关注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命运。一个锐意进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勇于承担主角责任、同时又能与一切个人合作、建设性地面对生活的人,会更有力量。“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有分歧但无仇怨,是实现社会和解,全方位塑造人生新形象的核心。
    同者为伍,异者亦友,独立承担责任,但不孤军奋战,是新世纪个人发展的首要准则。
    (首发《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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