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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劳改制度之弊——山东省第一监狱里的“采风”

   
   
   
   
   

    2003年6月5日,我被押进山东省第一监狱。狱方单独隔离了我半个月后,便被送进了入监队。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走廊狭窄、低矮,令人十分压抑、憋闷之感,而且两面墙壁上还处处挂满了揭批“法轮功”的标语与图片,楼道里来回走动着一些值班的犯人,但却无一个穿制服的干警。不多会儿,曲班长又从办公室出来,让我随他走。真不错,曲班长径直把我送进了他当时所住的房间,有15平米,四张上下铺,但室内仅有三个人,我被安排在窗口处的铺位上,一切都如我所愿。
   
    我被一个姓曲的班长送进监室,交给这个组的组长。组长姓周,他很热情地帮我铺床,还送我短囚服与入监队白床单。我安顿好后,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该就是我在入监队的归宿了吧?于是便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仙人球,放置在窗台上。这时姓周的组长便与我聊了起来。闲谈中,他向我交待了狱内规矩:如除解手或洗漱时,不能出监室;上厕所必须连号,即两人以上;厕所里有人24小时值班,晚10时后才能上大便;每天清晨起床至就餐前,各监室犯人都要整齐地排坐在方橙上,挺直腰板,背诵狱规54条;走廊上有值班人员,来回走动,监视每个监室的情况,如有违反,轻则挨打骂,重则几天被罚“蹲茅”,即抱着头面对大粪池,蹲几天要看管事的情绪。在这里有大头小头,各不同管理级别,可谓等级森严。这种极其独特的囚文化,令我感慨颇多。刚入狱的新犯,全戴白牌,属特级严管,处于犯人中的最低层。根据来的年限不同,又分绿牌、黄牌、橙黄牌和红牌。绿牌为宽管级,黄牌为普管级,橙黄牌为二级严管,红牌为一级严管。见到戴有颜色胸牌的,必须老远就回避让路,面对着墙,挺直站好,等老犯走过才能行动。这完全是入监队自定的土规矩,队长们正是利用这种犯人管犯人的土规矩,得以“无为而治”。所以你在入监队里,根本就见不到干警的面,全是他们留下的老犯人,戴上有色胸牌,称为班长,代他们履行管理职能。因而入监队戴有色牌的老犯人们,便成为狱中特权阶层。他们整日游手好闲,多吃多占,张口骂人,抬手打人,甚至还有的勒索新犯和随意处罚新犯的。记得当时有个管纪律的班长,就是典型,新犯们对他又恨又怕。
   
    刚下入监队的当天中午,我所在的监室,突然来了两个神神秘秘的犯人。一个姓项的班长,交待我们监室的组长说,他们在执行任务,必须配合好。其中一个要睡在我已铺好的床位上。我内心老大得不痛快。究竟是些什么人,要执行何种任务?我刚铺好床,他们就要占。那个项班长见我不愿意让床位便说:他在执行政府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床位都是工作需要。我说我憋气,需要靠窗的床位。项班长说:这样吧,我另给你调一个房间靠窗的铺位好吗?我没理由不搬,只好又搬弄行李,换了对面的房间。后来我才得知,那两个人都是已转化的法轮功。当时入监队所有监室都有没转化的法轮功,唯这个监室没有,这天下午又要新来一个。省监转化法轮功的一惯做法,就是让已转化法轮功,充当未转化的,在新来法轮功身边一左一右生活、就寝,履行特务职能:一是诱惑、欺骗,传达假信息,使其上当;二是及时记下新来法轮功的一言一行,及时回报政府。狱方的这些执行特务使命的法轮功学员,可记功加分,减刑早回家。入监队每个监室都有这样的人,政府给他们点小恩小惠,他们便觉得被器重、很张脸。我这才意识到,揭批、转化“法轮功”,更准确地说给他们洗脑子,是省监狱入监队头号政治任务和工作中心(按规定,全省被判5年以上的法轮功全集中在这里)。我内心对那些为自己挣分便专事特务工作的法轮功极其蔑视。我并不赞同法轮功,但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工作。你搞阴谋、欺诈,如此龌龊的小动作,实在令人作呕。
   
    山东省第一监狱,是个比较规范的劳改场所,管理制度相对严密,但形式主义,不切合实际的东西不少。下面队上犯人日常生活全都军事化,早出晚归都要求队列正齐,步点一致,一路口号,一路歌声。凡中午或星期六下午,都要练队列,有走不好的,星期天再单独练。《行为规范》56条,整整一小本子,每个犯人都必须一字不错地背过,每个星期队上查,每个月全监狱查。如有背不过的,便扣分或办学习班。所谓办学习班,就是每天下班后罚站,什么都不能干。此外还有各种政治、文化、专业的学习。狱里对监室内的卫生要求也相当严格:雪白的床单;打成豆腐块的被垛;床上床下都要一尘不染;脸盆里不能有一滴水珠;饭缸里不能有一点油。否则就要被办学习班或扣有效分。而个人衣服和被褥内无论怎么污垢不堪,都无人过问。监室卫生整好后,全部出工,整个房间卫生完全是为应付可能突然到来的检查的。而犯人收工回来,便无人过问,臭鞋横飞,烟头遍地,就像大车店似的,谁也享受不到整洁的环境。犯人们把本可以搞好个人卫生的时间,全都用于应付检查上。这种比军事化还军事化的日常生活,搞得本来就有严重精神压力的犯人们,时时紧张,战战兢兢,再加上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和强度,使他们根本没精力和时间反思自己,痛定思疼。这既不利于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也不利于他们自我反思,心理矫正。
   
    罪犯本不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行动需要整齐划一。和平年代,军人也基本没有心理压力,也不从事体罚性劳动,以军训为主,学习、卫生各项严格要求的军营生活,和以受处罚为主的罪犯生活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狱中不加区别地套用军人生活,大搞形式主义,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监狱管理指导思想。此外,监狱大院内设有各类球场,有人在不间断地打球,但却全是各队大头或球队队员,一般犯人则始终被封闭在监区内,除组织看球,充当形式主义的啦啦队外,基本与球场无缘。
   
    在监室内,表面上搞的很卫生,但当犯人回归,由于不能出门,又都发泄性的鼓烟,致使整个监区空气严重污染,各监室内乌烟瘴气,烟头遍地;加之狱内室少人多,人员拥挤,每个监室简直就像一座座闷人的坟墓。而队长们对此熟视无睹,完全不顾不吸烟者的权利。由于他们在制度安排上就将不吸烟与吸烟人合押一室,实际上就等于强制所有不吸烟人被动受熏,对他们的身体与精神构成严重伤害。对此我曾向大队领导提过建议:要么限制或规定吸烟时间,指定吸烟地点;要么将吸烟者与不吸烟者分开监室。但他们只是口头应允,却毫无改革举措,哪里还有一点“人本主义”管理的味道。这实际上就是轻视犯人的合法权利,没有人权的一种狱内现实。
   
    监狱管理之所以没有人权意识,就在于他们以“改造”人为目的的劳动制度。他们视所有的犯人,都是按他们意愿改造的对象,这也就从根本上排斥了犯人还有与他们同等的权利需要尊重。其实,这种以“改造”为出发点的监管制度,使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由于犯人多是心理不健康,道德有缺陷的人,被强行屈辱性压制在一起,相互感染,学得愈是粗俗、野蛮、狡诈和充满攻击性;再加上劳改政策鼓励犯人们相互揭发,相互监视,向政府暗中打小报告,以得分减刑,实际上就是在制造犯人间的不和,并通过离间犯人,达到管理、掌控犯人的目的。因而犯人们就相互猜疑,踩脚后跟,甚至于设计陷阱,恶意误陷,导致心理更加阴暗。更何况这些人谈话的主题,都是自己的作案经历,又等于是在相互教唆、学习各种犯罪经验、技巧与手段。劳改制度中的犯人执行场所,简直就是传授犯罪方法的大学校。在这种学校毕业出来的犯人,心灵都被压抑、扭曲的报负性极强,一旦走出大狱,会变得更加凶残与狡诈。这就是劳改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比率愈来愈高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人是来之自然,并受自然决定的。人是不可由人来“改造”的。中共劳改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虚伪而失败的制度。这是我深入虎穴,才终得的虎子。
   
    当然山东省第一监狱,也在逐步反醒、纠正一些过去的错误做法,如已停止给犯人理秃头;见了队长不再下蹲;狱里有了百货超市与文化超市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脚步,踏进了大墙边沿上的表现。
   
   原载《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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