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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前沿政治解读——奥运前将强势打压群体维权

   
   
      此据中国政局最新信息分析,2008年奥运会前夕,中国将会为塑造政府形象,在形式上实现有限的舆论开放,但却会采取强势打压群体维权。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放宽奥运期间外国记者采访限制和新华社刚刚报导说,拟议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扩大公民知情权即是例证。然而,中共今后的国内政治安全战略,将会相应地把防范、打压民众群体性事件发生,当作维持稳定大局的重中之重。而相继抓捕、审判民间群体维权领袖,如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就是确立这一战略的现实注脚;刚刚获得国际人权机构颁发的“住房权力卫士奖”,已关押了近一年的上海访民陈晓明,则被当局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在12月8号开庭审理,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共决策层这一政治新动向,已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决议》中初露端倪。该党的文件首次专列“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是在向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为此新华社本月8日电强调指出:“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事件首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并且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突出地摆到全党同志的面前,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清醒认识,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直面现实的政治勇气。”此篇官方文章观点的核心在于:要求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这里所谓的“群体事件”,是指民众为了维权而针对官方的集体抗争活动,因此本文称之为“群体维权事件”。新华社文章认为,目前群体事件有以下特点:重大群体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在一些群体中,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动乱。由此可见,在中共意识形态深层里,仍受“敌我对抗”意识的操纵,牢牢紧绷着“阶级斗争”那根弦。
   如今,社会群体维权多集中在直接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经济领域。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国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两年,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复杂程度和政府处理难度都不断加大,已经被中共高层视为来自民间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对此,连体制内专家学者都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民众利益被侵害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这也就是说,责任在官不在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认为,群体性维权事件多发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弱势群体考虑不周。对此,研究人员列举数据说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对转型期间工人、农民的维权行为深为同情。他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两大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冯书泉教授则认为,弱势群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表示,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才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笔者认为,目前中共高层之所以不顾专家学者的研究、谏言,将战略重点转向强势打压集体维权事件,是由于全球注目的奥运将至,国内安全形势堪忧,而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既特殊又敏感的历史时期。当下,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严重不公,腐败加剧,官民对立,贫富悬殊,执政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严重受损,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反向力量。此据公安部上个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去年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今年1到9月,发生群体事件17900起。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党内鹰派势力将责任归咎于“胡温新政”。他们认为,前些年地方当局对群体事件多采取高压政策,行之有效。但这几年,胡温倡导亲民路线,要求地方当局在处理群体维权事件时以疏导、安抚为主,因而导致了许多过去被压制的矛盾暴露出来,群体维权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在总体上都迅速增长。今年数量虽有下降,但规模却有不断扩大趋势 。一些群体性维权组织程度越来越高,暴力对抗执法的倾向也更为明显。他们更为不满的是,认为不少地方政府和警方对群体事件事前不积极疏导,出事后又迫于上级和社会的压力,在处理时都以“和平解决”为主要目标,对事件组织者和闹事者的处罚偏松,导致群体维权事件一再发生。为此,这些在党内有相当势力的人,要求最高层立即纠正这种对待群体维权的温情立场。

   一些位居政法要职的鹰派官员,多次召开会议,要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一些群体维权的苗头及时处置,强势打压。他们认为基层领导产生了麻痹思想,对群体维权的危害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可能发生群体事件发展的趋势和恶性程度估计不到位,对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缺乏足够的准备。要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一些,充分做好可能出的问题,甚至发生大问题的思想和工作准备。这些意见,直接影响了中共高层社会安全防范意识的高度警觉。由此他们要求将群体维权事件预防、打压的重心下移。此据一位政法书记的撰文透露:要把70%以上的警力沉到基层一线,决不能使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激化,以确保“四个不发生”,即不发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不发生农村纠纷械斗及农民闹事;不发生罢工、罢课、上街游行、请愿等群体事件;不发生集体进京等越域上访维权事件。此据相关信息资料分析,今后政府强势打压群体维权事件的重要任务,是要大力加强情报系统功能,对群体维权事件产生、酝酿、发展、爆发过程的动态信息及时获取、全面掌控,以果断处理突发群体事件和应对复杂局面。他们要求公安、信访等“维稳部门”,发挥预警信息的主渠道作用,对组织、策划、煽动群众闹事的重点对象,公安机关提前介入,采取相应有力控制措施,切实掌握动向,对重要线索组织专门力量查证,对重点人员会进行诫勉谈话,以期震慑作用起到预警效果。同时,政府将逐步建立健全信息反馈网络,完善信息保障系统,健全预警、预报责任制,确定突发群体维权事件的警戒级别,针对不同警戒级别,按照不同级别启动相应预案。惩处不报、漏报、瞒报、缓报等现象,确保上面所必需的社会动态、情报信息渠道的畅通。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预警措施,及时发现、报告、处置可能发生群体事件的各类苗头和隐患,进一步建立健全精干、可靠、高效的应急机制。今后政府强势打压群体维权的内容还会包括:进一步健全完善应对群体事件的组织体系,建立健全信息采集和分析队伍、应急指挥队伍,处突防暴队伍,完善资源动员机制、保障机制,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应急机构、专业队伍、社会组织等的权利和义务,高效率建立起一个新型处理突发事件的预警体系。各级政府将对各责任部门实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和“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工作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排除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的“四个不放过”要求。相关部门应对群体维权事件还会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弄清群体事件的组织者、煽动者和指挥者,坚决果断处置,以根除隐患。对所谓“少数蒙骗煽动群众,挑起事端、别有用心的人”,执法部门将采取“抢打出头鸟”的方法,有针对性地从严从重打击。
   通过以上事实分析,足以印证中共新一代领决策层,对待群体维权事件的态度,开始向“硬的一手”转变。然而群体维权事件频发不止的势头,会因政府的强势打压而偃旗息鼓吗?其实群体维权事件问题的本质在于上而不在于下;在于官而不在于民;在于制度而不在于事件;在于自身而不在于“敌对势力”。不将施政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中国的制度民主与社会公平,企图靠强势打压来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如果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路线被党内鹰派势力牵了“牛鼻子”,其结果只能走向“建构和谐社会”的反面。自古以来,执政者“以暴力威”都会反受其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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