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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灵魂 ——对中国文化历程的灾难性反思

   
    “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灵魂。然而,当下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我曾在《赢:赢新格局》一书中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信条是: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这样一部主张“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学著作,出版后即被中共中央党校订购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传部、出版署联合紧急查禁,全国收缴。由此可见,“自由思想”在中国文化现实中一直是多灾多难的。文化这个概念很难定义。广义的理解,它就是人类的一种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识的产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从文化主体的方面说,文化可以理解为意识的载体,没有自由的意识,就没有自由的文化。
   
    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社会在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却受到制度性对待的制约与扭曲。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在总体价值上,一向是以集体、族群或国家为本位,排斥个体意识自由,主张抑制自我、顺从、忍受、约束。这些价值观经过几十代、上百代的传承,已固化成一种国家性的专制文化,与之相对应也孵化出了民族性的奴态文化。这种文化形象地表现为以下两类:其一,最经典地表征在中华民间妇女的“裹脚”审美意识中,即“裹足文化”。一个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来,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很难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孙们会大胆冒险、实验与创新。另一种奴态文化则形象地表现为官场上的“冠饰文化”。中国官场历来以顶戴表现身份与级别,官大一级压死人,君臣之别在冠,官民之别也在冠,从上至下形成了权力体系的金字塔,如今仍是“大盖帽满街跑”,时时让民众感到权力的压制。如果说“冠饰文化”,一级奴一级,排斥了国家管理的民主化;那么“裹足文化”,则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会个体发展的自由化。这两种文化板结一起,便结构出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社会模式。专制文化与“媚态文化”,就是窒息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土壤。
   

    中国自诸子百家时代进入秦朝专制社会,文化上开始“焚书坑儒”,后来历朝各代都传承“文字狱”,消灭异己的文化现实。秦朝的兴起来自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而秦朝覆亡的一部分文化归因,恰好就是“焚书坑儒”。汉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文化形态有一定的放松,经济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它又从鼎盛走向没落。事实上中国历朝各代都是从文化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始,到压制文化自由结束的。然而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场文化批判思潮来颠覆专制文化与奴态传统。晋魏时代算是一个文化另类时代,但却只是消极逃避政治和不与世俗合作。他们的玄谈也过于清高,根本形不成时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满清也是被文化压制拖入低谷的,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还是文化代表,如张之洞、李鸿章以及魏源者,然而他们至多不过脑筋开始活跃了一点。真正开始文化批判的应该从康有为算起,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像,各种思想、主义任意争鸣,文化自由大大发展。中国也从最衰败的历史时期复苏,开始追赶世界文明。由此可见,文化总是先于时代觉醒的,文化发展之后必然导致新制度的诞生。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红色记忆”语话霸权统治了中国文化,又开始了一个闭门锁国,扼杀自由的时代,于是中国非但没有按照人们向往出现一个强盛的时代,反而更加落伍,甚至是倒退了。“十年浩劫”的文化专制,再一次把中国拖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却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苏联,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国的郭沫若却始终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改革开放,中国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启蒙带动了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于是有了“北京星星画展”与“民主墙运动”。然而不久又惨遭意识形态封杀。直到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衰败,中国借此东风,1989发生了“北京之春”,人民大规模的呐喊,再次冲击了意识形态禁锢。但坦克的履带,又再次阉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灵魂,任由“红色记忆”把现存语话霸权当作一种法理事实,令全民族全盘接受下来,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
   
    近几年来,异议人士和自由写作者不断被投进监狱;文化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也愈演愈烈,特别是新闻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爱的书籍都先后惨遭封杀,如正式出版的《现代的陷阱》、《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民间出版的《怀念李慎之》、《胡绩伟自选集》、《何家栋文集》,香港出版的《怀念耀邦》、《李锐近作》等等,都被作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扫黄打非”之列,遭到查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但把反右、大跃进、文革、民主墙、六四等问题划为禁区,不许有关研究与文章、书籍公开发表与出版,而且还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单。如茅于轼、章诒和、戴晴、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的文章、言论均遭封杀,甚至一些较开放的网站论坛,也被迫撤掉了他们的主持人栏目。一些崭露头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识份子如余杰和王怡等人,在国内媒体更是备受打压。而在新闻领域,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掩盖真相、抹杀事实。所有报刊媒体都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稍有不当,不是遭到训诫,勒令整顿,就是撤销领导人职务;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程益中被判刑就是例证。还有《新京报》总编杨斌被撤职,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被停职,后经过300多职工罢工抗议,才改为杨斌调离,孙李复职。几乎与此同时,《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夏逸陶也被撤职。去年中央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竟下达密令,禁止报刊不得发表纪念文章。已发过纪念文章的刊物,如《炎黄春秋》被警告,《百年潮》领导班子遭撤换,《社会观察》被停刊。敢于直面现实,触及敏感话题的《中国青年·冰点周刊》,侧被强行停刊整顿,主编被调离。由此可见,在中国“红色记忆”泛滥的现实条件下,自由文化依然面临如此严酷的现实。
   
    自由应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 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则是通向人类文化自由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发表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开发计划署亚太地区负责人哈菲茨表示:“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健康、教育、体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类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种人权,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自由文化运动”,事实上就是一种以“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为先导的人权运动,这也可视之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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