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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作品选编
·递进民主制不实行三权分立
·递进民主制变一维分权为多维分权
·递进民主制的递进立法
·递进民主制下司法独立的界限及保障
·递进民主制的选举认定和法律审察
·以“递进民主”为中国政治转型的手段
·递进民主制怎样成为“矢量型求和结构”
·中共为实行递进民主制所做的准备
·递进民主制与社会主义
·递进民主制保证民主立足于“经验范围”
·结语:请上帝发笑
其它
·答海壁——关键在于社会权力是公有还是私有
·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答冼岩、海壁(上)
·任免权不应该定期行使——答冼岩、海壁(中)
·除非贿赂了全体人民——答冼岩、海壁(下)
·从嬉皮士到反抗者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一)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二)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三)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四)
·个人意志应该表达为矢量
·西方民主制无法成为“矢量型求和结构”
·个人意志如何进行矢量求和
·矢量求和需要“和载体”
·矢量求和的关键是体现少数
·为中共主动政改创造条件
·让大坝的每块砖上都有闸门
·对政党政治釜底抽薪
·中共的涅槃
·中共如何一揽子免去所有历史责任
·主动转型能让中共高层掌权时间更长
·高层改革者如何摆脱官僚集团制约
·找到“大是非”,占据制高点
·规模是民主最大的难题
·选举的“超经验范围”
·代议制民主解决不了规模问题
·“代表”与被代表者的差别
·西方民主制中的直接民主
·西方民主制的重大缺陷
·大规模民主中的公众局限
·大规模社会是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
·西方民主制如何解决规模难题
·“小是美好的”
·人民在经验范围外没有智慧
·要把决策者与人民之间隔开层次
·防止“个人”变成“群众人”
·选举结果不应该只取决票数
·什么样的民主能避免对台湾动武
·如何判断警察行为得当与否
·一种“嵌套式”的自治形式
·迄今的自治和联邦皆为徒有虚名
·什么样的联邦能把平面自治变成立体自治
·成立世界政府需具备的前提
·民主转型是民族冲突的催化剂
·民族主义是精英操纵的结果
·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如何保持民族特性
·让少数民族失去独立动力
·是否可以把西藏扩大一倍
·从嬉皮士到反抗者
·西藏在中国之内的“合纵连横”
·如何防止西藏民主受神权操控
·最适合西藏的选举方法
·新疆独立是新疆继续分裂的开始
·维吾尔族没有能力控制新疆全境
·新疆未来的出路
·被滥用的称呼——“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何只能由寡头把持
·代议制难以实现人民监督
·能够包容全体社会成员的委员会
·中国人大制度的虚假性
·当人民成为权力任免的源头
·民意何以实现"自组织"
·官场上的多米诺
·关于鸡蛋汤的汤的汤的汤的汤
·除非贿赂了全体人民
·美国的军队会政变吗?
·把社会直接建立于人性之私
·海壁:为什么《递进民主制》得不到广泛重视──向王力雄先生提个建议
·如何抓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时机——兼谢海壁先生
·如果89天安门实行另一种民主
·人类需要一辆自动车
·盘点中共政权的资源
·代议制难以实现人民监督
·西方民主制只能“剧变”
·如何解决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
·对中共建立的管理系统去党化
·胡平、王力雄分析中共“六四困境”
·肢解官僚机器
·中国村庄是否要物业公司管理
·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职工自救
·传统组织形式的NGO之危机
·在NGO中应用递进民主制
·关于NGO应用递进民主制的一些问题
·乡村宗族的黑帮化
·如何消解宗族势力
·反制村霸需用民主的暴力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赵紫阳的等待
·新疆追记
·《新疆追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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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

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由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领袖为此进行镇压。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针对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说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上坠落。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没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我尚心怀侥幸:文革中成长的这代中共高层,是不是还会存在异数?这代人的经历如此不寻常,曾被意识形态的颠覆觉醒,在动乱的熔炉中锤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纳西方思想。经历过那种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居于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自己的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则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领袖与民众联手的方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毛在1966年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成本之高难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电视,领袖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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