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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上访血腥的劳教——控诉陈良宇、黄菊

上海维权:控诉法西斯暴政!!!我的控诉
    我是上海闸北区上访维权公民杜阳明,在上海当地上告无门,信访无果的困境下,我先后多次进京上访,不料竟遭劳教迫害一年半、刑事拘留三次,在狱中多次遭受非人道的折磨,出狱后罹患椎间盘膨突、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患。
    我的上访维权起因于以下四个问题:
    一、1986年我母亲朱宝莲(现年91岁)在闸北区共和新路245号租借私房开点心店,店名:培大食府,三证俱全,按月缴税,属合法的个体工商业主。1993年底1994年初,该地市政动迁,有关单位未与我母亲朱宝莲接触商谈便将培大食府拆除,且无丝毫的补偿与安置,我们全家赖此为生的店面就此荡然无存。时年我母亲78岁(无劳保),我失业在家,两个子女仍在就学,仅靠我妻子的低工资,全家生计顿陷困境。

    二、1999年我家闸北区虬江路1466弄38号私有产权房(是建于解放前1948年的永久性私有产权房屋)被商业动迁,当时上海中房房屋拆迁公司(简称中房公司)以“临时绿地”“土地储备”为幌子,剥夺原住户回搬权,在我拒绝接受霸王协定的情况下,中房公司先是采取断水断电等非法手段逼迁,继而用黑社会手段暴力逼迁,2000年4月至6月间,中房公司动用拆迁队和地痞流氓,先后三次对我辱駡围殴,我被殴伤后两次由芷江西派出所开具验伤单,其中一次送医院急救。2000年8月2日下午2点多,我独自一人在家,闸北公安分局和芷江西派出所三、四十名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将我从房里拖出后强制押送到桥东拆迁指挥部进行软禁,我妻子下班后也遭软禁,下午6点许,两辆警车一前一后,与搬场车一起将我和妻子押送到真北路我女儿家(已经出租给房客),动迁人员撬门而入,将搬场车上的物件强行塞入。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行政、司法程式及财产保全手续,均由闸北公安分局和芷江西派出所强制执行。经我们事后清点,除了家具衣物和大件家电外,一些小件物品如祖传玉璧等贵重财产和证据材料皆不翼而飞!第二天我妻子去原住地,发现动迁组还在已拆毁的我家私房内向外搬东西,我妻子当即上前阻止,但动迁组拆房队长却蛮横地说:“强迁时没有搬走的东西都属于我们!”。在警察和流氓的配合下,中房公司只给了我们夫妻两人三万元的安置费。
    三、我的继父蒋鹤良曾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施工队队长,为了向“七一”献礼,连续加班一个月,吃住都在工地上,1973年6月30日在施工中被起吊后的大口径水泥管撞死。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与我母亲签订工伤死亡协定后,将她的关系从街道工厂转到管线所,月收入照全市平均低工资标准发放,医药费则全额报销(半劳保+行政补贴),按协议我母亲享受此待遇至终身。但1999年12月底,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工会干部范××通知我说,厂方决定我母亲朱宝莲从2000年1月起拿全市低保,医疗费只能享受家属劳保(半劳保),行政补贴取消。上海自来水公司管线所单方面撕毁协议,严重损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
    四、我家私宅上下两楼(虬江路1466弄38号)前客堂原有租赁户郑满堂,1981年郑回江西前,通过居委会与我母亲签订书面协议。户口挂靠,房租照付。但该协议签订后,郑满堂从未付过一分钱,一拖就是18年,我们通过居委会和派出所多次交涉未果。1999年动迁时,我将协议书交给中房公司工作人员曲华,要求在解决郑满堂的(挂靠户口)动迁费时能将欠租还清。中房公司动迁人员明知被拆迁人与租赁户有协议纠纷,却单方面解决郑满堂的动迁费,置我母亲的权益而不顾。
    以上四个问题引发了我长达7个年头的上访,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招致一连串的政治迫害。
    我的上访及遭迫害经过
   2001年12月2日,我第一次赴京上访,半年后我又连续多次上北京。为了阻止我再去北京,2002年10月8日至10月17日十天间,芷江西派出所所长胡良伟和警长毛国良每天派一辆警车,四个警察和保安对我进行24小时非法贴身监控。10月10日警察张颖等四人将我押进一间正在装修的房屋内,该屋内原有设施已经被拆除,但警察门却不准我出门吃饭和大小便。这天值班的警察冒仕林全身压在我的背上,右臂拤住我的头颈,并用皮鞋跟猛踩我的脚背,还恶狠狠地说:“今天我就是和你亲热亲热,你准备怎么样!”10月17日中午监控撤销,下午2点我赶到芷江西派出所,质问所长胡良伟:“你们凭什么对我监控”,岂料胡良伟竟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什么时候对你监控过?侬介好,我们做啥要监控你?我们没有监控你过。”……
    遣送经历
    2002年11月11日我在北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俗称“两办”)正常上访,208接待员对我还没有谈话完毕,北京警察已在旁边等候,接待一完毕,我就瞥见208接待员在批条上写“盲流打工”等字样,警察就将我和蔡新华、朱东辉、小张四人塞进一辆囚车直驶北京昌平遣送站,关进去后,我们就被称作“遣送人员”,一律脱下衣裤鞋帽进行彻底抄身,财物登记。我看到有一个来自福建的遣送人员,他身上带着的1600元钱,警察说:“你要登记的话,全部上缴国家,你一分钱也没有,你不登记的话,可以拿回600元。”结果他没有登记,被警察私吞了1000元钱。此后10天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该遣送站里的房屋无床无凳,就在水泥地上铺一层复合地板,一间20来平方米的房间最多时曾关押40多名“遣送人员”,大家只能插蜡烛般地站着,根本无法躺下。
    这里每天只供应两顿饭,每顿一律两只高粱窝窝头,糙得无法下咽,喝得是漂着几片菜叶盐卤似的汤。我们每天看到的是警察和保安对遣送人员拳打脚踢、甚至挥舞皮带抽打。11月的北京正是寒冬时节,时有降雪,而我们这些遣送人员每天早晚两次都要被警察赶到已是冰天雪地的操场上集中受冻一个小时,我们几个上海人不得不披着被子在呼啸的北风中站立。一天我亲眼看见操场上躺着一个“盲流”,听说是被警察打死的,两个小时后,我看见警察和保安指使几个外地遣送人员用席子裹好后送走。
    11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我们40多个来自各地的遣送人员又被集中装上大巴士,送到北京火车站,接着又转送徐州遣送站。上海警方派人来徐州遣送站分别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错。其间蔡新华(73岁,装有心脏起搏器)和小张只关押了2天便被上海警方领走了,蔡新华老人由于受到这些天来的折磨与恐吓,回上海12个小时竟猝死家中。我和朱东辉因不愿认错,则被继续关押5天,11月28日才将我们释放。
   不讲诚信的各级信访干部
    2003年3月5日是北京“两会”之日,在这之前,来自全国各地访民都涌向首都伸冤,媒体对公民维权运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2003年2月底,我又一次赴北京上访。三月上旬来自上海的40多位访民几乎天天到“两办”、国家信访总局、建设部、公安部等国家级信访部门反映上海动迁黑幕,引起了上海市政府的恐慌,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信访干部夏敏自从2月底就一路尾随我们并做分化瓦解工作,但由于上访者团结一致,所以毫无结果。3月6日,夏敏在建设部接待处与45名上访者谈判,请求大家立刻离京,并作四点口头承诺:1.全体45名上访人员卧铺回沪;2.列车上吃喝免单;3.市委副秘书长柴俊勇将于3月7日下午1时半在市委信访办接待全体赴京上访人员;4.不让警察干预、跟踪,保证回沪的上访人员安全……
    当晚8点前,我们45名上访人员全部被骗上了5号车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卧铺,硬座也不够,列车员还把餐车内的圆凳拿来充数,我们一上车厢,数十名上海便衣警察便将车厢两头的铁门锁上,将上访人员与别的乘客一起软禁在5号车箱内,到天津站。几位外地乘客要求下车,上海警察竟硬是不开门不让下。我们发觉受夏敏欺骗,于是一起据理力争,黄芝兰、柴燕芬还为此受伤倒地,最后只争取到8只卧铺。晚8时开的车本该8点就吃饭,但经我们反复斗争,晚10时半我们这些上访者才吃上晚饭。
   列车次日上午10点一到上海站,只见站台上站满了警察,黑压压的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将45名上访人员分割开来,我与田宝成等7位闸北区的上访人员走出火车站后,在秣陵路上被尾随其后的二十多名警察强拉硬拽拖往闸北信访办,这是我第一次被警察殴打,指挥者闸北区治安支队长曹××。当天下午上海市府主管信访工作的柴俊勇副秘书长分别接待上访者,轮到我时已近午夜,柴副秘书长面露倦态,说已很疲劳了,要我书面向他反映情况,并保证我写信给他,他封封回复。事实上,我此后写给他的信,没有一封有回音。我失去了一次直接与柴俊勇面谈的机会。
    由于市府秘书长柴俊勇先生失信于我,2003年4月16日,我第13次去北京上访。20号下午,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张副主任委托信访员施兴元开具了一张写明区长24号上午接待我的督办信函,我买了第二天的车票于22号回到上海。
    4月24日上午9点,我拿着“驻京办”开具的书面依据到上海市闸北区政府信访办。看到田宝成夫妻俩也拿着同样的一封信函,要求区长接待。信访员康××传出话讲:区长10:30分接待,我耐心地等到10:30分。又传出话来说由于“非典”,12天后再接待我,让我们自行隔离,我考虑到信访办工作人员经常欺骗、愚弄上访群众,几无诚信可言,我当场提出:请区长以书面形式约定接见时间,以防日后赖帐。我同意隔离,希望政府提供隔离场所。当时在场的信访人员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我决定直接找区长交涉,在很顺利地经过多名保安值勤的门岗后,我进入了区政府办公楼底层电梯间,保安随即上前阻拦,既不让我上楼梯,又不让进电梯。其间田宝成夫妇也进入电梯间不久,就被区政府干部劝离。没想到我们的这一举动竟构成了后来所谓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跌进了市、区两级政府设下的陷阱。
    当天中午11点,我和田宝成夫妇被软禁在区信访办,不让出门。到晚上7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送往闸北看守所,但被看守所拒收,接着他们又将我送往上海同济附属医院进行强制验血、拍摄胸片检查,其间我被拗臂、卡脖、拳打脚踢了近一个小时后又被送往闸北看守所,该看守所不知何故仍不予收押,他们又把我铐上手铐押上警车,押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医院,芷江西派出所所长胡良伟带着5个拿着电警棍、约束带的警察将我拗臂、拤颈,强行进行第二次完全相同的“非典”检查,除了拍胸片时解开手铐一会外,我始终被他们视若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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