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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文集
·呼唤“新重农主义”
·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
·怀念慎之先生
·基多的城市化与“贫民窟”
·集体与否不是问题
·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讨论)
·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经济人”与道德的底线
·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
·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京西何夕:迁徙自由与人口隔离
·警惕新农村建设中的三种倾向
·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在中国并不矛盾
·拒绝“原始积累”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郎旋风”中看东欧——《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附秦晖致仲大军函)
·劳工权益与资本流动
·“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
· “良心”与“常识”基础上的“学问”
·两种“清官”观
·论“警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新论之一
·罗尔斯、诺齐克、布迪厄三人祭
·“卖方缺位”与政治体制改革
·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
·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
·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
·“农民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
·“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农民流动、城市化、劳工权益与西部开发——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公民权问题
·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农民需要怎样的“集体主义”——民间组织资源与现代国家整合
·农民也应该有公民权利(又名: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南方周末访谈
·“农民”与“农业者”
·“拍巴掌”原理——被拐卖者也有“责任”?
·贫民窟恐惧症
·平心而论乌克兰大选
·评利辛县的官场怪现象
·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
·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利
·秦晖教授在法国巴黎自由谈沙龙的演讲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取消农业税后警惕“税免费兴”
·“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兼论如何看待“贫民窟”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
·全球化进程与入世后的中国第三部门
·权界可以游移 群己不能颠倒
·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
·“群己权界”与当代中国场景下的私生活权利
·群己权界与文化论争——秦晖答读者
·社会公正与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什么是“集体所有制”?——关于产权概念的若干澄清
·什么是我们的真问题——秦晖访谈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的思考
·实践自由——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圣徒”与“神学家”
·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谁,面向哪个东方?
·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
·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支
·思无涯,行有制(代序)
·谈“‘出口’新娘保证‘质量’”
·提高农民集体诉求和谈判能力
·“天人关系”中的主义与问题
·天下兴亡,匹夫先应有权
·土地、公平、效率
·王小东与秦晖的一次讨论
·为富不仁周正毅,为仁难富孙大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选择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为什么人心散了
·文化多元、制度转型与关于“进步”的解释:“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
·我的“第三条道路”
·我的“早稻田大学”
·我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次大检讨
·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农主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与苏俄之比较
·小城镇的优点与广阔天地作为
·“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形式主义”还是腐败之一种?
·雄关漫道——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
·寻找变革之路——与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
·要信仰,不要敲门砖——怀念慎之先生
·以强凌弱,于国何福?于民何利?
·《英雄》与帝王剧的走向
·赢家不能通吃——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思
·《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
·“优化配置”?“土地福利”?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与网友交流实录
·“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
·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
·征地问题说到底,就是个定价的问题
·中国大地,为什么人心散了?
·中国当前的经济转轨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
·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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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冀惠泽于黎元取经何必上西天

秦晖

   近日中央最高决策层作出决定,按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的原则推进新闻报道改革,压缩高层领导干部的外事出访活动,必要的出访也要简化礼仪程序,减少随员,以注重实效、精干、节约为原则。这些决定在社会上反响十分热烈,人们认为这是十六大以来、“两会”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诸多新气象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活跃,从各级领导干部、科技学术界与其它专业部门业务人员的出访,到公派与自费的各种留学、进修,直至民间的商务、劳务、旅游、探亲等往来都大量增加,而且增势至今保持强劲。这对于打破改革开放前我们的闭关锁国状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人文新知,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并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在持续升温的出国热中,民间自费出国作为个人行为或市场行为虽然也有适当引导的问题,但主要趋势还是进一步放宽政策、提供便利。公务出国则不同,它属于公共事务,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与官风廉政关系极大,历来为社会所关注。在发达国家,对公务出国的规制有一整套办法。如美国实行费用包干制,国家领导人薪金之外每年有一笔数额固定的公务旅行费,超支了是要自掏腰包的。而北欧一些民主福利国家则对公务出国实行严格的财务监督,我国的媒体曾经报道过那里的一位部长由于公务出国乘机舱位逾等而丢官的事。

   而我国的公务出国虽然也有许多严于律己的故事,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了这个领域。一些地方与单位以出国“考察”为由随意挥霍公款周游列国。一些单位借业务往来为名组团出国,团队中与业务无关的官员倒比业务专家还多,甚至官员滥竽充数反而挤掉业务专家,造成业务损失的事也时有所闻。一些地方把公款出国当作一种“待遇”私相授受,或者作为一种“福利”乱加安排。更有甚者,贪图“出国考察”的小便宜而在中外商务谈判中损害本国利益,甚至利用公务出国之机搞洗钱、资本外逃,等等。这些事情引起了群众的严重不满,损害了社会公义与社会和谐。中央如今出台的有关规定虽然直接约束的只是最高层,但其意应当是为整个公共权力部门作表率,开创新的风气。上行应有下效,相信各级公共权力部门也会跟进而出台有关措施,消除公费出国中的不正常现象。

   实际上,专业性质的业务出国往往必不可少。但无明确目的的官员“出国考察”,确实很难说能起什幺作用。当今的信息时代,只要不是有意闭目塞听,国际上的一般状况与世界潮流、时代氛围是并不难了解的。我们的改革改到如今,如果说当初的阻力主要来自某些过时的理论教条与僵化的意识形态,那幺出国去开阔眼界倒也颇有必要。但是改革一旦深化到了涉及基本利益格局的重构,其主要的阻力就已经不是什幺观念问题,而是既得利益结构问题了。单纯“开阔眼界”很难说能对此起到什幺作用。而对于既得利益结构问题,一些基本的公正规则其实是基于常识,基于超越“主义”与“文化”的底线伦理,属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范畴。这一切很难说需要经过“出国考察”才能得出。而一旦底线失守,出国“开眼界”恐怕只能受到感官刺激增加奢侈的胃口。我们知道有些人公费出国之后对外面的声色犬马香车美女花花世界印象深刻,津津乐道,甚至对人家的赌场与红灯区也颇有体验,惟独对于别人的法治宪政与市场规则等一套基本文明一无所知。这些人有的因为出国吊起了奢侈胃口而走向了腐败堕落,按过去的说法大概很能证明“糖衣炮弹”的厉害,其实发射这“糖衣炮弹”的“大炮”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而公费出国受到的感官刺激倒也确实起到了“引信”的作用。

   另外一些人倒不能说是腐败,但既得利益立场也使他们的“考察”眼光有所扭曲。一位朋友在周游美国与北欧一圈回来后发表见解说:美国的“自由主义”只讲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忽视了社会平等,不利于保护弱者。而瑞典的“社会主义”只讲社会平等、福利保障,忽视了个人自由,不利于发挥效率。我们都不能学。听完高论后我对他说:是的,我也同意无论瑞典还是美国的那一套我们今天恐怕都搞不了。不过您说美国的个人自由太过分,那幺美国的社会保障如何?不会也“过分”吧?您说瑞典的社会福利太过分,那幺瑞典的个人自由如何?不会也“过分”吧?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相当发达。那里有联邦财政负担的、覆盖全国统一标准的养老保险,有联邦与州两级财政共同负担的失业保险、老年援助与儿童援助,还有体现“矫正正义”、具有道德补偿性质的对黑人、印第安人等历史上曾经遭受不公正对待族群和其它弱势群体的特别资助。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保障开支通常占到GDP的13%左右,虽然达不到瑞典式的“从摇篮到坟墓”,但其最低生活保障功能还是很健全的,更不用说他们还有发达的NGO志愿公益部门来参与社会保障了。同样,除了高额累进税对个人资本积累形成的限制外,瑞典的企业在市场上的自由空间还是受到法治保障的。那里的老板可能不敢惹工会,但用不着害怕当官的,更不会担心八九十个“公章”与“大盖帽”都来吃你的“唐僧肉”。而宪政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更是无庸置疑的了。如果美国的“自由过分”学不了,学学它的社会保障如何?如果瑞典的“平等过分”学不了,学学它的公民自由如何?经常出国的您老兄可能已经不稀罕这幺“低调”的社会保障与公民自由了,但是如果您不是只盯着“国际前沿”而是能够多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真正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您可能会发现这些“低调”的东西对一般老百姓还是非常有用的。

   有道是:不求闻达于“国际”,但冀惠泽于黎元,人同此心心同理,取经何必上西天。

剑虹评论网20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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