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秦晖文集
[主页]->[公民论坛]->[秦晖文集]->[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秦晖文集
·三、东欧左派运动的三个阶段
·四、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倾向
·五、东欧“左派复兴”的逻辑意义及其结果
·六、俄国左派运动评析
·七、东欧新旧社会党的关系问题
·八、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十字路口看乡企——清华大学乡镇企业转制问题调查研究报告
·一、问题与调查方案设计
·二、乡企怎么了?
·三、“向低级所有制转”
·四、股份制:名副其实吗?
·五、股份制:怎样操作?
文集
·阿Q二题
·百姓“征”了国家的地
·拜占廷罗马法、中国古代法与中国法制建设
·保卫公产与保卫私产
·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3.23)
·“北京倒萨”的共同底线
·被拐卖者的“责任”问题
·被抗战改变的中国
·彼基金与此基金
·“边缘人第二代”,还是公民的时代?
·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不讲逻辑的“经济学”
·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又名: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
·缠足、隆乳与“文化”比较
·产权改革要体现社会公正——对《十字路口看乡企》一文的评论
·产权改革与工人参与——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案例分析
·产权改革与民主(外一篇)
·“长沙案例”的联想
·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汪晖与温铁军之间的一场讨论
·“城市的空气”
·持续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二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次优选择”的悲剧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从法治角度看舆论监督(又名: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
·从“荆轲刺孔”到“荆柯颂秦”
·从医改失败看我国公共服务部门的问题
·从“义务”到“志愿”——为“国际志愿者年”而作
·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
·村治与民主:从大共同体本位向公民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组织演变(提纲)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大政府小责任
·代议制是宪政机制的自然结果
·但冀惠泽于黎元取经何必上西天
·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
·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
·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地权归农会不会促进土地兼并?(又名:论地权的真问题)
·地权何以不归农?地权归农又如何?
·地权问题的症结何在?
·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东欧转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对话·和解·和谐——秦晖、黄钟关于“和谐社会”的对话支持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反恐必须反对原教旨主义
·反思大跃进
·访谈:反对把素质教育与考试对立起来
·放手农民发展社会组织
·“分”之罪?不“分”之罪?——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告别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
·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
·公正与否比“激进”与否更重要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
·关于穷人住房问题的思考
·关于“新蛮族征服论”与拯救文明之路
·关于自由主义——在杨帆“思想讨论会”的讲演
·官府自律能遏制“圈地运动”吗?
·和谐社会:难得的全民共识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社会建构
·呼唤“新重农主义”
·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
·怀念慎之先生
·基多的城市化与“贫民窟”
·集体与否不是问题
·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讨论)
·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经济人”与道德的底线
·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
·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京西何夕:迁徙自由与人口隔离
·警惕新农村建设中的三种倾向
·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在中国并不矛盾
·拒绝“原始积累”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郎旋风”中看东欧——《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附秦晖致仲大军函)
·劳工权益与资本流动
·“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东欧左派在剧变后迄今10年来,一直是各个国家里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按理说这些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党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共同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奇怪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经常相互敌视、攻击,且各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矛盾错综复杂,党内分歧表面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左派的行动能力和战斗力。

   左派内部的矛盾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以1994年“左派复兴”为界,第一阶段左派的分歧主要体现为新、旧社会党的矛盾。如前所述,一方面由于社会党国际为保持自身的“纯洁”对新社会党采取不信任的狭隘关门态度,从而给左派队伍平添了不少矛盾;二是旧社会党以正统自居,大吃历史老本,力图以“嫡传”身份来争夺本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地位,但终因其从政经验少、组织能力差、社会根基薄弱而难成气候。1994年后东欧出现新一轮“多米诺骨牌现象”——左派复兴,新社会党又纷纷上台执政,无疑又成为各该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坚。社会党国际也及时调整战略,向新社会党敞开大门,此后新旧社会党矛盾逐渐成为过去的一页。各左派党内部的纷争便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左派内部的矛盾依然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实用主义”原则盛行。这和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是同步的。这一特点导致东欧国家政党都在向中间靠拢,国家利益至上,实用主义大兴,政府工作专业化、程序化,政治色彩削减,技能*作突出,政治派别的转换对政策延续的影响逐渐减少。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左派和右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具有误导性”,只要看看改革当中的东欧就会明白,“许多执政的前共产主义者比右派更急于实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阿尔巴尼亚政府前总理社会党人纳诺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既不是为了迎合左派,也不是为了迎合右派,而是由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在务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波兰总统前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社民党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务实的政党,”我们不能违背选民的意志,“开空头支票,靠空洞许诺取得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靠的是实干”。在俄国目前的三股政治力量中,第一股就是实用主义,其明显的标志是避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问主义、只干实事。他们的口号是三个以“П”打头的词,即“实用主义——прагмагизм”、“职业——профессия”、“秩序——порядок”。东欧其他国家的左派政党通过这些年的经验模索也明白了,少谈主义,多干实事,是一条有效的经验。在野时着眼于争取选民,从平民阶级利益出发,调整战略力求东山再起,在朝时以议会制游戏规则为准绳,谨防出错,力保执政党地位。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政治较量中的对手和盟友,并不完全以推行什么主义来划分,执政或反对派联盟在很大程度是利益的暂时结合。红黑、红褐联盟并不罕见,中左、中右、乃至左右联盟都出现过。议会政治中的“执政联盟”与“反对派联盟”本来就不仅仅从意识形态上界定。在野的各党联手一起反对在朝的政党,在朝的各党共同对付反对派已是十分常见的政治景观,只要有利于争取选票、执政机会与议席,盟友是可以更换的。在共同对“敌”时,甚至连派别也淡化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多元的反对党(或执政)联盟,一旦达到目的,联盟很快就会发生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左派阵营与右派阵营同样脆弱,常会为涉及具体利益发生冲突。

   1997年9月的波兰议会换届选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4年前举行的上届议会选举中,曾经在团结工会旗帜下活动的一些组织和由团结工会派生出来的各个政党、团体独立参加选举,结果得票分散,只有4个组织跨过“门槛”,团结工会本身以0.1%之差被拒之于议会门外。这次“团派”组织吸取教训,组织大联合,一举成功地夺得201个议席(占总席位的44%左右)。但是“团派”内固有的“定位”问题并不因此消失反而更加复杂化了。是团结工会领导其议员团,还是议员团领导团结工会?“团派”是作为保卫企业职工利益的组织,不再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抑或继续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运动,既领导工人运动,又指导“自己的”议员团并干预政府的工作?团结工会主席克扎克莱夫斯基与布泽克总理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在竞选获胜后暴露出来,再加上原来许多政党的行动纲领和经济政策就不相同,只是为了“选举行动”勉强捏合起来的,所以,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内耗将是团结工会今后发展的突出特点,并会影响波兰政局的稳定。

   这样为了选举而“拉郎配”的例子在许多东欧国家都曾发生过。在1996年11月的斯洛文尼亚的大选中,社民党不是与其意识形态上接近的“社会民主联合名单”组成“左派统一阵线”,而是甘愿尾随保守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共同组成“春党”,反对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从而分享权力。1996年7月原经互会国家的蒙古的议会选举也有类似情况。按理说蒙古社会民主党与人民革命党在意识形态上远比与民族民主党接近。人民革命党除了没有更改名称,就其实质而言已相当社民党化了,社民党若能在大选中与其结盟,完全可以保住人民革命党的执政地位,但社民党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族民主党结盟,迫使人民革命党下野,并在上台后,在政府结构改革的名义下,大批解雇人民革命党的官员。

   同样,执政联盟也是多元的。罗马尼亚上届政府执政的社民党也是与民族主义色彩极浓的大罗马尼亚党组成执政联盟,来共同对付反对派,而与它名称相同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历史党)却与反共最坚决的国家农民—基督教民主党、国家自由党、匈牙利民主联盟、生态党和生态运动站在一起。 在东欧风云变幻的政治组合中,若仅用意识形态的模式去套,会处处发生疑惑。匈牙利社会党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54.15%的席位,本可以单独组阁,但它却甘愿与1990年反共特别积极的自由民主联盟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就是在这几年合作过程中,社会党也处处迁就自民盟,常表现出“大党让小党,多数让少数”的姿态。波兰也是如此,最急于实现资本主义的是左派,而坚持公有制的除了传统极左派外,主要却是极右势力。1995年导致团结工会政府下台的5月风潮就不是继团结工会政府之后东山再起的左派组织发动的,也不是团结工会中的“左翼”,而是它的右翼——与教会关系密切、反对社会生活世俗化并力主政教合一的那部分势力策划并鼓动的。目前,在转轨深入阶段,阻碍大众私有化的往往是左派工会与右翼教会势力。

   其次,新社会党放弃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组织上承认自身的多元化和开放体系,这必然造成这些政党与组织的松散化,形成易散不易合的特点。甚至可以说在缺乏传统共产党党纪约束的条件下,左派组织的多元化是长期的、必然的。

   这一特点在剧变之初东欧的政治钟摆第一次摆向右边时,对共产党组织的冲击最为显著。当时,东欧各共产党都以绝对多数通过“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多党制的决议,提出为“建设真正的民主社会,为了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贯彻政治多元化原则,任何人都有建立政党的自由”。与此同时,党内原有的矛盾一下全部公开,党内各派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被公之于整个社会,基层党组织与广大普通党员必然面临重新选择、重新站队问题。这时党内就会出现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结构”和以观点划线的派别组织。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90年1月末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因政见不同分裂为以拉科夫斯基、苗**奇和费什巴赫各自为首的三大块。保加利亚共产党则一分为六。匈牙利党内出现改革纲领派、人民民主派、马克思主义统一纲领派、农民纲领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团结革新派、捍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纲领派等派别。捷克共产党内仅就如何看待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歧见纷杂而导致重大改组,各政治派别纷纷出现。

   几乎所有的新社会党在破茧而出之前,党内都有一番“激烈撕杀”。在当时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各派别终于彻底分手,另立门户。一时间小党林立,党派多如牛毛,但多是些所谓的“沙发党”(指一条长沙发可以坐下全体党员)、“蝌蚪党”(谓头大尾细),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无行动纲领。虽然在1994年的“左派复兴”浪潮中,各该国政治舞台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社会党势力有所恢复,一些小党又回并过来,但已远远不是昔日的规模和面貌了,而成立之初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东欧第二大共产党,有党员300万,而1990年4月波兰社民党成立时只有党员4.6万人。东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有党员380万,而1989年12月事变中成立的救国阵线和1990年11月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合起来的人数还不及原来的1/4。捷克共产党原有党员173万,在那场“天鹅绒式革命”中有半数以上的党员退党,1991年8月正式改名为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时有党员43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后,原来的72万党员,有5.5万人加入社会党,约6.5万人参加了社工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后共产党组织的党员人数也比原来大为缩减,而且党内思想多元,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基层结构也俱乐部化了。

   剧变后的左派都放弃了源于俄国民粹派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恢复了第一、第二国际的自由传统,仿效西方政党来去自由的组织原则,有些派别又允许跨党,这就更加剧了这些组织的不稳定性。例如,俄国在苏共解散后的次生党派中一度最有声势的是以梅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有较浓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派别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完全社会党化,但组织上完全放弃了集中制原则。由于它的组织极为松散又允许跨党,以致俄共重建后它的大批成员兼为俄共党员,并很快形成俄共为实、劳社党为虚的局面,最终把劳社党挤到了近乎消亡的边缘。

   第三,带有旧体制烙印的权力之争。东欧一些国家从历史深层背景看,为君主制国家,缺乏议会民主传统,各派都处在不依法制行事的低层次政治中。左派队伍中有些领导不适应议会民主的思维方式,大打消耗精力的私人争斗,另外门户之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斯洛伐克中左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内部斗争大体可以归入此类。总统科瓦奇原是“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副主席,是总理梅恰尔的政治盟友,并在梅恰尔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后因政见不同两人分道扬镳。科瓦奇联合民主左派党等,将梅恰尔政府赶下台。1994年梅恰尔在大选中获胜,第三次出任总理,为报一箭之仇,多次制造事端。在一次总统讲话时,梅恰尔执政联盟的议员愤然离场,把总统一人“晾”在主席台上,致使科瓦奇含着泪水把讲稿读完。1995年8月斯情报局又策划了绑架总统之子小科瓦奇案,随后又报出总统在国外诋毁斯洛伐克国家声誉、在奥地利存款2300万先令等新闻。双方矛盾越来越深,街头示威、媒介攻击不算,还把整个左派阵营都卷入其中。由于科、梅二人都在拉民主左派党,使该党发生分化,几度濒于崩溃。以主席韦斯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与梅恰尔合作,但以副主席卡尼斯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进入政府并批评前者参与倒梅活动。科、梅两人的斗争导致取不同立场的左派队伍随之波动不已,并进而影响到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目前斯已从东欧经济状况较好的第一方阵中落了下来。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