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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警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新论之一

秦晖 金雁

一、“自由主义民粹派”还是“警察民粹派”?

    民粹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如果把民粹主义作为“农民社会主义”而予以广义化的话,它还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很值得研究。

    以往的民粹主义研究是建基于两个概念上的,即“革命民粹派”与“自由主义民粹派”。据说,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民主主义”者,是“最彻底的”民主派。而80-90年代民粹派却逐渐“转到自由主义立场上去”了。1成为堕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从而标志着民粹派运动的衰亡。

    这种理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然而今天我们从新的视野看去,却不免觉得它有很大缺陷。

    首先,我们知道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远比过去研究者所注意的那段时期为漫长。从民粹派的思想先驱——革命民主主义者起,经过了传统上所谓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自由民粹主义两个阶段后,它还远远没有结束。三次俄国革命期间,有以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影响巨大的新民粹主义——社会革命主义;十月革命后,有以所谓“生产-组织学派“为代表的新民粹主义;新民粹派被消灭后,在“斯大林主义”中也包含着许多可以溯源于民粹主义的遗存物。目前,在前苏联1987年为新民粹派平反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国内又兴起了一股研究他们的热潮,连同苏联以外,主要是西方世界早在60年代就已兴起的“恰亚诺夫”热,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新民粹主义”思潮又有方兴未艾之势。

    由此,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过去那种民粹主义历史“两段论”图式。例如,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

    既然民粹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就已因“自由主义”化而衰亡,何以以后的民粹派运动或“社会革命主义”运动仍有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我们知道,正是在1905年之后列宁对民粹主义的评价大大提高了,而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开始也是布尔什维克与民粹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两党联合政权,连革命后实行的土地法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根据民粹主义理论起草的!

    19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斗争是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吗?如果是这样,何以理解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恰恰与自由主义者,至少是自由主义倾向比民粹派强烈得多的人(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同路人”的联盟来对付民粹派?

    民粹主义的罪过就在于它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吗?我们知道,30年代初苏联那场围剿“新民粹主义”的运动简直就是把民粹主义当成自由主义来批判的。当时对“新民粹派”提出的一系列指责,如说他们想搞独立农庄(!),吹捧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支持富农,搞商品经济,鼓吹资本主义等等,恰恰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粹派用来攻击自由主义、尤其是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2的那些指责。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已经证明,上个世纪的那场论战中,真理属于受到上述指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历史又在证明,30年代受到上述指责的“新民粹派”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地掌握着真理。那么,30年代这场批判算什么呢?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民粹主义,还是某种“反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在批判有自由主义倾向(也许也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只有“革命的”和“自由主义的”两种吗?假如有一种民粹主义,它与“自由主义”水火不相容,是否它就完全是“革命的”了呢?恰巧,我们在列宁著作中正好发现了这样一批反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就是列宁称之为“警察民粹派”的萨宗诺夫“等人”。3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萨宗诺夫是十九世纪末活跃的政论家与学者,曾著有《禁止农民出让土地与国家经济纲领的关系》(1889)年、《根据人民粮食状况而作的农业工作概述》(1893年)、《村社能否存在?》(1894年)等著作。他是沙皇专制统治的狂热支持者,也是村社“集体主义精神”的狂热宣传家,在那个保守的斯拉夫派得势的“反改革时期”(1882-1903年),他积极支持内务大臣、宪兵司令Д·Α·托尔斯泰伯爵采取警察措施扼杀自由思想的任何萌芽,同时鼓吹进行强化农村公社的“改革”,以压制那些僭礼非分的“私有者”。他提出把村社“国家化”,完全禁止农民转让份地,以及发展劳动组合等一系列旨在打击农村资本主义的措施,并且是19世纪80年代发动村社“共耕”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站在坚决反革命的君主派立场,成为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成员,还与尼古拉二世的佞臣、混世魔王拉斯普廷拉过关系。列宁把这样一个完全不知近代自由概念为何物的“村社社会主义”者称为警察民粹派,是恰如其分的。

    在其他一些场合,列宁还把萨宗诺夫和尤佐夫、丹尼尔逊、沃龙佐夫等并列为一类,讥讽地指出:“国家土地占有制——由国家把土地转交给农民——村社——合作社——集体主义”,就是这类人的“了不起的公式”。4后面这几个人在现在的论著中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当然不像萨宗诺夫那样狂热地反对“自由”,但正如我们以后将要分析的那样,他们思想中的“警察化”倾向也很明显。此外,在典型的警察民粹主义者的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Л·Α·吉霍米罗夫等人。沙皇统治阶层中许多鼓吹以强制手段发展“公社精神”的“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们”5在广义上也可以算作警察民粹主义者。当然,如果除去这些上层人物,在通常意义上作为平民代言人的民粹主义者中,像萨宗诺夫那样的“警察”毕竟很少。他们,即列宁所讲的“警察民粹派”是与革命民粹派不同的人,或曰民粹派的极右翼。这是警察民粹主义的第一定义。

    但这一定义是以政治标准、即以是否反对沙皇专制为标准确定的。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出以理论标准来衡量的第二定义,它指的是民粹派(其中包括最革命的民粹派)理论体系中宗法的、保守的或反动的一面。这就要从民粹主义的本质谈起。

二、民粹主义理论中的“警察”色彩

    我们常说民粹派是“革命民主派”,这是以推翻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命为背景的提法。所谓“革命”意味着反封建,尤指反封建的突变方式(与改良相对而言);所谓民主在这里意味着这种反封建的变革是以有利于多数人或“人民”的方式进行。那么,“民主革命”所要推翻的封建制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6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社会”)演进的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就是人摆脱了“公社”中的“自然联系”,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单个的人”。

    这一过程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的力量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因此,马克思又把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变革概括为两大社会形态的演进:从自然经济下的“人的依赖关系”,演变为商品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

    所谓“人的依赖性”,即我们常说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8必须指出,我们过去常常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仅仅理解为农民依附于封建主,这显然是肤浅的。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依附关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交换的缺乏导致的“个人尚未成熟”、个人依附于共同体,亦即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等等。而这种依附关系之所以常常表现为农民依附于封建主,只是因为后者作为“天然首长”、大家长或保护人而成为共同体的代表与人格化体现者。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本身也是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的。

    农村公社,即“米尔”就是封建的宗法共同体在俄国的具体形态。村社的起源、演变与结构,笔者在此无法详论,但有一点必须一提:那就是关于村社起源问题从上个世纪“村社论战”发生以来至今一直存在着相持不下的两种观点,即“国家说”——认为村社是由专制国家使用权力自上而下建立的;以及“民俗说”——认为村社起源于民间,是人类自古以来形成的风俗。无独有偶的是:19世纪后期民粹派调查村社“集体共耕”制起源时,也遇到了两种说法,其一认为这个制度是沙皇内务部强行建立的,其二认为是人民的古老习惯,主要是村社中穷人的要求。9当代学者多趋向于认为这种争论已不必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因素在村社起源中都存在。10笔者觉得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宗法共同体都具有“父权”——“温情”的二重特征与束缚——保护的二重功能:一方面它束缚个性,扼杀自由,使人不成其为人,并造成“天然首长”的宗法特权,使共同体内充满着奴役、黑暗与不公。另一方面它保护其成员免除分化、竞争与动荡并抑制“贪婪的私有者”的兼并,给共同体以田园诗般的氛围和温情脉脉的宗法面纱。因此,上层与下层的共同体成员都有需要依附它的一面。但不同等级的成员对它的功能需要是不同的:下层(农民)要求共同体的保护,希望共同体压制“为富不仁的私有者”而维护宗法式的平均与和谐。上层(贵族)要求共同体的束缚,希望共同体压制“僭礼非分的私有者”而维护宗法式的等级和专制。在自然经济时代,这两者的冲突即使激烈到炸毁了旧共同体的程度,也只会在混乱中重新建立起一个功能更协调的新共同体。因此,这时并无什么“民主”、“自由”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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