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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我的泰国之行(4)--遇见国际友人
·我的泰国之行(5)--逛街
·我的泰国之行(6)--素铁山佛寺
·我的泰国之行(7)--温泉击水
·我的泰国之行(8)--篝火晚餐
·我的泰国之行(9)--离别
·我的泰国之行(10)--坎坷回家路
·悲伤的2008年
·封锁《零八宪章》无法阻挡中国迈向民主的脚步
·不要让“两会”成为权力盛宴
·武大,请告别狭隘的民族主义
·香港,你果真沦陷了吗?
·“两会”后的紧张气氛再现中共当局恐慌
·整饬低俗实为弥天大谎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步入死胡同
·不要让看守所成为人间地狱
·官员强奸算嫖娼,司法领域再现中国特色
·“强奸犯局长”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镇妖塔镇不住敢言媒体的良知和勇气
·“辱华”论再现病态的爱国主义
·打“码头”是在向文明规则挑战
·黄光裕,你怎能一死了之?
·以言治罪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附庸风雅是中国商界富人的“陋习”
·退休官员修活人墓,前卫还是另类?
·傍上高官的女人,请不要太癫狂
·公安机关不能这样“躲猫猫”
·两个王帅的遭遇为何如此相似?
·“迷信”局长的预感终于显灵了
·中国高校的窝里斗给了武书连以可乘之机
·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
·飙车事件绝不能用金钱摆平
·促进中国民主化,《零八宪章》势不可挡
·飙车事件与第四种权力
·富家子飙车案车速鉴定结果难以服人
·杭州飙车案,别忘了还有几条漏网之鱼
·邓玉娇到底是杀人嫌犯还是抗“日”英雄?
·邓玉娇杀官,法律的天平将向哪边倾斜?
·将我们都隔离,让特权者一个人孤单
·野三关镇的“野三官”
·明星们,不妨大胆地过把毒瘾
·是骗子太高还是女记者太蠢?
·余秋雨,请不要再以“大师”自居
·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告别“东亚病夫”
·赵本山和春晚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拆迁户打死拆迁人员,谁更需要反思?
·中国高校在变相鼓励学生抄袭论文
·《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处女“卖淫”羞辱了谁?
·“翻版张柏芝”是娱乐至死的克隆
·假捐款彻底撕毁了余秋雨的“大师”面具
·杨克获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抬头
·罗京英年早逝,央视难辞其咎
·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
·信风水的余秋雨为何不信因果报应?
·高考舞弊是治不好的牛皮癣
·许宗衡堪称当代方鸿渐
·人肉搜索让《焦点访谈》原形毕露
·难道连金庸也堕落了?
·最年轻市长的论文是抄来的?
·抄袭论文的周森锋应该辞职
·严晓玲案不应由福州当地警方盖棺论定
·为上海黑心楼盘的倒掉喝彩
·陈良宇在监狱里玩不玩“躲猫猫”?
·远离另类的《葵花宝典》
·买了倒楼的炒房业主不值得同情
·强装“绿坝”是在践踏公民权利
·严晓玲案显示福州警方已经彻底黑社会化
·杭州法院的“辟谣”难证清白
·胡斌飙车案怎能不让人质疑
·胡斌替身张礼礤扇了谁的耳光?
·《新闻联播》变脸不仅仅是不让领导露脸
·以言治罪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
·摇出经适房“十四连号”是奇迹更是耻辱
·飙车案续发,人间天堂已成死亡天堂
·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斌,裸就裸了,怎么能不认账?
·心怀不轨却又见义勇为,他到底是嫖客还是侠客?
·中国媒体是世界上最能创造奇迹的媒体
·和人妖合影的官员自己更像“人妖”
·大嘴宋祖德,你准备好了吗?
·还有多少彩民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更期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泳装美女“钓”的是老板,更是色狼
·白毛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世仁?
·阎崇年和于丹不妨大胆地将刘水告上法庭
·是谁给了煤老板雇凶杀人的勇气?
·文强和女明星有染,到底是谁玩弄谁?
·穿透视装“钓情郎”比穿泳装“钓老板”更无聊
·罚学生裸站羞辱的是整个教师群体
·裸女站在吃饭民工中间是色情对艺术的玷污
·周海婴,你维护的不是鲁迅的名誉
·荆州溺亡事件,有谴责更应该有反思
·陈琳,你的柔情我们永远怀念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敬告有些媒体,请别再把我当标本
·少林方丈释永信的“悔过书”情真意切
·禁止“非正常上访”,深圳当局进一步与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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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成就的GDP

   据媒体报道,10月28日凌晨2时35分,位于新疆米泉市电厂沟镇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2团兴亚能建化实业总公司第一矿井一号井发生爆炸,14名被困井下的矿工全部遇难。这是公之于众的最近一次矿难。偌大一个中国,能源的需求量之大决定着煤矿企业的多如牛毛,在“三农”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今天,农民依然是社会最穷苦、最弱势的群体。农业的低收益使得不计其数的农民成为农民工,虽然一般的农民工待遇都不尽人意,但相对于种田来说,收入也许还可以维持家人的生活,尤其是有子女上学的家庭。
   
   因为制度性的歧视,一般的城市居民还可以在国家单位朝九晚五、养尊处优,而被制度贴上下等公民标签的农民,即使能够走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也只有干体力活的份。不少城市的用人单位都要求职员是当地的城市户口,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在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忍受着歧视的农民无法跨越制度的栏杆,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做那些被城里人认为是低级的职业,城市的建筑、装饰、马路等工地无不充斥着农民工的身影。在各种高体力消耗的行业里面,最苦、最累也最危险的职业当属矿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员曾表示,煤矿已经成为中国高危行业,仅今年前8个月,全国煤矿就至少发生事故1824起,造成2900人死亡。
   
   从黑龙江鸡西矿难到广东兴宁矿难,再从黑龙江七台河矿难到今天的新疆米泉矿难,中国的矿难事故可谓是层出不穷,虽然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法规,但在很多矿老板的眼中,这些法规无异于一张张废纸,更有甚者,矿老板就是政府领导,他们被称为“红顶商人”,这些人使得矿难的曝光率更低。在以前之所以矿难的消息很难见诸媒体,不是因为矿难没有或者是很少发生,而是消息被封锁的缘故。虽然《宪法》赋予民众以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但在官员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基本被剥夺。

   
   矿工是危险性最大的职业,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包括矿工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然而,为何还有那么多的矿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归根结底,是因为矿工家里太穷。煤矿企业一般都是国营企业,但在矿井里工作的却几乎都是农民工。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即使对工作的危险性已有了解,但还是得怀着侥幸的心理去铤而走险。矿老板更是乐于雇佣农民工为其干活,因为可以付给他们最低的工资,而且一旦出事就可以廉价打发他们的家人。从近年来矿难频发的情况看,中国的煤矿企业已经成为最大的杀人机器,无数矿工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虽然表现得比他们的前任亲民,但他们仍然无法扭转矿难频仍的现实。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矿难现场的痛哭流涕除了表达他们的悲伤外,更表达着对现实的无奈。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土崩瓦解的今天,唯一能够让当局有执政合法性感觉的也许只有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虽然不遗余力地叫嚣GDP的狂升,但与老百姓厮守的却依然是贫穷,得到经济发展最多最大好处的几乎全是权贵阶层。跛足的改革造就了一个极为不公的社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好不容易换来的GDP排行其实是鲜血和生命的累积以及蕴含着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并不光彩。
   
   官场的日益腐败使得社会道德水平也日益下滑,越是有钱有势的人如今越是不懂得珍惜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私欲,已经毫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了。今天的米泉矿难并不是中国矿难的终结,只要制度没有实现民主化和人性化,矿难的发生将不可遏制。
   
   2006年10月29日
   
   ----原载《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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