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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关系新解

   

   知和行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聚讼千年的哲学命题。最古老的看法是“知易行难”。《伪古文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儒家不讲知和行孰难孰易,却讲孰先孰后。孟子提出天赋的良知、良能,强调知。荀子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强调行。宋儒程朱学派主张“知在行先。”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但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还主张“致良知”。看来,他是主张用知去统一行。王夫之和魏源又同王阳明相反,主张用行去统一知。例如:王夫之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魏源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孙中山鉴于他在主张革命的时候,革命能够不断进行并取得成功;他在主张建设的时候,反而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因此他提出“知易行难”的学说,以为,“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可是,后来的事实说明:孙先生提出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也不是“知难行易”的。国民党人在每周一次的纪念周上,都要背诵《总理遗嘱》,都要毕恭毕敬地念诵:“务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许多人背得滚瓜烂熟,就是不去实行。可见知难,行更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与行孰难孰易、孰先孰后,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中国古人所讲的知行关系,主要是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关系。道德教条就是那么多,认知它们并不艰难,难的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行动。所以,古人在知行关系上大多强调笃行实践。孙中山所讲的知行关系,是建国方略与建国实践的知行关系,而建国方略中涉及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认知它们自然比认知道德观念和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要难得多;孙先生估计不足的是:即使国民党人认知了孙先生的建国方略,但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愿意认真实行,结果是知之不易,行之更难。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几类不同性质的任务:一类是发展科学的任务,这要探索生命的奥秘、人类社会的奥秘和宇宙的奥秘,恐怕是知难行易,应该着重强调知;一类是经济、文化、国防建设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任务,恐怕是知之不易,行之更难,应该知行并重;还有一类是解决国家、社会发展方向问题,这在鸦片战争前后“遭遇3,000年未有之奇变”的时候,是“知之维艰”的。经过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特别是“5.4”新文化运动,又积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5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解决了知之维艰的问题,就应该把实行摆在首位了。

   1986年,中国大陆执政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在讨论中共13大指导方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13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5.4’运动以来,世界各种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验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40年建设,10年动乱,又加上一条法治。这些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胡耀邦当时认为民主、法制、科学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显然估计偏高。不过,从1986年到现在,中国人又走了15年曲折的道路,绝大多数人民对于民主、法制、科学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知过程,今后的问题就是付诸实行了。如果今后仍然不能实行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那就不是知之维艰的问题,而是行之不力的问题了。

民主论坛2001.1.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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