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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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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铮铮铁汉
·11.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12.嘲弄文革的人们
文集
·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
·北京牌楼,西安城墙
·不必惊呼“狼来了”!
·不是“多余的话”
·不应贬低“为民做主”
·不愿做奴隶的时代
·迟到的呼吁
·重塑民族精神
·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职务
·次韵和浩成兄“洛城偶感”
·从纪念胡耀邦看到的
·从徐世昌、段祺瑞到华国锋
·当代中国杰出的民主诗人——江婴
·党领导等于党专政吗?──改善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读《紫阳千古》后的一点说明
·对杜导斌案的评论
·对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声明
·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对辛亥革命的某些思考
·反对文化平均主义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关于普及人权教育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及人权委员会
·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
·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和谐的社会主义
·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呼吁召开千禧世界公民大会──给安南与2000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
·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胡耀邦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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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吴高兴
·纪念“六四” 理性前进──中国大陆五省市人权民运界人士联名纪念“六 四”十三周年
·教训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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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绑架一事接受记者采访(200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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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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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进两出
·“六四”感言
·“六四”是什么
·论发展权
·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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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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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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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四”前后
·五四、六四和未来
·西安民运人士对当前时局的四点声明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
·严正的控诉
·颜钧的简况
·“窑洞对”和“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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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严重考验
·与记者访谈录
·在文化大革命中
·再论中国的民族主义
·再造中华文化
·战斗的人道主义
·政党政治与公民政治
·政府所有制是万恶之源
·知行关系新解
·致贵州民运同仁的一封信
·致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抗议信
·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乔石委员长、田纪云副委员长信
·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
·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
·致中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的一封公开信
·中国大陆权力的贬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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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向延安进发。从宜川向北走了一天就到了临镇,临镇是老区,从临镇人的面色和精神状态看,当时老区人民的生活是比新区好,这是大生产运动起了作用。陕北的民风也和黄龙地区不同。洛川、宜川农村的妇女常常隔着门缝看门外的风光,一发现陌生男人经过,就扑地一声把门儿关了。陕北的妇女却大大方方,不怕男人,这不是革命的影响,而是古已有之。

   第三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延安。看到向往已久的宝塔山。我们都是心潮激荡,双眼湿润,悲喜交加,那是经过长期压抑、发自内心深处、自以为获得自由解放的激动,是1945年8月听到日本天皇发出投降诏书以后的第二次激动。

   当时的中共确实需要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学生受到欢迎和礼遇。延安大学为我们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教员或干部(当时,延大不评学衔统称教员)。我虽是大学肄业,也当了教员,但不在经建系,而是新闻二班的语文教员。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

   延安大学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新同学大会,延安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有一位领导人参加。来自国统区的百余名同学推选我致答谢词。同学们所以要推选我代表他们,这表明:在1948年投奔延安的学生中,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占了大多数。我拟出的讲话提纲,事先同一些有代表性的同学商量过,主要是歌颂延安,但却讲的是当时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用自我批评的语气表达了我们某些不理解、不满意的地方。边区《群众日报》未加删改全文发表,边区教育厅选为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教材。这也说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只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杨明轩老人,出于个人的关心,托人给我带来两句话:一句是:太阳里边还有黑子,不要看到边区存在的局部性、暂时性的缺点就感到失望。另一句是:你讲到同学们到边区以后的变化,有一条是:“从读大本书到读小本书。”你说的“小本书”大概是指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这样说不好。”虽然我一进边区就知道要管住自己的笔和舌头,但我只注意到不去讲宋纹演那样反苏反共的话。听到杨明老的提示,我才懂得像“小本书”这样的话也是犯忌讳的,因为那意味着贬低毛泽东思想。

   我当语文教员,最怯火的是写板书和为学生批改作文,因为我的字太难看,被同学和同事们称之为“小儿体”。好在我的学生气很重,撑不起教师的架子,和年龄相差无几的同学们相处得很亲切。他们对我并不苛求,他们觉得一个学工科的人有那样的语文知识已经不容易了。我喜欢《大公报》,在延安有时也说大公报好。原有的教师和学生告诉我:周恩来对大公报的评语是: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他们善意地劝我不要再宣扬大公报了。我也听他们的。

   刚进边区的民主青年还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当新闻班学生参观西北党政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时候,就向社长杜桴生和总编胡绩伟提出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报纸说假话,共产党的报纸有时也不说真话?杜桴生和胡绩伟都是四川人,长于辩论。胡绩伟回答关于真话、假话的问题说:新闻报导的真实性要服从党性原则。符合党的利益的真话当然要说,不符合党的利益的话,要在一定的范围去说,不一定公开报导。当时,我们都佩服胡绩伟的辩才。他讲的那些道理并不能说服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他提到党性原则,我们不论通不通也无话可说了。

   1948年12月,我在延大新闻班工作不过一个月,延大秘书长高云屏找我谈话说:西北局城工部和延安大学想派你出去工作。延大给你的任务是为延大招生,招收国统区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西北局城工部给你的任务,可能是利用你父亲的社会关系,做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于佑任监察院系统人员的工作(当时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李梦彪在武汉担任两湖监察大使),具体任务和作法,西北局会找你谈的。我估计是,五个月前关中地委要求我做的事,又向西北局城工部提出了,西北局城工部决定派我出去,延安大学又附加了为延大招生的任务。我对高云屏说:我不是党员,做地下工作恐怕不合适。高云屏说:你写一个入党申请书,经过学校党委和西北局主管部门考查以后,按特别情况处理,马上解决。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页纸的入党申请,第二天,交给高云屏。因为那一天是“12·9”运动纪念日,所以,我把时间记得清楚。接着,我就向新闻班主任交代了工作。两、三天后,高云屏又找我谈话说:你的任务变了,杨明轩副主席要你给他作秘书,杨老德高望重,西北局有几位领导人是他的学生,都同意,明天你就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去报到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部长马文瑞、统战部长(城工部和统战部是一码事)张德生和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都是杨 明轩老先生的学生。

   到了边区政府秘书处,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副秘书长常黎夫。他说:听说你笔杆子能行。不过,边区对文字的要求和外边不同。你知道姚警尘吧?姚警尘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的秘书主任,在外边号称才子,他进边区后到西北局做文字工作,不能适应,他说要当小学生。你来了先学文件,帮助杨老和我剪贴报纸,帮助姬也力(秘书主任)编辑《边区政报》。以后再学习起草文件吧。常黎夫还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给我,要求我好好学习。显然,这是启发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杨明轩老人也同我谈话。他似乎知道我们这一类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的思想情况,着重对我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认识边区的问题。他说:青年人好高骛远,容易把革命队伍理想化。其实革命队伍的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你不要一看到这些缺点,就感到失望。当时,我对杨老的意见全部接受了。后来才逐渐感到:革命队伍里的许多缺点,是从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本身产生出来的,旧社会封建传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初到边区政府,同钟灵、杨实住在一个窑洞。钟灵是南洋华侨,17岁到延安,我到边府的时候,他是边府主席林伯渠的事务秘书,兼任边府俱乐部主任。他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常常同方成合作画漫画的那个钟灵,是一个豪爽乐观、多才多艺、清秀文雅、长于交际的人。同住的第二天,他就在拍纸薄上为我画像,还请即将离开延安的林伯渠主席为我题了几句勉励的话。林老我只见过一面,鹤发童颜,声如洪钟,是一个慈祥亲切的老人。他听杨实说,我会写旧体诗,要我抄出几首给他看。真惭愧!我只是在初中时跟着老文人学过几天旧体诗,高二以后就丢到九宵云外去了,根本拿不出手,不敢抄给他看。几天以后,林老就带着秘书主任吴良柯和两个秘书陈昭、钟灵到西柏坡去了,我躲过了考诗的一关。

   林老离开延安后,副主席刘景范代理边府主席,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他当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为了后勤供应的需要,他要我画一副陕甘宁边区的详图。这一关比考诗要难百倍。我束手无策,只好向秘书主任姬也力求救。我说:我是学工科的,根本不懂地理,不会画地图。刘主席的秘书蒋连穆,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不是也不会画地图吗!请你对刘主席说一下,还是请内行画吧。姬也力说:你不知道,刘主席的脾气,他要谁干谁就得干。他听说,你是大学的高材生,就以为你什么都能干,指名要你画,我不好说话。我说:那就只好请秘书长或杨老说话了。姬也力说:那也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边府民政厅有个赵创,他是专门画地图的,你去求赵创代你画一幅。我说:“那不是弄虚作假吗!”姬也力说:赵创画好以后,你不要直接交卷,由我代你交卷。这就不要你直接对刘主席说假话了。我到民政厅苦苦去求赵创,并且说明我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是姬也力出的主意。好心的赵创帮我作了一次枪手。

   刘景范当时只是不了解大学不可能培养出样样都会干的学生。其实,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后来一再挨整,没有整人;这是后话。

   1949年的春节,我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社会调查,军民联欢。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了一种规矩,在春节前后开展“拥军爱民”和军民联欢的活动。具体做法是,春节前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派出干部到所在地的农民、工人、商人中去联系群众,征求意见;春节期间,把附近的民众请到机关、团体里来吃饭和联欢。大约为了让新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边府秘书处派我参与了这件事情,很有新鲜感。

   从1949年1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合并为一个根据地。晋绥分局并入中共西北中央局,晋绥行政公署和参议会并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西北军区司令部也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担任了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以代替调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李卓然,晋绥行署副主任王达成调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行署主任武新宇,都没有到延安来。解放后,李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武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张稼夫曾在农科大学毕业,作过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共支部书记。在晋绥地区极左的土改整党中,因为反“左”受到李井泉的残酷打击。到西北局以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开明、宽厚的长者,后来还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王达成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2·9”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思想境界和知识、能力都不高,是一个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老干部。我在延安还有几个上级,也是“工农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例如:当时的边府教育厅长江隆基是二十年代的德 国博士,边府秘书处长薛诚是闻一多的助教,边府建设厅农业科长康迪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讲师。这些人虽然还常常受到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单纯业务观点的批判,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身上“党八股”的气味已很浓。例如:我们的秘书处长,成天埋在上面的文件和下面的工作报告里面,似乎看得少了,就降低了他的职权。其实,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从几公尺厚的工作报告中选择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和新办法的内容,作出摘要,送给秘书长和主席、副主席去看,并把最好的经过加工选登《边区政报》或《边政通讯》。我觉得那是让人受罪的苦差事。因为中共的工作报告。比国民党政府的公文还难看。后者只是“等因 、奉此”地提出问题和要求,前者却要写上那些千篇一律充满大话、空话、套话的政治意义和经验教训。有新内容的实在太少了,比较起来,还是林伯渠、杨明轩和习仲勋那些思想开明的领导人,有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语言和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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