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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苏轼、苏辙的蜀学

中国文化随感之四

   中外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自由主义,只有老子 “ 道法自然 ” 、 “ 清静无为 ” 和庄子 “ 在宥 ” 、 “ 坐忘 ” 、 “ 齐万物、等生死 ” 的自然主义。而老庄的自然主义,只 能追求人们心理上的主观自由, “ 神游乎六合之外 ” ,并不能克服人类社会 “ 强凌弱、 众暴寡 ” 等外力强加于人的不自由。因此,老庄只能向往 “ 绝圣弃智 ” 、 “ 绝仁弃义 ” 、 “ 无知无欲 ” 的原始人的生存状态,而不能达到既有文明进化又有客观自由的生存 状态。可是,苏轼、苏辙和 “ 苏门四学士 ” 黄庭坚、秦少游、张耒、晁补之却把作为自 然法则的 “ 道 ” 同儒家的入世进取态度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自由 主义的政治哲学。

   苏辙在《老聃论》一文中说:儒者排斥老庄为异端,而以周公、孔子之言为依据。这个 依据是不充分的。要判断儒家、法家和杨朱、墨翟的具体主张的得失,必须质之于一以 贯之的至道。至道又如何确立呢?苏辙认为 “ 言至道无如 ‘ 五千文 ’” (即 “ 道德经 ” )。因为就思辩逻辑的系统性而言,老子思想的明确和条贯,是先秦各家不能相比的。 用近现代的哲学概念来说,老庄之学,既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又有对现实社会 的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其思维逻辑确实是最有 “ 条贯 ” 的。苏辙还说: “ 天下之 至道,唯其辩之无窮,攻之而无间 ” 。意思是说:至道必须没有偏执而能周遍,经得起 辩驳和攻击。只有老庄之道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老庄之学也有缺陷。苏辙说: “ 天下固有物也,固有事也。 ” 老庄把一切 “ 归于无有 ” 而又 “ 绝圣弃智 ” 、 “ 绝仁弃 义 ” ,不能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只有将老庄之道同孔子、《六经》结合起来, “ 中心行道而不毁世法,然后可耳。 ” 苏辙(《道德真经诠跋》)。苏辙还有一段话讲 到儒道互补的作用。他说: “ 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莫过于儒术,其所以有弊者,治 之过也。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失而行之而天下 弊。此儒者得失之辩也。(《苏辙:栾城应诏集》)。而二苏所谓老子之失,就是 “ 弃仁义,绝礼乐 ” ;所谓儒家之失,就是 “ 陈义过高,求治过切。 ”

   苏轼兄弟依据儒道互补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我自己的粗浅 理解,举出以下几条。

推阐理势的“经验论”或“实用论”

   关于理和势的关系,程颢、程颐的 “ 洛学 ” 和王安石的 “ 新学 ” 都是从理到势。前者依 据他们所理解的孔孟之道,自上而下地提出他们的 “ 性命之学 ” ,以理造势;后者依据 他所理解的 “ 三代先王之道 ” ,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他的 “ 富国强兵 ” 的变法方略,也 是以理造势。苏轼兄弟则主张 “ 推阐理势 ” ,就是从人民的生存状态、人民的需要和疾 苦提出问题,然后找寻解决问题之理。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从主义到问题,后者是 从问题到主义。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 “ 经验论 ” 或 “ 实用论 ” 。

“适俗任情”的性情论

   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扬雄主张善恶混,程颢、程颐的洛学 又主张性善情恶,以性抑情。苏轼兄弟反对以上这些看法。他们认为性和情是一致的, 性情没有善恶之分。因为善和恶是圣人或哲人在后天提出的人文规范,而性和情是人类 先天的本能的共同属性;人文规范只能顺应人性人情,因势利导,而不能逆反人性人情 ,强制改变。苏辙在《老子新解》中对于人性,有几段精彩的论述。它的大意就是:人 性是在饮食男女和喜怒哀乐中体现的。人性是平等的,永恒的,圣人和普通人都一样; 古今远近都一样;而且: “ 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损,其大可充塞天地间,其精 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 ” 。 “ 莫能患 ” 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在这里,苏 辙发出了震古惊今的树立人性尊严的最强音。苏辙主张:文明规范应该符合人的自然本 性,让人们在文明规范中的生活如鱼得水。人性论不应成为专制政治的工具,而应成为 消除政治强制和文明异化的理论探索。苏辙还提出了公事和私欲可以相通的论断。他说 : “ 今之说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国之公事,而国之公事亦必有拂于天下 之私欲,分而异之,使天下公私之际比如吴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独 求见其所为至公而无私者。 ” (《栾城应诏集》)苏辙的《老子新解》及其人性论受到 明代反对文化专制的思想家李贽的高度赞扬。他说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称最。 …… 使 五千余言烂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以一日去乎也。 ” (李贽《焚书 ·< 由解老序 > 》

   苏辙的人性论,同苏辙是一致的,但在语言表述上,不如苏辙那样明快而具有震撼力。 他在人性以外加上一条风俗。人性的社会化表现就是风俗。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新学主张按照自己的意志, “ 革弊俗而任理 ” 。苏轼主张 “ 因俗而任情 ” 。苏轼指出:由于 时代不同,风俗变迁,适合于上古人性人情的礼仪和制度,不一定适合现在的人性与风 俗。三代人行当时那种礼仪和制度, “ 习惯而无疑 ” 。现在人照样实行,就会格格不 入。因为后世人情风俗有了很大的变异。强制现代人实行三代人的礼仪、制度就会构成 三代之礼对现代人的压抑,也会导致现代人对三代之礼的对抗。只有适应现代人的性情 和风俗,因势利导地进行礼俗文明的变革,才能够顺利地推行。

本体寓于万象之中的“本体论”

   北宋儒家都重视本体论。他们认为:天地之间的事物,虽然有千姿百态的形象,叫做 “ 万象 ” 。但是,在万物万象之上有一个必然的至理,叫做 “ 天理 ” 或者叫做 “ 道 ” 。 作为本体的 “ 道 ” 或 “ 理 ” 只有一个;分散开来就有形象各异的 “ 万象 ” 。按照作为本 体的 “ 道 ” 。或理去推行政治、法律和道德教化,就可以调控万物万象的秩序。这叫做 “ 理一万殊 ” 。苏轼兄弟也承认道是本体,万象是事物的存在状态,但却认为本体不是 万物万象之外的另一种实体,它就存在于万物万象之中,是万物万象的统一性和联系 性。把这种本体论原理用之于政治,苏轼主张 “ 求大全,尚闳通 ” 。因为作为本体的 “ 道 ” ,并不是千古不变,千人一面的刻板的模式,而是包含着万物万象固有的多样性 的统一性、联系性。所以,政治也不应成为刻板的模式,执着于某种必然的不变之理而 逆反生存状态千差万别的人及其人性与风俗。苏轼认为偏执的 “ 理 ” 必然会摧残万殊之 物的丰富个性,导致不能宽容异己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从而破坏万物万象的自然状 态。按照苏轼的本体论思想,合理的政治决策,应是 “ 任民自择 ” 和 “ 诸侯分权 ” ;而最高的政治权力是因其宽容和协调作用才得到人民和诸侯拥戴的。

激进的民本主义

   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都是民本主义者。北宋的王安石新党,也服膺民本主义。但是 ,王安石政由已出,采用专制主义的手段,强制推行人民不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激化了 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对立,使改革措施成为扰民、病民的 “ 苛政 ” 。苏轼兄弟并不反对 王安石变法的全部内容,而是主张政由民出,并由人民自觉地接受和实行。熙宁 4 年( 1071 年),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是他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不同政见的代表作。在上书 中,苏轼提出 “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 的方略,提出以专制主义克服政治危机必然 诱发更大政治危机的正确论断。

   所谓 “ 结人心 ” ,苏轼要求,政治决策,要自下而上地从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而不 能自上而下地从一己的理论判断和个人意志出发。这也就是政由民出而不是政自上出。 显然,苏轼的理论根据来自老子: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

   所谓: “ 厚风俗 ” ,是针对王安石提出的 “ 流俗不足恤 ” 和 “ 革弊俗而任理 ” 的 “ 严刻 之政 ” ,主张 “ 因俗而任情 ” 。苏轼劝谏宋神宗 “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 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 ” 。在苏轼看来, “ 厚风俗 ” 和 “ 民德归厚 ” ,是培养国家元气 ,建立和谐社会,克服社会危机的上上策。苏轼说: “ 从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 ,刚愎自用而不危者也。 ”

   所谓 “ 存纪纲 ” ,并不是加强专制主义的 “ 三纲六纪 ” ,而是恢复北宋初期的权力监督 制约机制。苏轼对政府体制的主张是: “ 内外相制,轻重相权。 ” 内,指中央,外,指 地方。苏轼主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制衡;而在中央政府,又以保持代表 “ 天下公 议 ” 的御史台和 “ 谏院 ” 来监督宰相和枢密院的体制,以免内生权臣,外出藩镇。他对 王安石设置在他直接领导下的 “ 制置三司条例司 ” ,并给地方派遣三司使,将决策权( 即立法权)和行政权高度集中起来,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皇帝独断、宰相专权是极大的 政治冒险。由于苏轼的批评,不仅针对王安石,也针对宋神宗,结果,从最高权力中心 被排斥出局,贬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排斥打击,后来的 “ 乌台诗案 ” 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 “ 垂老投荒 ” (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又使他历尽饥寒和屈辱。可是他的自由主义,民本主义思想却 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深刻。

   苏轼的自由主义、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在关于水的议论中讲得最为精辟和生动。水的哲 学源于老子。老子说: “ 上善若水 ” 、 “ 水几于道 ” 。苏轼认为道的本体,是不可知见 ,难以确定其内涵的。与道本体最为近似而可以效法的是水,是水的运行之理。苏轼又 把水来象征百姓,他的政治哲学是依据水之性亦即百姓之性来确立的。他在注解《易经 》坎卦时说: “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 ” 。他在注解涣卦时又说: “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之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蓋必 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 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 ”

   苏轼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百姓的生存方式,象水一样,无常态无常形。百姓的生存欲望 也象水一样。要顺其本性不停地流动下去。这种无常态无常形的生存方式,这种顺其本 性的流动和发展,是不可拦截,不可遏止的。顺应百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趋势,百姓就 会安然地顺流而下;逆反百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趋势,百姓就会象洪水一样泛滥不已, 淹没逆反其本性的旧秩序,选择顺应其本性的新秩序。 “ 苏轼在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提出 “ 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从而导之 ” ,这是很了不起的。这就是自 由主义的政治,就是激进的民本主义,它同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差了。 “ 苏门四学士 ” 之一的张耒,发挥了苏轼的这种思想。他说: “ 圣人之立法,故常立其大防,而其节目 委曲所以施于事者,听夫人之自为 ” 。(《张右史文集》卷 54 《用大论》)这种主张已 经有人民自治的思想萌芽了。只是在没有社会自组织的中世纪,那是不可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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