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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思想初探

   胡耀邦,不是一个学术理论工作者,他并没有构建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学说。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勇于实践而又能够不断革故创新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思想和实践趋于成熟,在“拨乱返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他运用了前人积累和自己创造的先进思想和战略策略。这一笔精神财富,不仅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的水平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都有限,只能作初步的探索,今后还准备进行反复的充实和修改。

胡耀邦的政治思想

   1986 年夏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胡耀邦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是:“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种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过、实验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目标。这是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一条法治。这些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出版的师东兵著《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既要以民主、科学、法治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胡耀邦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这样的思想,胡耀邦在其他场合也讲过。例如, 1978 年 12 月 31 日上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下属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就职演说; 1979 年 1 月 3 日,又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和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他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显然,胡耀邦是要用民主社会主义的体制,去代替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专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1982 年 9 月 1 日,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请注意: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并没有提四项“基本原则”,却提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基本要求。

   这个报告还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专门一章。在这一章中,胡耀邦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国家和社会保障公民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履行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胡耀邦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他又指出: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

   请注意:中共十二大已经确定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已经确定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提出基层“群众自治”,已经提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提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在法制建设方面,中共十二大着重强调“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为什么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二大提出和确定的这些原则,至今还没有付诸实现呢?

   胡耀邦的民主思想阐述得最为充分的,是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胡耀邦主持起草和主持讨论通过的。决议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返几个方面互相配合,协调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

   关于法治,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决议指出:“只有大力加强以宪法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同实际生活中种种压制和破坏民主的行为作斗争,才能推行并保障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顺利发展,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决议指出:“要在全体公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议还指出:“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从决议的这些内容看来,对于法治的阐释,已经突破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这表现在: 1 、把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国家意志”改为“体现人民意志”,把“法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改为“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2 、提出社会主义法制“以宪法为根本”,强调“要同破坏民主的行为作斗争”。 3 、提出“增强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4 、重申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个决议还要求:“在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重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这些要求,既符合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又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决议还规定:“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以上这些规定,都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民主精神。可惜,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现,三个多月以后,胡耀邦就被迫离职了。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

   许多人认为,胡耀邦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人认为胡耀邦不懂经济,在经济工作方面,没有创见和建树。其实不然。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也有独特的内容。

一、生产的目的是人民的生活需要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是赞成的。过了不长的时间,胡耀邦想到:经济建设不是最终目的,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才是最终目的。他授意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写出了《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文章,在 1979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头条发表。文章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的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特别是八亿农民的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胡耀邦通过这篇文章,发动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这个讨论受到经济战线大多数干部和职工的欢迎,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可是,胡乔木反对这个讨论,他向华国锋、邓小平告状,邓、华决定停止讨论。如果这个讨论不受压制地进行下去,并在经济政策上得以体现,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早就走上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轨道,走上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了。

二、全面改革和衡量改革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

   1983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胡耀邦首次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他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又首次提出“要以是否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胡耀邦这个报告在发表之前,是经过邓小平同意的。可是,时隔不久,邓小平对于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由动摇、退缩发展到限制和压制。关于“三个有利于”,虽然胡耀邦提出的是最初的版本,可是,九年以后,邓小平在他的《南巡讲话》中却又提出另一个版本,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文明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两个版本含意有所不同。胡耀邦所以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标志,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生产力,仅仅是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的结合,既不包含其他生产要素,又不代表生产成果,不是现代国际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胡耀邦在他的讲话中很少用“强国”这样的字眼,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当时的其他正式文件也没有用;在三个“有利于”中不提国家富强和综合国力,可能是要超越中国洋务运动以来“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诉求,只求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国际关系上的兴旺和在经济文化上的发达(发达或不发达是现代国家区分先进与后进的通用标志),而不在世界上逞强争霸。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两个版本孰优孰劣,大家可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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