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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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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职业打手和老运动员
·08.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09.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10.铮铮铁汉
·11.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12.嘲弄文革的人们
文集
·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
·北京牌楼,西安城墙
·不必惊呼“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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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贬低“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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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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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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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文化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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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关于普及人权教育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及人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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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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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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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运人士对当前时局的四点声明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
·严正的控诉
·颜钧的简况
·“窑洞对”和“周期率”
·一组绿色小品
·遗书(1997年)
·“以人为本”的严重考验
·与记者访谈录
·在文化大革命中
·再论中国的民族主义
·再造中华文化
·战斗的人道主义
·政党政治与公民政治
·政府所有制是万恶之源
·知行关系新解
·致贵州民运同仁的一封信
·致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抗议信
·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乔石委员长、田纪云副委员长信
·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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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进两出

林牧

   两进两出,指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两进两出。第一次出来,是被打倒扫地出门的。第二次出来,是政见不合,被迫出来的。

   “四人帮”覆灭之后,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就是要抓住“揭发批判”“四人帮”这个纲来治理中国。邓小平,胡耀邦主张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赞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他们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方针,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和搞乱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返回正常状态。具体内容,就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突破毛泽东后期的思想禁锢和理论错误,平反“文革”及其以前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实现人身及其名誉的解放。

   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在当时自然非常必要。但是,这个“纲”抓得并不理想。除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大头目和一部分省、部级,问题非常明显的领导人,如中央文化部的于会冰、浩亮、刘庆棠,教育部门的迟群、谢静宜,国家体委的庄则栋,辽宁省的毛远新,安徽省的宋沛璋,河南省的刘建勋,北京市的李雪峰和上海市的一帮人以外,多数地区和部门把主要矛头针对着“造反起家”后来并无实权的年轻人,造反派头头几乎无例外地受到清洗和惩办,而那些在各级所谓红色政权中掌握实权的老干部出身的“造反派”,受到应有惩办者很少很少。以陕西省为例,在“文革”中建立的中共新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掌握实权、作恶多端的是名为二把手实为一把手的支“左”干部胡炜和一把手李瑞山,书记处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肖纯。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十万计;他们直接间接杀死和逼死的人命数以千计。可是胡炜在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受了几年审查,未受法律和纪律制裁,而是按军级干部的待遇离职休息。李瑞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建的陕西省委给以党内处分,中共中央没有批准那个处分,反而安排他先后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职务。肖纯,陕西省委给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共中央没有批准,反而安排他担任了中共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前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霍士廉,在“文革”中因为支持造反派很早就被“结合”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

   作为很早结合的陕西省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推行反动路线、迫害干部与民众方面,他也有次要的责任。但在“四人帮”覆灭以后,他先后担任宁夏、山西的党委第一书记和农业部长,未受任何处分。类似陕西省的情况是不少的。

   原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红火了一阵,他先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期,不知什么原因,被打倒了,流放到陕西杨凌省农业科学院安置。当时,陕西省可能是毛泽东和“四人帮”比较放心的地方,流放到陕西安置的有彭真、王任重、周小舟、杨献珍、赵毅敏等人。1978年4月至12月,王任重代替李瑞山主持陕西工作。王任重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是积极的,(我也是在他手里解放的),在陕西民众中赢得了“王青天”的称号。但是,和他同来改组以李瑞山为首的“文革”领导班子的三个领导人,都来自中南地区,而且都是保守的。1978年底,王任重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业办公室主任以后,其他三位中南干部继续留在陕西,而胡耀邦推荐继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也是守旧的。马文瑞调来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和主管意识形态、主管农业的两个常委,也都是保守的。省委领导班子中,只有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陈元方是思想开放的知识型的领导干部,但他在省委领导班子中是孤单的,1981年就受到第六次错误的批判,并被免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省上专管编纂地方志的工作。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我又经历了三次争论。第一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争论。当时兼管意识形态的陕西省委常务书记李尔重是一个极左派。当邓小平和胡耀邦已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针和理论的时候,他仍然大讲斗争和专政。

   书记和常务书记对理论务虚会不以为然。因为常务书记李尔重是兼管宣传文教工作的,我同他谈理论问题多一点,他不便点胡耀邦等人的名,却点出于光远来说,“你不要听北京那些理论家的话,于光远我熟悉,他们这些人脱离实际工作,缺少实践知识。”当面谈不拢,我就给李尔重写了一封信,同时送第一书记,委婉地表示李尔重的一些观点不妥当。李尔重不直接答覆,却在会议上引证列宁和毛泽东那些严酷的观点来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迫于无奈,我只好把我同李尔重之间的争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部。下面把我的那封信做摘要。

   

给陕西省委常务书记的一封信

   中央宣传部并中共中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直接、间接听到陕西省委常务书记李尔重同志的十余次讲话。(有些是看纪录稿)尔重同志很早就提出实现“四化”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要注意原有企业的革新、挖潜、改造,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在当时,我们就认为看的准、讲的好,是很拥护的。另一方面,尔重同志也讲过一些值得商榷的论点。这些论点如果出自一般领导干部之口,无妨作为一家之言,从容讨论。但出自省委常务书记之口,讲话的口气又很武断,有时甚至是训斥和挖苦别人,而且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精神传达之后,在四月五日,省贫协还把尔重同志那个包含一系列极左论点的讲话,印发全省。尔重同志还说:胡耀邦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结束语同小平同志的讲话“不完全对路。”周扬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冯文彬同志在《宣传动态》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认为很好,尔重同志却不以为然。尔重同志口头上也讲对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能各取所需,实际上他本人就在取其所需。我认为尔重同志这种指导思想如不迅速扭转,对陕西的思想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影响的。因此把我的意见同时送陕西省委马文瑞、李尔重同志。再向中央和中宣部反映一下。

   一、关于政治和政治工作、政治运动

   尔重同志说:“我看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抓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离开阶级斗争,当前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抓什么东西?我说,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你就得天天搞政治运动。”

   我以为关于政治,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早就作过全面的论述。一九二零年,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接着列宁又说:“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的殘余。粉碎全世界资产阶级屡次想要消灭的苏维埃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任务上,妨碍了我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我们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政治,不论革命和反动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又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对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可否这样理解: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是阶级和群众需要的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同国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在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除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无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从事经济方面的政治。这也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所决定的。在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以后,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这时政治工作面临的任务,“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对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忽视,不过这时的阶级斗争已经处于从属地位。这是由于:1、作为公开的完整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是在同“反动阶级的残余”(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的提法)和“新的剥削分子”作斗争。2、现在的阶级斗争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基本任务去进行的,是为这个基本任务服务的。至于“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你就得天天搞政治运动,”这个话更不确切。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似乎不是一回事。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进行三大改造的斗争中,也不是天天搞政治运动,而是把集中突击的政治运动和细水长流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党中央明确指示:“不搞什么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 尔重同志怎么还要说“天天搞政治运动”呢?

   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提法

   尔重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至于说三百年、五百年后我们进入了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那是另一回事。

   我以为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消灭阶级和进入共产主义是不是一回事?

   列宁说:“消灭阶级—这就是说,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权利。”这段话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列宁又说:“为了消灭阶级, 不仅要推翻剥削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段话指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按照前一种要求,消灭剥削阶级,显然用不着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后一种要求,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是否需要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这是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不宜早作结论。

   第二、即使把消灭阶级和进入共产主义看作一回事,是否就需要三百年、五百年?马、思、列、毛都没有讲过,也不可能讲,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早知五百年的神仙。

   尔重同志还一再地批评“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想法。其实“四人帮”制造矛盾、制造斗争,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试问“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不是人为制造的吗?“党内资产阶级”不是人为制造的吗?大量的“冤、错、假”案,不是人为制造的吗?如果说“四人帮”所抓的阶级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人家就抓对了,我们还揭批“四人帮”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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