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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缓和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四)

   1958 年11 月2 日 至10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11月 21日至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11月 28日至 12月 10日,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以上两次会议统称“武昌会议”。 1957年 2月 27日至 3月 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 3月 25日至 4月 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于 4月 2日至 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上这两次会议统称“上海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逐步纠正“共产风”、“虚夸风”、“高指标”的会议。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局部纠“左”的措施,而是另外几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纠正那些后来被毛泽东看作“鸡毛蒜皮”的缺点,是为了更高的举起“三面红旗”。例如: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是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组织形式;重申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提法。他说:“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在“武昌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上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毛泽东还解释了他提出的“压缩空气”。他说:空气还是那么多,并没有减少,只是要压缩一下。决议并要求“继续大跃进。”

   第二、讲到缺点错误,毛泽东老是批判别人,教训别人,从不反省自己。他指名批评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主管理论工作的陈伯达等人,又不指名的委过于刘少奇、周恩来和主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例如:他在上海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教训别人:“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的空气。”他提倡敢于批评皇帝的“海瑞精神”。他还反其道而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在会下议论中,彭德怀就说,他本来就是帅,还要挂什么帅?让邓小平作副帅,置少奇总理于何地?本来,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都知道,“高岗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是比较冷落的,为什么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要邓小平作他的副帅呢?是否因为邓小平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执行毛的决策很坚决呢?这只是我的猜测之辞。

   第三、从 1958年 3月“成都会议”以后,各省市对中央会议特别是毛泽东的接待工作也在“大跃进”。成都修了一个金牛坝招待所,各省市借金牛坝的图纸普遍的大修高级招待所,一家比一家豪华。例如:武汉有毛的东湖别墅和洪山饭店;陕西有丈八沟招待所;大连有棒槌岛招待所;杭州有刘庄;上海有锦江饭店和毛的专用别墅;等等。就连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去的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也修了高档的招待所。会议的饮食、娱乐,也在进行攀比、竞赛,到了上海会议达到高峰。就住所来说,除了政治局常委,各有专用的别墅以外,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在锦江饭店都有各自独立的一整套公寓式住房。各省市的随行人员,除了秘书、警卫员以外,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计划委员会主任,每人都有一个单间,第一书记和其他中央委员有一个大套间。就饮食来说:郑州是吃饭不要钱,不交粮票和伙食费,;不仅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贵宾是这样,对一般宾客也是这样。上海规格最高,早餐和晚上加餐,由服务人员逐一征求个人意见,要吃什么就做什么,然后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中餐和晚餐,每顿换一种地方菜,餐厅贴着条子,“今日扬州菜”,“今日苏州菜,”“今日粤菜”,等等。有一天,胡乔木和我们同桌,他也看不出是什么菜,问了一句:“今天又是那一家的乡风?”每晚的晚会都有好几场,有毛泽东喜欢的交谊舞和华东各省的地方戏曲;有刘少奇、周恩来喜欢的话剧、电影、歌舞。还有保龄球之类的娱乐。会场设置了一个小卖部,以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为与会者提供上海牌手表、衣料、食品和日用品。我就买了几块上海表和毛料。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一句:“下次的会议在西安开,免得西北人说我瞧不起他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听到这一句金口玉言,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派我到上海会议接待处去取经,学习上海接待经验。上海会议接待处告诉我:上海会议有一个接待委员会,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挂帅,下设秘书组、接待组、文化娱乐组、保卫组。前两个组的负责人我记不得了,反正都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副市长。文化娱乐组组长是上海市文教书记,副组长是上海市文化局长。保卫组组长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副组长是上海卫戍区司令员和东海舰队司令员。他还说:接待委员会成立以后,一面整修锦江饭店和几大别墅,和准备参观的工厂和旅游点的道路;一面在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收集名菜、名点、名厨,定期集中到上海来。文化娱乐的项目应有尽有。会后还安排与会人员去苏州、杭州旅游,路费和食宿免费。

   上海会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会上,先要我报告了向“上海会议”接待处取经的情况。然后作出几个决定:

   1、责成常务副省长李启明统管接待准备工作。

   2、通过西北协作区办公厅,在西北五省、区征集西北各地的名菜、名食和瓜果。

   3、在陕西省委的丈八沟招待所修建 1号至 7号高档宿舍。其中 1号楼是高大的平房,左右修建两套同一形式和规格的房间,供毛泽东和江青专用,中间有一个小会议厅,正房后面一道走廊通向一排平房,一间是小厨房,另外几间供毛的秘书、警卫员和护士住宿。一号楼的桌椅和床榻都要宽大,床头和两旁都有很宽的放书的地方。一号楼左右两套房间都有一间书房,陈列毛泽东喜欢的善本线装书,书房里还要放一张贵妃榻,供毛躺着看书。在一号楼附近,还修了一个不小的温水游泳池,供毛游泳。我所以要不厌烦琐的介绍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是为了说明:当时,各省、市领导人对毛的生活习惯揣摩的何等细密,照顾得何等周到!这不仅是个人迷信,还有“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之心。 2、 3、 4、 5、 7号楼都是二层小楼,分别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住宿。六号楼是娱乐室,设置象棋、围棋、克郎球 (斯诺克 )、麻将牌等等。

   4 、把从西安到丈八沟招待所的公路修建成高级公路。

   5 、指定我收集善本线装书,尤其是陕西省特有的古书,为毛布置两个书籍不同、陈列形式一样的书房。

   6 、会上也谈到购置高档录音设备问题。此事闯了大祸。虽然毛泽东始终未到西安,在“文革”中,陕西省有一位公安厅长却揭发省长李启明为毛安窃听器,而且始终不改口。所以,陕西省长李启明的第一条罪行,就是为毛安窃听器。其实,李启明只是在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谈到录音设备问题。后来毛未来,自然录音设备也没有安装。

   在陕西省劳师动众做好接待毛泽东和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后, 1959年 7月初,毛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带着李敏、李纳两位公主到丈八沟招待所来查看,并表示满意。可是,毛泽东不仅当年没有来,以后始终不到陕西来。周恩来常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来过。

   毛泽东 1947年离开陕北以后,为什么不再到陕西来 ?陕西一些老干部有过议论。有人说:毛泽东暗杀过陕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这个估计太离谱了。其实,中共在西北的军政领导人对毛泽东都很迷信,没有人敢于反对他,更没有力量发动什么“西安事变”也许,毛泽东个人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有心理障碍吧?否则,为什么 1962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会那样反感呢?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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