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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

   發表時間:9/15/2006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分作两段来写。前一段看重记叙同胡耀邦超前改革有关的经历,因为那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特别是对所谓“西北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的反攻倒算是在“文革”初期进行的;对我们几个骨干分子的打击,却延续到整个“文革”时期。第二段,写我在文革中的一般经历和见闻。

    在“文革”中,对于我们“西北三家村”成员的打击是在秘密监狱和秘密训练班中进行的。一般性的造反、打内战和揪斗“走资派”的斗争,是在各机关、各单位公开进行的。以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例,在“文革”发动和“夺权斗争”中,造反派揪出的“走资派”都在机关内部关进一间大房子,号称“牛棚”,实行“群众专政”。看管“牛棚”的人,一种是工勤人员,一种是造反派的干部。“牛鬼蛇神”们在前一种人看管下就走运了,在后一种人看管下就倒霉了,因为工勤人员一般是不虐待俘虏的。例如:在省委宣传部的“牛棚”,有一天,看管牛棚的工勤人员拿出一沓纸条子,提醒“牛”们:某书记的秘书h是一个特务,这些条子都是他揭发你们的反动言行的,我没有向上交,以后h在场的时间,你们说话小心一点。从此,住在牛棚门口的“牛鬼蛇神”就承担了一项任务,发现h往牛棚走的时候,就提醒大家:“特务回来了。”大家马上停止一切谈话,捧起小红书,大声读起来。H离开牛棚,大家又海阔天空的谈论,以至发牢骚,骂那些整人的人。有一次,军宣队找来部长、处长中最漂亮的几个家属,给“牛”们做劝降报告,要求“牛”们好好交待问题。报告以后,军宣队要求“牛”们回到“牛棚”认真讨论几个家属的报告,由那几个工勤人员主持。结果,大家讨论的不是如何认识错误交待问题,而是几个家属中谁最漂亮,争吵得一塌糊涂。

    省委组织部的“牛棚”是由造反的干部看管,就不像宣传部那么“宽松”了。有一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政府人事局长老秦向 “牛棚棚长”请假,要去医院看病。按造反派的规定,“牛”们出去看病要有人押送。那一天,造反派偷懒,就说:“你自己去吧。”老秦到医院看病以后,又到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不巧,被造反派发现了。回到机关以后,造反派先让老秦站在机关食堂门口一张桌子上,一边敲锣,一边骂自己:“我不要脸,我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食堂开饭以后,造反派又押着老秦游遍食堂,在每一张餐桌旁边都要骂一遍:“我不要脸,我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更为恶劣的是:文艺界的造反派要求国内外闻名的“关中画派”大画家石鲁自画揭露自己罪行的连环画,在西安市中心钟楼北部用绳子挂起来,强迫石鲁在闹市民众面前,按照连环画自己骂自己。这样恶毒的侮辱人格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揪斗和游街的形式,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单位用大卡车和小轿车拉“走资派”,小单位用三轮车、自行车、架子车拉“走资派”,还有的什么车也没有,用绳子拉着,戴高帽、挂黑牌的小“走资派”,步行游街。游行时还要敲着铜锣,自报姓名、家庭成份和罪行。有一位“走资派”故意同造反派捣乱,他先大喊一声“黑帮分子某某”,然后拉长声调说:“家庭成份,……”造反派大呼小叫的逼他:“怎么不敢报了,是地主还是富农?”走资派大喊一声“贫农!”造反派都泄了气。有时候,造反派对家庭成份好的也不轻饶。比如:有一个游街者自报“城市贫民”,造反派随手煽了一个大耳光,骂了一声:“街油子,也不是好东西!”

    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那些被极左的领导干部利用他们公报私仇的造反派,残酷到灭绝人性的地步。例如:陕西省委宣传部干部张祖望,在1967年2月,贴出大字报,为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支持者——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我林牧鸣不平。省委造反派偷偷带他去见21军支左部队一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对他的看法很感兴趣,要求他把自己的意见以及和他持相同意见的人写出来。不久,江青在全国范围大反“翻案风”。支左部队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就把他们要张祖望所写的意见书抛出来,在原省委机关打了一个“赵、林翻案集团”整了十几个人,张祖望首当其冲,他们在反击赵守一和林牧翻案的大会上,强迫张祖望爬在地下,由组织批斗会的人,在他的背上踩上一只脚,形象的表明,把张祖望这只“小爬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每天凌晨,要用冰冷的自来水管,淋遍张祖望的全身,并且拳脚交加,痛打一顿。张祖望不堪虐待,逃跑了六次,支左部队和造反派每次都会把他从陕南或四川抓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把张祖望逼成疯子,终生致残。我的朋友,西安医学院党委书记王维祺,有一段时间,白天受批斗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晚上被铁索绑在磨盘上,通晓不能睡眠。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造反派故意强迫他在操场跑圈子,最后跑死了。陕西省山阳县组织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游街示众以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用石头砸死,有一天就砸死了二百余人。陕南山区安康、旬阳、镇安等县,基层干部和农民建立了一个第六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六总司”。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按关中方言“六”和“刘”发言近似,就把“六总司”改为“刘总司”,诬陷那个群众组织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暴乱司令部”,逮捕了数百人,在刑讯中杀害了50余人,又正式判刑处死50余人。其实,按陕南方言六读如禄,根本不会误读为“刘”。这一次大屠杀虽然在1978年平反了,但是杀害一百余名无辜平民的省革委会负责人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就在最高领袖煽起的极左思潮流毒全国的时候,很多人并未泯灭自己善良的人性。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把我抛出来在几万人大会上批斗和在西安全城游街示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那一天,是1966年12月27日,批斗和游街的11人,排列次序是:第一名,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第二名,省长李启明,第三名,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我名列第四。在这一批人中,只有冯基平属于原来同我们对立的刘澜涛那个极左阵营。可是,当冯基平落难以后,对我也关心起来。他们久经批斗的锻炼,有了应对的经验。我刚从秘密监狱走出来,第一次享受喷气式的待遇,根本受不了。冯基平告诉我:你干脆跪下,要好受一些,我按他的提示办,果然轻松多了。在游街示众时,游街的人,一左一右有两个纠察,一手按头,一手拧胳膊,让你保持喷气式的姿态,而且要脱掉帽子。这种形式,只在闹市区做做样子,一过闹市,两个纠察就把手放下,把帽子给我带上,并且悄悄说:“手脚活动活动。”游行完毕,回到关押黑帮的军事院校,管理我的红卫兵就说:“现在是三九天气,你还穿一身秋衣,你把家属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取棉衣来。”正好,省委机关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在大街上看到我穿一身秋衣游街示众的狼狈相,就去找我的妻子。当时,我的妻子已被赶出机关大院,安置在一个偏僻街区看守一所尚未建好的学校。那位女同志竟然找到她,要他给我送棉衣,送到红卫兵的造反司令部。我在游街的第二天就同妻子见了面,穿上了棉衣。这时,红卫兵已经知道我是因为控告西北局和刘澜涛才被关进监狱的,从此不再让我接受批斗和游街示众了。

    我的难友中,也有一些人受到好心人的保护。例如:作家柳青、杜鹏程的藏书和手稿,受到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红卫兵的保护。画家石鲁拒不检讨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五条批评,一度被判处死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的几个青年,拿出医生证明,以石鲁有精神分裂症为由,保住了他的生命。

    那时,造反派对揪斗“走资派”展开竞赛,看谁家揪斗的“走资派”地位高、名气大。西北大学学生到洛阳把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揪到西安。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安戏曲学校到全国人大揪前陕西省省长赵伯平,被戏曲学校那些练过武功的学生抢到手里。西电学生通过北京、西安军事院校封锁了北京和西安的机场、火车站。戏曲学校学生让赵伯平从丰台上车从渭南下车,突破了封锁,在揪斗“走资派’方面赢了一分。造反派学生虽然都认为习仲勋、赵伯平是“反党分子”,但却没有受过他们的害,在生活上都给以优待,他们想吃羊肉泡馍,学生们悄悄的给他们买来。

    一般市民和农民,同情受难者的人多,那时物资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受难者大多被扣发工资和票证,但是在市场上,只要人们发现你是挨整受难的人,可以不要票证。我有一位同事到商店去买牙膏,售货员说,拿出用完的牙膏皮来。那位同事悄悄的说:“我是黑帮”,售货员说:“好吧,一次给你买两管。”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性的大暴露、大展览。极端专制、野蛮的暴君加暴民的政治,制造出不少凶如虎狼、毒如蛇蝎、狡猾如狐狸的非人,但却不能泯灭多数人的善良人性。所以,在饱经迫害和侮辱之后,我对中国人的人性和良知,仍然持乐观态度。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专政”,整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初期,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着重揪斗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及“破四旧”。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从国家主席、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直到县、社、生产队,全面开展“夺权斗争”,向“走资派”夺权,打倒了刘少奇以下的大部分“当权派”,并在“造反派”之间开展了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1968年,在各地“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又在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打击面由上向下发展。“清队”刚刚告一段落,1970年又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三反”第一条是反对翻案风,其他两反,我也不记得是反什么。在陕西省级机关反对“翻案风”的第一案就是反对林牧翻案。其实,做出“解除军事监护”决定的是省革命委员会,要解放我并恢复我的党籍的,是原省委办公厅的“革命群众”,林牧并未定案,也没有翻案。省革委会的领导人肖纯,从反对胡耀邦超前改革的旧账出发,指责群众为林牧翻案,说什么“连林牧都解放了,胡耀邦、赵守一就变成光杆司令了。”肖纯一声叫嚷,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坚决执行,省委机关原来要解放我的“革命群众”马上倒转矛头把我重新禁闭起来,有气无力的、敷衍了事的反对我的“翻案风”。一直拖到6月份,原省委机关因为是“黑省委”,被彻底解散,所有干部都要下放到农村。对我无法安置,一度要送回军管组去。军管组认为他们已经释放的人,不好再收回去。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只好把我送到陕西省泾阳县五七干校去继续审查。押送我去干校的是原省委办公厅两个搞专案审查的干部。他们在路上大发牢骚说:他们利用我们造反审干,把你们这些“走资派”打倒以后,我们也被淘汰出局,这才是“狡兔死,走狗烹”啊!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级机关有两个五七干校,一个是延安金盆湾干校,一个是杨梧干校,前者收容已经解放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后者成分比较复杂:大部是轮流训练的在职干部,一部分是审查我们的专案组,一部分是原有的农业工人;以上三部分都被称为“五七战士”;后一部分是未解放或者解放了又反复的西北局和省级机关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艺术权威”,还有一部分是被打倒的造反派大头头。后面这三部分人统称“待审人员”。“待审人员”又按“问题”轻重,分为节假日可以回家的人和节假日不能回家的人。我属于“问题严重”不能回家的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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