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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缔造者。——哈维尔
   
   
   受邀为《格鲁沙诗文选》中文版作序,心中颇为忐忑。

   
   尽管,二战后的苏东和中国,经历过相似的极权主义时代;作为反抗独裁体制的知识分子,我与格鲁沙也有相似的经历;然而,相似的经历造就的却是反差巨大的异见知识分子。
   
   现任国际笔会主席和维也纳外交学院院长的格鲁沙先生,堪称捷克的传奇人物之一。在极权时期的捷克,他是先锋诗人,也是著名异见人士。早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他就创办民间文学杂志和从事文学创作,其杂志和作品双双被当局禁止;“布拉格之春”时期,他参与抗议运动并继续从事地下出版和写作,被剥夺写作权利,不得不去当建筑工人。1977年,他参与了哈维尔发起的七七宪章运动。之后,他出版《希望的时刻》(Hour called Hope)和小说《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旋即被捕。后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的声援下获释。八十年代初,他被捷克政府“开除国籍”,不得不在西德定居,从事写作。他还编辑了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和捷克文诗集,以纪念1968的“布拉格之春”和1988的“布拉格之秋”。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他先后出任过新政府的驻德大使、教育部长、驻奥地利大使。
   
   每次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的异见人士,作为中国异见人士的我,不免脸红。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结构还是写作的成就,无论是视野的开阔还是思想的深度,无论是反抗的良知还是人格的健全,皆是我难以企及的。沙哈罗夫、索尔忍尼琴、米奇尼克、哈维尔等人,他们反抗极权体制的言行都堪称我的榜样。八十年代,看前苏联异见者的作品;九十年代,看捷克和波兰异见者的文字;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和自卑之心,在我,从未消失过。在他们的言行中,我读到的,不仅是极权的罪恶,更有受害者本身的反躬自省: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缔造者。不仅是反抗的良知和勇气,更是理性而负责的责任伦理,反对派的斗争策略必须在道义与效果之间达成平衡。正如米奇尼克基于高度的责任感所发出的呼吁:“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
   
   现在,读格鲁沙先生的诗文,让我最为感怀的和震撼的,不是他的先锋文学的写作技巧,也不是他对极权文化的洞见,而是一种反抗良知的谦卑——不是对蛮横官权的谦卑,而是对人本身的弱点和界限的清醒意识,进而是对反抗者自身的道德、智慧、反抗言行的清醒评估。这种谦卑来自久远的宗教传统:“人之为人是因为继承了原罪,他自己有决定权,在赎罪时所需要冒的风险是否值得。”也来自格鲁沙们对政治文明的精确理解:“政治的真正要务不再是辨认并毁灭敌人。”“文明的政治避免绝对化的对立。非真理即谎言,非朋友即敌人等等。”
   
   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格鲁沙的国家时,捷克人渡过了漫长屈辱,那是经济衰退的匮乏,是逮捕、拘禁的恐惧,是流亡异国他乡的失语;这个野蛮的制度,“折磨过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最终它也失去了杀伤力。”但作为受害者的格鲁沙,“并未感到仇恨,也不要教训他人。”而仅仅凭常识就判断出:“俄国人打错了算盘。”
   
   作为反抗者的格鲁沙,他不喜欢极权制度下的国家包办和千遍一律,本能地反对全知全能的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仅仅保持了一种知识上的鄙视和道义上的厌恶。他不屑于“诗意的预言和诗化的政治”,反感那套用“倚仗神圣的经文和信仰的令谕”来预卜未来的把戏,嘲讽那些声言能够建立“人间天堂”的万能智者,批判所谓看似神圣而实则病态的一元论。
   
   但在谈到自己的反抗行为时,格鲁沙持有清醒而平实的意识。他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与共产乌托邦同样宏大的终极目标,而仅仅是要“建立了一个小社会圈,那儿能包容带着恶作剧笑容的真理,而且未来也还能保有它的生命力。于此,我甚至生出了幸福感。”所以,反抗极权体制之于格鲁沙而言,“不是群众的圣地麦加”,而仅仅是“一种自救,却不能救世界”。他愿意追求现世而不是终极的时代,他希望“学会阅读各种文本而不是寻求最终解决的妙计”,“最不愿用这样那样的包装,来把自己扮成算命先生。”
   
   对于自己的写作,虽然他自认为“总比国安局的神话可读性要高些”,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不能代表更高的真理,更谈不上在真理中身体力行了。”他知道,“世界是个通过沟通对话而进行新陈代谢的有机体,而不是聪明人可以从上往下充气的实验室。”
   
   所以,在格鲁沙的笔下,没有自我英雄的大义凛然和救世主式的道德傲慢,没有对当权者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剑拔弩张的声讨;也没有自身受难的展示和没完没了的诉苦,更没有对依附者和沉默大多数的高调训斥。
   
   尽管,哈维尔们最后胜利了:“我们借助西方的善意,它提供我们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出自己的形象,我们最终用道德来解构这个违反道德的极权体制。”然而,格鲁沙象哈维尔一样清醒,极权噩梦结束后,捷克人被毒化的人性不可能立刻脱胎换骨,捷克社会也不可能马上从畸形变成健全,而是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后极权噩梦”。
   
   所以,捷克变天后,回到故乡的格鲁沙,“并不喜悦,反而心情低沉。”他也并“不情急,也不像别人那样充满希望。”他知道,共产主义所承诺的人间天堂破灭后,给捷克人带来的不仅是解放,还有情感上的大片空白,绝非任何新的神圣承诺可以填充。他知道,在新的捷克,“即便是引进小规模的、易于管理的民主制,都是困难的。一块块耐心拼凑起来的雏形,架子都搭不稳。难道我们不该保持谦逊吗?”格鲁沙安然接受了“异议分子的光环”的消逝。他说:“置身在一片光亮之中,却莫名其妙地被愈来愈宽的旧日的框架套住,我知道自己也会消失掉,但是并不觉得伤感或难受,只是一片惊讶。”
   
   正是这份清醒和谦卑,才能使格鲁沙用简洁的语言道出那个荒诞而疯狂的时代:“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一切都并不理性。在绝对主义流行时,一切又都是相对的。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组国家。在屠杀众生的时代,没有众人可依的尺度,在吹嘘种族血统纯净的时代,杂种满地走。”
   
   作为独裁制度的反抗者,我极为讨厌官权的傲慢和蛮横,讨厌御用学者的顾左右而言他。所以,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民间反抗者对体制内人士的道义优势,对我而言似乎已经变成不言而喻且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而全不管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尊重对手?是否有理?对推动政治转型是否有效?
   
   然而,格鲁沙告诫我:作为体制外的民间反对派一员,不仅需要直面独裁政权的勇气,更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如果对这样的道义优越感缺乏反躬自问的意识和勇气,就会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高峰,似乎无论怎么反而只要反独裁就是英雄好汉;如果民间对这种道义傲慢失去必要的警惕,就很容易滑向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人士的道义傲慢,似乎体制外身份本身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就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并对体制内人士进行道德讨伐,而完全无视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努力。
   
   遗憾的是,大陆民间反对派的不成熟,常常表现出对体制内人士的道义傲慢。事实上,这种傲慢已经严重伤害了民间反对派的智慧,使民间反对派变成只会唱高调的狂妄者和弱智者。以至于,那些大话式的道义高调,其高入云霄的表达习惯与中共那种伟光正的表达,在思维方式上如出一辙。所以,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已经变成社会主流共识的权利觉醒中,在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下,中国民间反对运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间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如果民间生态无法做到自我反思和不断改善,那么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在此意义上,民间自我反思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批判官权的重要性。
   
   格鲁沙是现任国际笔会会长,我是国际笔会下属分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捍卫写作自由的共同意愿把我们连在一起。读他的诗文集才知道,在北京出动坦克屠杀学生的那个星期,格鲁沙的儿子马丁死在了布拉格。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宿命,死亡曾把格鲁沙的儿子与六四亡灵连在一起。那就让我用他写给二十三岁儿子的短诗来结束这篇序文吧:
   
   马丁
   
   一朵伞形花儿
   拱着门
   迫不及待地绽开
   紫色的
   
   紫丁香在早风中
   还很年轻的年份里
   为我儿子的死亡
   承诺
   
   喂 马丁
   哒哒的马蹄声
   穿过布拉格
   马丁 你呀
   冬日的骑士
   
   我控诉
   在这样的日子里
   空手
   我抓
   你的
   坐骑蹄下的
   火花
   
   2006年11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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