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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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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是源于内在的改革动力,而是源于回应西方列强的挑战,现代化的起步也是向西方学习,从船坚炮利到君主立宪再到科学民主,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当然也是舶来品。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运动,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自由主义也曾一度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一起构成的三大思潮。
   然而,中国自由主义具有先天不足,一直在社会动荡中左右摇摆,处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思潮的夹击中。百日维新失败后,严复最早介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梁启超也撰写了大量宣传自由主义的时评;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而作为爱国运动的“五四”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民主启蒙和民族救亡相混合,为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的扶植下诞生,国共之间关于中国未来领导权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或者说,在现代中国,从来没有过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即便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坚守者,也大都服膺罗素、杜威和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由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每况愈下,甚至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信徒。
   一 社会条件的先天不足
   在持续动荡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先是淹没于军阀混战之中,继而又不得不服从抗日救亡的主旋律,最后消失在中共打败国民党的胜利中。
   从1916年-1928年的军阀混战期间,北京政府的轮换如同走马灯,短短13年间就历经8任元首、38届内阁、5届国会,其背后操控力量全部是拿枪的军阀,中央政府既无权威也无效率,唯有国民党还能够提出纲领性的政治主张。孙中山为中国转型为现代文明设计了三步曲——军政、训政、宪政;蒋介石在苏联的军事扶持下,通过“军政”(北伐)基本完成了各政治力量的初步整合,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宣布结束“军政”而进入“训政”时期,发布了《训政约法》。
   与此同时,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发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运动”。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可视为这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还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他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障人权、厉行法治和言论自由;与此同时,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成为一时亮点;到了1932年,中国似乎也看到了民主宪政的曙光: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成为“人权运动”的舆论平台;同年年底,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运动由舆论造势走向组织化尝试,12月1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正是在民间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12月20日宣布开始筹备宪政。
   但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救亡再次成为压倒性主题,蒋介石借机推销德国式的法西斯集权。为了尽快结束四分五裂的国内状态,凝聚举国之心之力来共御外辱,自由知识界也开始转向强人政府。1931年“9•18事变”的刺激,胡适等人公开呼吁一个强有力的“好人政府”;1933年“福建事变”后,曾经是胡适的政治同道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比胡适走得更远,他们公开呼吁专制或极权。蒋廷黻的《民主与专制》、钱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和丁文江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整治》便是当时的专制派的代表作。而胡适的《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和张奚若的《独裁与国难》则是反专制的代表作。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由自由主义转向权威主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二十世纪初,维新派的头面人物纷纷变成保皇党,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严复。他不仅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物,也曾是提倡自由主义最有力的人物。他曾把西方发达和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自由”之有无。他说:“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被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2页。)“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修订稿》,同上,27页。)而在严复生命的最后十年,各路军阀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角,维新变法一代已经被边缘化了,昔日的启蒙第一人变成今日的保皇党,严复的政治思想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权威主义,越来越寄希望于开明君主。于是,那位曾经致力于反传统启蒙、呼吁中国急需自由的严复,变成了回归传统和提倡“自由”缓行的严复。1912年,袁世凯任命严复出任北大校长,他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914年,他甚至说:“今之所急,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民约平议》,《严复集》第二册,337页。)
   由此,自由主义无法落实为现实政治制度的建设,刚刚开始的制度转型被迫延缓,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就完全吞没了自由主义。
   抗战胜利后,在美国人的斡旋下,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并签署《双十协议》,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出于弥合国共之争的善意,组成了国共之外的“民盟”,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号,《大公报》与之配合,提倡“中道自由主义”;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启动了宪政建国的历程。而共产党却拒绝履行重庆谈判中所承诺的军队国家化,非但不裁减一兵一卒,不上交一枪一弹,反而加快了军事扩张的步伐。所以,中共拒绝参与宪政建国的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无法和平收编最大的在野武装中共,双方的兵戎相见就成为必然,争夺中国领导权的惨烈内战在两党之间展开,自由主义文人的论政之笔彻底败于国共政客之枪。其结果,共产党的胜利彻底封死中国自由主义,毛泽东极权之下,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流彻底取代了自由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也缺少民间土壤的培育,因而就无法变成社会的多数共识。在动荡不安的现代中国,不要说自由主义无法成为手握枪杆子的政客的政治选择,即便只在思想启蒙的层次上,自由主义也仅仅是少数城市精英的思想游戏,根本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回应,从而形成了“知识界大声疾呼而民众不为所动”的上下脱节。正如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先生所感叹的那样:“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许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而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575)
   二 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先天不足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难成气候,不仅源于当时的国内环境的恶劣,也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群体的先天不足。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大都采取“急用先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忽视了个人自由的本体价值及其在自由主义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进而忽略了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最基础制度——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就必然忽视保障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民主。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尤为明显。比如,1923年7月,在纪念北平中大十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公民常识测验,在2791张有效选票中,1991票反资本主义,占73%;2096票赞成社会主义,占76%。
   首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大都把民主理解为帝制时代的“民本”,用天下为公的国家利益取代个人权益,用强制干预下的平均主义取代了自由竞争;他们的民主思想的底色是传统的“重民”、“爱民”、“待民如子”的父母官意识。
   其次,他们只强调自由的民族主义价值,仅仅着眼于自由对“富国强兵”的工具作用,即个人自由对国家的独立和进步的价值。无论是早期的严复和梁启超,还是后来的胡适等人,自由主义都是残缺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如果认真追究胡适的理论,他也只能算“半吊子”自由主义者。他在价值上坚守个人权利,但他在价值排序上把个人自由作为实现国家自由的工具。所以,他在经济上偏好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现实政治上寻求开明专制(“好人政府”)。
   第三,他们的自由主义底色是偏好社会民主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他们不相信古典自由主义而追随罗素、杜威等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大都主张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共内战时期,一批自由分子主张 “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他们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纲领性文章表示:第三条道路就是“政治上不左不右,经济上赞成合理的政府统调,文化上尊重个人。”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即便是一直坚守政治自由主义的胡适,他不仅信奉杜威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甚至信奉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今天翻看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言论,几乎看不到一篇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完整论述。恰恰相反,中国的均贫富传统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
   于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被中国自由主义置换成国家本位,经济自由主义被置换成国家管制的社会主义。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所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和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胡适与中国的文化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半P37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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