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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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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中国式跛足改革带来的畸形结果之一,便是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却没有带来底层民众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不但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处在停滞状态,甚至近年来出现知识型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其中尤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和工资低最为突出。而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带来的却是普遍的工资高增长和均富。
   
   
   比如,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工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仅用30年时间已经与美国持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将近30年,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仅是日本的二十四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即便现在的人民币币值被大幅度低估,预测在未来二十年内人民币能够升值三倍,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另外,与90年代才开始高速增长的印度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价格也要低10%左右。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时期(1992年到2006年),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工资,竟然是10年没有上涨。

   
   
   同时,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经济却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中国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美国的2.9倍。
   
   
   御用经济学家解释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恰恰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市场决定的。中国人口过多导致劳动力过剩,过剩导致价格低廉。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来自市场定价的“物以稀为贵”。中国人多,劳动力自然就不值钱。
   
   
   的确,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低于70%,过多的农村人口造就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似乎印证了以上解释。然而,这种市场决定论却无法解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下降及其失业率。因为,即便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大招生,但大学生在今日中国仍然只占总人口的5%。就这个比例而言,大学生仍然是稀有人力资源,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原理,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理应不断攀升、至少不该不断下降才对。然而,近些年,一面是中国经济过热,另一面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从而导致其工资的明显下降。200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已经被人为地压到了每月500-800元的超低水平。
   
   
   中国式的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不要说那些通过权钱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极少数权贵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最广大底层之间的分化,即便仅仅从合法收入的角度看,两极分化也极为严重了。比如,在民工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大学毕业生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那些特权阶层的收入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近年来,服务于中共官僚体制的公务员工资呈现出刚性增长(只升不降)。2中央政权在2004年出台了新的公务员报酬政策,规定了各级公务员的月工资标准:科级三千,处级五千,局级八千,部级一万,俗称“三五八一”。而且,有些富裕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早已突破了这一新标准。比如,据香港《亚洲新闻网》2004年9月报道,北京市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工资高得惊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普通书记员,月薪就高达8000元。所以,公务员职业早已成为大学生毕业生择业的最大热门。
   
   
   与此同时,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一般情况下为5-10倍左右。比如,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2808元,而电力企业的一个处级干部的年收入就高达30万-40万之间,一个普通抄表员的年薪也高达10万,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如果加上垄断行业的灰色收入和垄断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这说明,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即便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所以,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中央政府关注“垄断福利”。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的蔓延和扩散,隐含三大危机。首先,转嫁福利成本。垄断下的过高福利使一些行业亏损,它们就以亏损为由而不断涨价,涨价导致民众负担的增加,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次,加剧社会不公平。每个垄断性行业都可以用特权为自己的职工谋方便,最终吃亏的是普通市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第三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垄断行业大都是暴利行业,但它的暴利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垄断的结果;垄断行业的资产在理论上应该属于全民,但垄断福利却将大量额外好处量化给本行业职工。这无疑是另一种方式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增长,比如,内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起码在70%左右;而在中国,1992年后的经济改革,尽管政府不断号召扩大内需,但内需对中国GDP的拉动只占40%左右。为什么?因为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广大农民及其农民工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近年来,城镇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导致职工收入的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
   
   
   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共维持GDP高增长的秘诀有二:一是不断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二是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日益加深。加入WTO以来,中国似乎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贸额和引进外资额不断冲上新台阶,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也在同步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国际依存度已经高达70%。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经济全球化,中共政权引以为傲的GDP高增长将不复存在。
   
   
   中国固守的跛足改革使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最大受益者是中共政权,其次跨国公司,再次是中国的垄断企业及其富豪;另一方面,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廉价的中国劳工群体。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引进外资,不仅让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增长,而且让中共政权的钱包迅速鼓涨,为中共政权的独裁稳定和金钱外交提供了充裕的经济基础。
   
   
   换言之,中国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变成广大劳工的血汗工厂。中国的“血汗工厂”,不仅源于人口庞大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劳工权利保障的极度稀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说,中国“打工妹”的过长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收入,是人为的制度性“血汗工厂”;那么,中国“煤黑子”的过多死亡和过少赔偿,就是制度性的“预约死亡”。
   
   
   按照全球化时代国际通行的竞争力评价标准,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有两种——竞优方式和竞次方式。
   
   
   竞优方式是指:不断健全本国的法治环境和改善经济环境,不断地提高本国国民的人权保障水平,不断加大科技、教育、人才培训等投入,不断提高环保水平。其结果,既能普遍地增加本国人民福利,也能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在这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不过是手段,而增加本国民众福利才是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
   
   
   竞次方式与竞优方式恰恰相反,它是权贵利益导向而非公平竞争导向,是权力干预而非市场选择,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是以潜规则来代替明规则,是保护黑箱交易而限制透明竞争。其结果,它以优惠外企而歧视本土企业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廉价出卖本土利益;它以偷窃式引进代替合法引进,带来的是走私猖獗和损害知识产权;它以盲目引进代替精密论证,造成大量民脂民膏的浪费;它以放任自然环境的破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导致损害整个国家和子孙万代的长远利益的破坏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以践踏基本人权来剥夺本国劳工阶层的权益,结果是人为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取消劳工的基本劳动保障;它以跛足的技术模仿代替均衡的制度创新,结果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引向歧途。
   
   显然,以竞次手段来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价格优势,是一种突破商业伦理和市场规则的底线的竞争——不惜以严重损害本国劳工阶层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竞争优势。所以,在这种既无外在的法律约束、也无内在的道德自律的竞次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而是谁更次,不是谁的人力资源更优秀、价格更高,而是谁的人力资源更低劣、价格更低。一句话,比的是谁更冷酷更无耻更残忍,更有胆量和能力践踏人类文明的底线。在“竞优”和“竞次”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背后,前者蕴涵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珍惜而后者表达的是对人的蔑视。也可以称为践踏生命价值底线的竞争。
   
   
   以竞次方式赢得的所谓竞争优势,不过是以暂时的高效率代替了长远的高品质,以公共道德和人的综合素质的不断恶化代替了持续优化。所以,当下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野蛮远甚于西方的早期资本主义。独裁下的经济高增长让绝大多数百姓承担了巨大综合代价,即便不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腐败横行、金融坏账和道德沦丧等代价,仅就社会公正的严重受损而言,中国GDP高增长的代价也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
   
   2006年10月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动向》2006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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