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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宋代大儒朱熹曾感叹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在后儒们看来,孔子为帝制中国提供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纲常伦纪,还对中国的道德文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除了删《诗》、《书》,订《礼》、《乐》之外,孔子还修《春秋》,开创了中国私人修史的传统。后儒们特别赞美《春秋》笔法,所谓“微言大义”和“字字褒贬”,所谓“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儒者对孔子的膜拜,很有点不着调,特别是类似“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纯属胡说八道。事实上,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儒家之礼,而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同时,以今日眼光看,孔子在文化上的作为,非但不是滋养千古的贡献,而是贻害无穷的造孽。正如孔子删诗而有《诗经》(请参见我的文章《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首发于《民主中国》2006年8月7日),孔子削史而有《春秋》。这部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私人史书,完全是老夫子精心剪裁的结果,其编纂原则首开国人修史的恶劣传统。正如《公羊传》所言,《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一 孔子笔削历史
   “春秋”原本先秦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曾言:“吾见百国春秋”。自然也有鲁国春秋。孔子所编《春秋》,严格地讲,应该名之为“鲁国春秋”。《春秋》有三种解释性著作《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孔子《春秋》,经乎?史乎?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经”,有人认为是“史”,也有人认为“亦经亦史”,但《春秋》在中国帝制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多是被当作“治国之经”。后儒们的主流看法也倾向于《春秋》是“经”,是“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借史传道”。
   最早看出《春秋》是“借史传道”的人,有道家代表人物庄子,也有儒家亚圣孟子。两人均认为:《春秋》非“信史”而是“义史”,即孔子按照个人的主观好恶来修《春秋》,主旨不在于提供历史事实,而在于表达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观念。庄子在《天下篇》中说:《春秋》乃“以道名分”。孟子在《离娄下》引用孔子自己所言:“鲁之《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在《滕文公下》中,孟子进一步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也就是说,孔子在史料中窃取的“义”,是为了伸张他的三纲五常而“让乱臣贼子惧”。
   汉文帝时代,著名学者杜预(字元凯,222—284,)认为:《春秋》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说教”,即通过剪裁、甚至杜撰来为孔子的政治观念服务。他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
   汉武帝时代,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春秋繁露•竹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已经71岁的孔子深感“吾道穷矣”,希望通过修史来弘道:“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关于孔子编史的笔法,司马迁评价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由此可见,孔子本人已经意识到如此“笔削”历史,他编出的《春秋》已非信史,故有“知我罪我”之叹。《公羊传》也指出:“《春秋》见者不复见。”
   那么,经孔子笔削而成的《春秋》,究竟削去了多少史料?后人认为与孔子删诗相同,削去十分之九。《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史(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但全书仅一万六千多字,平均每年只有几条,每条最少仅1字,真可谓惜墨如金。故而,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指出:“ 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比如,鲁襄公出访楚国,羡慕楚国宫殿的奢华瑰丽,回国后便仿造之。按理说,鲁襄公“作楚宫”是鲁国的大事,但孔子《春秋》不记。大概源于孔子认为“作楚宫”乃君王的奢靡之举,不宜为后人效仿,故不记。再如,鲁昭公娶吴女孟子和吴孟子卒二事,孔子《春秋》只记其卒而不记其嫁。因为在孔子看来,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故而,鲁昭公娶吴女,非礼也。
   孔子可能笔削掉“十分之九”的史料,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窜改史实。所以,后人以史书标准来考证《春秋》,揭出不少篡改之处。比如,《春秋》记僖公二十八年曰:“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解释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同一件史实,《左传》尊重史实,记为候召王;而《春秋》囿于君臣之礼,记为王召候;故而,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说:“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证明了孔子如何根据他的政治观来篡改史实。
   皮锡瑞专门区分了经史的不同。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所以,他断言:“《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
   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认为,《大易》和《春秋》皆为经而非史,他在《读经示要》中说:“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也不敢断言《春秋》为信史,而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评价:“《春秋》还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
   孔子编史的“笔削”,来自他的血缘伦理和政治观念。《论语》确立的正义原则之一,便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正义观。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论语˙子路》)这种血缘伦理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必然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以至于“避讳”的曲笔变成了中国史学一大特色。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很可疑;所谓的“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不过是用篡改和剪裁来“我注六经”而已,即,孔子编史是为他本人的政治主张作脚注。
   《谷梁传》指出: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但《谷梁传》的作者并不认为“三讳”应为史家大忌,反而认为应该为后世史家效仿。所以,《春秋》的“字字褒贬”的流风所害,在《谷粱传》和《公羊传》中,就已经变成了滥用褒贬,把一些本来没有明显褒贬的句子,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褒贬,并屡屡做诛心之论的解释。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661-721)写出的《史通》,乃梳理和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力作。他力主“直书”,反对“曲笔”和“史讳”。在《史通•直书》篇中,他对史家提出了“善恶必书”的要求,所谓“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为了树立史家“直书”的史德,他甚至不怕得罪帝制时代的圣人孔子。他在《惑经》中对《春秋》传统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写史的“曲笔”之恶习,源于孔子的“隐说”、“不谕”与“虚美”,《春秋》有“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他批评孔子写史,“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即,孔子对自己所美者,“虽有其恶,不加毁也”;对自己所恶者,“虽有其美,不加誉也”。他总结说:“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
   宋代大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自称循《春秋》笔法:“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但他在著述过程中,对《春秋》笔法也颇感困惑: “呜呼,《春秋》之法,是非与夺之际,难矣哉!”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最著名的观点为“六经皆史”。他在《史德》也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实质上也是在说《春秋》乃“借史传道。”
   把撰写历史作为个人好恶的脚注,这就是从孔子修《春秋》开始的中国人的历史故事。
   二 近现代史学大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中国现代的思想大家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和疑古派史家,大都对肇始于《春秋》的中国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首倡“史界革命”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稿》,P6)
   著名疑古派史家顾颉刚也说:“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学识的人固然感觉其离奇,但至多是不提而已,总想不出它是怎样来的。”(《汉代学术史略》P94)一旦记载于书中的历史变成帝王将相之家谱,历史记载本身也就变成了瞒与骗的“三讳”。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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