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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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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古代中国,有专横跋扈的皇亲国戚和太监党,大内总管是“太监党”的头目。大总管的官阶不高,但他最接近皇帝,也最受皇帝的信任,故而,他往往具有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巨大权力,为非作歹起来,别有一种正常人所没有的凶残和狡猾。类似秦朝的赵高、唐朝的高力士、明朝的魏忠贤和刘瑾、清朝的李莲英和安得海等大太监,无一不陷害忠良和为非作歹,擅权弄权和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和贪污腐败。
   
   今日中国,有贪婪腐败的太子党和秘书党。虽然,今日中国是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党奴代替了家奴,但秘书们在利用最接近高官的优势这点上,古今一脉,没有实质性区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办主任和各类首长秘书,不仅在位时具有特殊权力,而且日后大都能靠着主子的恩宠而飞黄腾达。秘书群体中的擅权弄权和贪污腐败之徒,也必然层出不穷。
   
   最近,又出现一起备受关注的“秘书党”腐败案。

   
   8月24新华社报道,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因涉嫌高达32亿社保基金的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8月30日中新网报道,秦裕已经被免去全部党内职务,包括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其行政职务的任免也正在办理。
   
   “秦裕案”之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此案发生于上海,更在于秦裕曾经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前秘书,让人不能不联想到中共十七大前的人事之争。如果进一步的调查证明了秦裕涉及犯罪,陈良宇的命运如何,难以断言。
   
   秦裕的身份,让人联想到中共官场的“秘书党”现象。然而,为了保护高官的形象和权益,“秘书党”的丑闻也大都被封锁在黑箱中,只有极少数出身秘书的腐败官员被公之于众。即便如此,近年来曝光的秘书党腐败案也有几宗。
   
   1994年宣判的湛江特大金融集资诈骗案,其后台就是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时期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五大秘书,但这些秘书并没有遭到公开惩处;当年,有一个受到公开惩处的秘书党成员是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善有,他因受贿罪和诈骗罪被判处死缓。
   
   1995年宣判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主要涉案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致使陈希同案的主要线索中断,所以,判处陈希同16年徒刑的证据,仅仅是收受礼物和公款挥霍,很难令人信服。卷入该案有多名秘书出身的高官和在职秘书:原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铁英;陈希同的大秘书王小贝,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并兼市委副秘书长,掌握人事大权。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原为市委一个普通机要通讯员,却因深受陈希同的重用而惯于擅权;八十年代曾当过陈希同秘书的高启明,在陈希同当上一把手后就被提为县委书记、市农委副书记,后任中资香港某公司总经理,与王宝森来往极为密切,案发后逃往国外;还有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
   
   1996年宣判的山东泰安市党政高官集体腐败案,涉及泰安原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长等6人。被判处死缓的主犯是市委书记胡建学,他曾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姜春云在进京前任山东省委书记。
   
   至今仍然在加拿大的“远华案”主犯赖昌星,他在接收记者盛雪采访时说:他结交的中国党政军警要人不计其数,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公安部副部长,下至福建省委书记、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关长。他之所以能够结识这些权贵的秘诀之一,就是收买高官的秘书们。据他自己统计,有交情的高官秘书多达八十三人,其中包括江泽民、朱熔基、罗干、曾庆红、吴仪等高官的秘书。
   
   中国官场的“太子党”现象,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秘书党”现象引起普遍关注,源于2000年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腐败案”。就我有限的浏览而言,中共媒体对李真案的报道之详尽,可谓同类案件之最。所以,通过李真案,多少可以窥见“秘书党”是何等猖狂和贪婪。
   
   读中共主流媒体(新华社)报道的李真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真被文革式大批判所淹没,其人品与官德,可谓一无是处。那么,以中共的一贯伟光正形象,也以中共对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自我标榜,这样的揭露岂不是自我讽刺或自我羞辱:为什么提拔官员时总是看走了眼?为什么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那么恶劣的人?为什么要让这些蛀虫败坏党的英明?
   
   在新华社2003年4月4日对贪官李真的报道中,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定性:“有人称他既是‘政治暴发户’又是‘经济暴发户’”。此人只有中专学历(显然与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不合),28岁当上省领导秘书(此条符合年轻化),这是他起家的最大资本,7年内跃升至正厅级河北省地税局局长。年轻轻的就狮子口大打,受贿钱物总金额1051.09万元。如此,“他迅速蜕变堕落为巨贪。”
   
   真的是蜕变堕落吗?堕落的前提是曾经好过,后来变坏了。而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反而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个李真,从根上就很坏。不信请看这些描述:
   
   “(李真)作风一贯霸道,飞扬跋扈,在机关中口碑很不好;多年跟着省领导当秘书,没有学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他却学会了‘摆谱’、训人,俨然是‘二书记’。”
   
   这说明,他从步入官场当秘书时就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官场这个大染缸,学坏容易,学好极难,如同大诗人李白所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怎么能不更堕落。民间俗语曰:“一阔脸就变”。而我以为,只有在这种专门纵容人性之恶的制度环境中,李真之流才会“一阔脸就变”。
   
   另据大陆其他媒体报道:“李真过去经常以'河北第一秘'自居,不择手段地要当领导秘书。”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当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在河北省内,李真居然具有“让谁上谁就上,让谁下谁就下”的大权,全不把那些市县和厅局级官员当回事。他动不动就对这些官员说:“我这回跟你谈了半个小时,可是高看你了”。他还居然敢对其顶头上司的秘书长说:“你当秘书长,还不是我一句话。”无怪乎他过生日,多位市委书记和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往送寿礼,动辄进贡几万元。
   
   李真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幻觉,认为自己很快就能爬上“封疆大吏”、甚至“副总理”的高位。也难怪,仅仅7年时间,他就连升6级,由科员升任权力极大和油水丰厚的正厅级官员——河北省国税局长。而正厅级离封疆大吏仅有两级,离副总理也就是3级,即便有难度,再有7年,也足矣。
   
   李真还专为二奶在北京购买豪华住宅供两人姘居,还曾被派出所捉奸在小轿车里。他开诚布公地对老板们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何等透彻自白的权钱交易论!
   
   李真为什么如此窜升?文中给出的回答是:他“到处招摇撞骗”、“一直作假欺骗”领导和下属。他假冒高干子弟,做假文凭、编假档案、拼造与中央大员的合影;他任河北省国税局长期间,以大量的虚假帐目作为“政绩”,一直对上级说谎,骗取上级的好评。
   
   莫非他的上级都是白痴?对李真在官场上的7年作假毫无察觉,以至于在他被双规前的3个月,他还通过了“三讲”,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工作者,上台领奖。
   
   多讽刺,揭露靠作假升官的官方报道,也在作假!
   
   如果李真的背后没有大靠山,如果他在当秘书时没有一套超人的讨好主子的本领,如果中共官场不是大染缸,李真的一切“堕落”,怎么可能!官方媒体对贪官们的揭露,之所以要采取“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的春秋笔法,一是为了证明贪官只是个别的,二是为了保护更高级别的官员,三是掩盖制度性弊端。
   
   谁给了李真这样的骄横跋扈之人以丰厚的权力资本?显然是重用和提拔李真的省部级高官程维高;在这位封疆大吏的背后,是官场的效忠、亲疏、人治之规则以及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
   
   类似李真这样的秘书党贪官,在一省之内的地位,就类似受君王信任的太监。要不然,他在那些市县厅局级官员面前,凭什么那么嚣张?那些官员干吗要拍他的马屁?
   
   在已经放弃共产理想的中共官场,正在高调回归帝制传统,拍不完的宫廷戏,几乎部部走红;写不完的“王道政治”劝进书,已经成为新儒们的职业;由地方大员主持的祭孔、祭皇帝陵的盛大仪式,愈来愈频繁地上演;中共高官们的公开露面,也越来越喜欢类似皇帝出巡的排场;受到首长重用的秘书,也越来越象帝制时代受皇帝重用的太监。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有最为接近君王的便利,如果把君王侍弄舒坦了,就能左右皇帝,握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上至首辅、下至县令的文武百官,皆要孝敬这个“小小的太监”。
   
   古代中国有太监党,当代中国有秘书党。
   
   2006年9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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