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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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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尔的真正传人布莱尔
·“新左”的面具(附:王绍光等的声明)
·23条戳破中共的“政治文明”
·领先于世界的精神阉割术
·民间的升值与政治民主化
·美国的低调与法国的高调
·一位安徽农民的政治智慧
·李锐公开论政──民间压力的象征
·赖昌星、贾庆林与朱熔基
·成败论朱熔基
·强烈抗议对《21世纪环球报道》的封杀
·中共高层挺董的秘密
·倒萨之战与联合国权威
·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为枪杆子政治加冕的盛会
·蔑视生命的党权至上
·独裁制度的替罪羊
·收容遣送与制度性人祸──简评孙志刚之死──
·SARS危机中的国际支持
·【人权评论】高官批示保障不了人权
·道歉、感谢与颂歌
·产权改革问题上的道义担当
·政治SARS制造的又一大冤案——为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而呼
·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接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答谢词
·从孙志刚案看政治权力干预司法
·舆论误导出的胡温“新政”
·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祭李慎之先生
·周正毅案与金融腐败
·刑不上政治局的“问责”
·孙志刚是民间抗暴之英雄——从孙志刚案到中止收容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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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港府而远民意的香港行
·透支民众未来的金融腐败
·希望与失望的恶性循环——简评胡锦涛七·一讲话之一
·胡温不会挑战江派的深层原因 ——胡锦涛七一讲话评论之二
·吃饭哲学与跛足改革————胡锦涛七一讲话评论之三
·坚定不移地玩弄亲民工具——胡锦涛七一讲话评论之四
·三岁李思怡之死拷问灵魂
·民间维权运动的胜利
·北京封锁信息的双重危害
·刘晓波 任不寐 关于《灾变论》的对话
·谁为超期羁押的良心犯鸣冤
·大陆执法者的双面
·港人胜利对大陆的压力和启示
·23条与独裁者的噩梦
·金正日独裁吞噬金大中阳光
·中国没有司法正义
·毛泽东玩弄宪法
·跛足外交来自跛足改革——朝核危机评论之一
·“民主立宪”的虚假
·六方会谈与中国外交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自焚背后的人权灾难
·无声三中全会与信息歧视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刘荻获释的启示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向独裁献媚的希拉克──评胡锦涛访法
·杜导斌案——从完全黑箱到有限公开
·湖北省公安厅应该作出进一步澄清
·特权者的反腐特权
·枪杆子下的胡温亲民
·《证词》附录:刘晓波给廖亦武的信
·人权入宪下的人权迫害
·直面六四──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
·独裁政府怎能监督自己
·难道恐怖屠杀是死亡庆典?——有感于中国某些网民为马德里爆炸叫好
·康德点燃的启蒙之火(上)——纪念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200周年
·康德点燃的启蒙之火(下)——纪念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200周年
·赢选举的阿扁和赢公投的连战
·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
·特权式反腐的无效
·【紧急呼吁】强烈抗议中共公安逮捕六四难属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
·台湾恶劣环境中的优质民主
·关于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被拘捕事件的紧急呼吁
·受难母亲的泪与爱──献给被捕的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
·关于三位被捕难属的最新消息
·关于丁子霖女士最新消息
·有力量的残疾青年罗永忠
·让清明变成石头——为六四亡灵而作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美英自由联盟必胜
·北京能否有对台新思路?
·直面六四: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
·帮闲博士的献媚术
·话说李敖---精明的骄狂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话说李敖之二─紧跟暴君毛泽东
·不要说今年的春天很冷
·"人质外交"源于独裁政治敌视民间异见的本质——为杨建利被捕两周年而作
·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
·依法治港的实质是“恶法治港”
·从新华网民意调查看国人的人权意识
·在大陆,五一是谁的节日?
·林昭用生命写就的遗言是当代中国仅存的自由之声
·向死于恐怖袭击的同胞致哀
·谁在乱港害中?
·刘水案─是执法还是构陷?
·恶法治国的阴毒化法制
·杨建利冤案背后的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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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
   ——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刘晓波
   当满朝文武皆迎合汉武帝的好恶、齐声指责李陵之时,唯有正直的司马迁独排众议而为李陵辩护。尽管司马迁说得合情合理,但只要臣下敢于冒犯龙颜,汉武帝才不管他说得是否在理,先割了司马迁的屌才说。荒谬的是,根据今日中国的御用史学评价,在满朝文武官员的圣殿上,一个小小史官居然敢于顶撞一言九鼎的汉武帝,罪当必死;而汉武帝只阉不杀,该有多么宽大胸怀啊!
   司马迁的屌被割了,但他的精神生殖器却勃起了。这一割,不仅使他下决心“发愤著书“,写出了”藏之名山、传之千古”的“无韵之《离骚》”;这一割,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写出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他在仰天悲叹“腐刑极矣!”的同时,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
   好一个“娼优所蓄”!既是太史公的肺腑之言,又道出了中国文人在皇权政治中的可怜地位。
   在皇家宫廷中,中国文人“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诸侯国纷争之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周游列国,首开了文人的“跑官之风”;王公贵族的大量“养士”,奠定了“娼优所蓄”的传统。在先秦的狼烟四起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于养士之人。而权势者“养士”,如同养家妓或养好马。
   春秋战国的纷争时期,各国间的结盟和分裂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定的朋友,也没有长期的敌人,正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友”。这种分分合合,史称“合纵”与“连横”。
   在那个硝烟弥漫、血溅权杖、生灵涂炭的时代,君王们的“朝三暮四”与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可谓珠联璧合。君王们急需人才,文人士大夫们有了周游列国跑官的便利,也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全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说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实质上是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政治无规则,统治者无信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人格无操守,纵横家无忠诚,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
   比如,著名纵横家张仪乃魏国贵族的后代。他曾求见魏惠王献策,但没有得到重用。一气之下,张仪前往楚国求见楚威王,但楚威王也不见他。好在令尹昭阳收留了他,他也只好委屈地做个门客。
   某日,令尹昭阳宴宾客,门客张仪自然在场。酒酣耳热之时,昭阳忘乎所以,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壁”,向满座宾客炫耀。国宝在众人的惊奇中、赞叹中传来传去,但传着传着,国宝不翼而飞。昭阳怀疑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是外国人且穷愁潦倒。昭阳把张仪抓起来审问。张仪蒙此不白之冤,当然不招,遂遭酷刑逼供。张仪被打得几乎昏死,奄奄一息地回到家中。
   张仪回家后,不让妻子抚慰他的遍体伤痕,而是张口让妻子看他的舌头。他庆幸自己的舌头还在并对妻子说:只要三寸不烂之舌还在,官运就没有完结,就可凭借如簧之舌游说各国、谋取官职。果然,张仪在公元前329年跑到秦国去摇唇鼓舌,还真说服了秦王,被任命为大良造。魏国不用他,他就怂恿秦国攻打魏国。秦王听信了张仪,兴兵攻魏,占领了曲沃、平周两地。张仪越发受宠,将另一名嘴公孙衍挤出秦国。
   后来,当齐国和楚国结盟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时,秦王派张仪前往楚国,任务是离间齐楚。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贵族靳尚等人,然后去见楚怀王,以奉献600里土地打动了楚怀王,导致齐楚联盟破裂。楚国背叛了齐国,愤怒的齐王与秦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使楚国遭到重创。最为戏剧性的是,当楚怀王向秦国讨取600里土地时,张仪居然翻脸不认帐,硬说秦国献给楚国的土地只有6里而非600里。于是,愤怒的楚怀王发兵攻秦,兵败丹阳,楚国的汉中郡被秦军占领。
   前面曾提到,首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跑官的人,不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而是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只不过,纵横家们大都有点“政绩”,而孔子跑烂鞋底却一事无成。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野合是真的,那他就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而论,他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而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但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中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鼻祖乃道家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和官场而已。
   再看信史的介绍。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从“志于学”的少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青年时代,孔子做过季氏家族的“委吏”, 也就是帮人家管理仓廪和畜牧的家臣。按照现在的说法,也算个高级打工仔。
   “三十而立”后,孔子已经有了博学之名,自然不甘于继续做别人的家臣,而要从事“经国”之大业。他以办私学谋生,以周游列国谋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崇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孔子自然逃离。他离鲁至齐,齐景公曾慕名而问政于孔子,他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言。这成了孔子日后炫耀的一大资本,后又演变为“三纲五常”。
   但请教归请教,启用归启用。齐景公虽然爱听孔子进言,却没有启用他做官。从“而立”的30岁到“知天命”的50岁,二十年间,孔子没有谋得一官半职。直到51岁,孔子才被启用、走上仕途。他从基层县长做起,最高职位是部级官员,即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相当于鲁国的司法部长。但孔子的仕途仅四年就结束了。孔子的政见不为高层采纳, 其政治抱负也就难以施展。于是,他在55岁时愤而弃官出走,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
   孔子先去卫国跑官,受到卫灵公礼遇,但君王多疑,派人监视孔子,孔子受惊,害怕获罪,不辞而别。孔子本想去陈国,但在过匡地时被困五天。解围后又想去晋国,但正值晋国内乱,孔子不得不再返卫国。孔子此举,不但引起多方的猜疑,而且沉湎酒色的卫灵公也不用孔子。后来卫国也发生内乱,孔子又离开卫国,途经曹国,前往宋国。宋国司马桓魁想杀了孔子,孔子只能偷偷逃出宋国,经过曹国抵达陈国。之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之间。期间,楚昭王派人来请孔子,陈、蔡两国的士大夫围追孔子,致使他“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到了楚国,但孔子的官运实在不好,他到楚国不久,恩主楚昭王死了。之后,孔子再次至卫,虽有卫国君主给予的“养贤”之礼,但无重用之实,还是无官可做。直到年近七十,孔子才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但仍未获鲁哀公的任用。
   孔子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跑官,但他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正统史家对孔子的评价是:胸有宏图大略却终生不得志。但在我看来,孔子是个罕见的官迷,甚至痴迷到虽有千难万险而不辞的程度,几近于屈原的“虽九死而犹未悔”。正如他在《论语》中愤愤地说:“天下莫能容”,“惶惶然犹丧家之犬!”《列子》中这样描述孔子的周游列国:“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但孔子依然不屈不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
   孔子的官迷嗜好为后代读书人指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路;他对自己失败的跑官经历的总结变成从政哲学:“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遇明主则入,遇昏君则拂袖而去。”由此,孔子成了历代中国读书人的榜样,大凡著名文人墨客,几乎都有过不愉快的从政经历。通俗地讲,这是教人“逢好就上而逢坏就跑”,“得便宜就进而吃亏就退”。如此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从政哲学,也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孔子从跑官挫折中总结出的那些劝世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从道不从君;邦有道,贫,耻也;邦无道,贵,耻也;杀身以成仁。”不但他自己从未践行过,后来士大夫中也罕有践行者。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总结跑官失败的经验之谈,却被后来的统治者变成帝制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且是独尊的意识形态。他本人也被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
   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思想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周游列国时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完成了。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为先师,轼君者也拜为先师;汉人尊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是统治者的“法统”,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 更是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三从四德之礼,而是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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