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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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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贪婪和疯狂——有感于郭飞雄被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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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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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感受是学问真大;第二感觉是太罗嗦,堆积了那么多史料,并非全部必不可少。有人曾评论陈先生的两本中国中古政制史著作说:“言简意赅且微言大义”,但在我的偏见中,还是觉得引文过繁而论述过简,掉书袋子有余而独创性发现不足。
   
   这样的感觉,也许是源于我对中国的注经式学问的偏见,并将注经式传统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病灶:由注、疏、释及其考据学共同构成的注经传统,太重书本之间的相互解释而太轻面对现实的经验实证。古人把太多的精力用在故纸堆里,几乎是无限制地堆积史料或引文,而罕见真正的思想性创建。
   
   中国读书人的注经和掉书袋子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自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时代结束后,中国思想史上罕有真正的思想家,先秦之后没有“子”,此之谓也。汉代以来,由孔孟而马列,一路注下来、掉下来,已经把国人的精神创造力逼入“穷途当哭”的绝境。否则的话,先秦之后的所谓思想大家的代表作,怎么可能都是对先秦诸子的注释?

   
   汉代大儒董仲舒之名,靠的是注释性著作《春秋繁露》,他堪称中国经学家之鼻祖;魏晋时期最有成就的知名学者,郭象以注《庄子》而留名,王弼以注《老子》而不朽;唐代大儒韩愈,以辟佛兴儒、倡导复古运动和儒家道统而垂世;宋代大儒朱熹,通过一系列注释性著作来阐发“义理”,靠《四书集注》而传世。
   
   只是到了明朝,才有李贽这样的叛逆者出现,他对儒家传统的反叛和对世俗人性的尊重,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异数;故而,皇权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下狱,“尽搜烧毁”他的已刊未刊书籍。而李贽“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以76岁高龄自刎于狱中。李贽的思想反叛无愧于中国古代的性灵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旗帜。
   
   进入清朝之后,严酷的文字狱使文人失语,也使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再次成为主流,那种“以繁为贵”的琐碎,考证一个字的古义、一个字的音训或偏旁,居然动辄千言,已经把中国式注经式学问作死了。
   
   正如提倡用新方法来“整理国故”的胡适所言:“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
   
   当代中国最大的掉书袋子学者,非钱钟书莫属。他的四大本《管錐篇》,大都是东拉西扯的引文。我承认,钱钟书做的这种掉书袋子学问,也殊为不易,起码要博览群书、掌握多种外语,甚至可以誉之为“难能可贵”或“堪称一绝”。然而,资料丰富固然重要,可以避免空洞的长篇大论,但史料过于堆积而论述又嫌过于简约,很有些掉书袋子的卖弄之嫌。如果没有真知卓见,其博学也必然随之贬值。
   
   真不知道这种“注经”式的作学问传统,何时了结?六四后,大陆知识界有所谓“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之说,也很有人提倡回到“乾嘉的考据时代”。
   
   与做学问的注经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传统,是在作诗为文上讲究“用典”,故有宋代名家黄庭坚的“点石成金”之诗论。宋人偏爱杜甫而贬低李白,一是因为杜甫杜诗多为“载道”之作,而白诗多为“性灵”之作;二是因为杜诗喜欢用典且用的巧妙,而白诗大都不假典故、直抒胸臆。
   
   比如,宋人论到杜诗,便赞其为集历代优秀诗人之大成:“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而论及白诗则贬其为轻浮俗气:“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读大学时,老师讲到杜甫诗歌的用典问题时,常引杜甫本人的经验之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宋代名家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对杜诗的评价:“老杜作诗,退之(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当时,我曾举手向老师提问:“文学创作水平的高低与读书多少没有必然联系。许多没读多少书的作家照样写出伟大的作品。而如果‘无一字无来处’可以成为作诗为文的高标准,那么这样的创作很有点抄袭之嫌。”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明白,“老杜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诗评,怎么可能变成大诗评家的审美标准?“点石成金”的用典,怎么可能演化为大诗人推荐的作诗法则?
   
   早年读大学时,对古典诗文,我很反感汉唐诗里的微言大义而特别偏爱陶渊明的洁净性灵。故而,我不喜欢屈原的病态自恋而欣赏太史公司马迁的清醒自省;不喜欢汉大赋的铺排华丽而喜欢《古诗十九首》的质扑;不喜欢诗圣杜甫的载道济世和大儒韩愈的道貌岸然而喜欢诗仙李白的放浪不羁和诗鬼李贺的诡异超常,也由此偏爱宋词婉约派的人性化抒情。我犹爱柳永那“执手相看泪眼”的缠绵悱恻,为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等奇女子所感动,能够背诵汤显祖为《牡丹亭》所作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书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相对于文以载道、豪放恢弘的汉唐文学的而言,以“吟咏性灵”为特征的宋明清三代之文学,按照古典标准,固然显得有些委婉小气,但如果按照现代审美标准,那种贴近真实人性的吟唱,恰为国人之审美视野开出别一样斩新天地,其精髓乃为“离堂庙而入闺房”,创造出一系列悲剧性的爱情传奇。如果说,文以载道的文学是皇权制度的墓志铭,那么,吟咏性灵的文学则是人性欲求的传奇,在文以载道的正统之外开出另一番人性大天地。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率先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只知道如何“做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他提出“人的文学”所依据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主要就是宋以后的“抒发性灵”之文学,而唐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主角是“帝王将相”,主题是“社稷江山”。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性化平民化的传统,萌芽于宋代的词曲和笔记,兴盛于元曲和明清的戏剧小说。所以,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对周作人的文学理论评价很高,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纲领之一。
   
   读中国古典诗文,与女人的真情和高洁相对比的,正是男人的霸道、虚伪、猥琐和龌龊。在巍峨的皇宫和豪华的庭院的背后,在后宫万千佳丽的雍容华贵和深宅三妻四妾的家规祖训之中,我读不出一丝女人之为女人的性情和滋养。她们要么成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要么空守毫无生命的富贵荣华而耗尽大好青春,所谓“寥落古行宫,寂寞宫花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也。她们之中的成功者,也决非“真爱”的获得者和奉献者,而仅仅是由生殖工具上升为弄权工具,即在男权社会中却能让男人们俯首帖耳的佼佼者。这类成功的女人,皆是尽脱人性的女人,甚至变得比男人还六亲不认、还心狠手辣、还为我独尊、还贪图淫逸。
   
   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地,绝非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和佳丽三千的金壁皇宫,而是轻飘浪荡的街边陋巷。不仅是官场上失意的士大夫们,还有宫禁深处的天子,虽然拥有三宫六院的无数佳丽,亦喜欢装成平民去青楼寻找男欢女爱,以摆脱宫廷的繁琐而森严的主奴礼仪。如果有一天我能再次走上讲台,一定以此为题,讲讲中国文学中的妓女,沦落风尘的别名就是自由恋爱,青楼才是女人真性情可以舒展的天地。
   
   宋词之审美风格,有文以载道的豪放和抒发性灵的婉约之分,在传统文学史家的眼中,往往是褒豪放而贬婉约。但在我看来,婉约派的出现,实为中国古代审美趣味的一大转折,即由注重宏大的载道转向微观的性灵,由对君王社稷之呕心沥血转向对人情人欲、男欢女爱之沉湎享受,由对抽象使命之抒发转向具体人性之发现,是不可多得的“人的文学”,其审美价值远远超过非人的“堂庙文章”。
   
   晓风残月之中的“执手相看泪眼”,那种竟无语哽咽的世俗画面和人性深情,实在胜过“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空洞抒发。晚明时期,袁宏道的小品文,汤显祖的戏剧,冯梦龙和凌蒙初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市井小说《金瓶梅》,突破了载道文学的禁锢,开出一片人性、世俗、平民的新天地。正是宋词之婉约和《金瓶梅》之俚俗,为曹雪芹的创作提供了两大美学资源,创作出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性化峰巅的《红楼梦》。曹雪芹对女人的欣赏和对男人的鄙夷,就蕴含在宋词婉约派的价值观和审美态度的转折之中。
   
   也许,只是我个人对传统的注经式和考据式的作学问方式成见太深,所以,我佩服诸如陈寅恪先生、钱钟书先生的博学,但对他们那些过于掉书袋子的学术著作却缺少敬意。也许,自己天生就不是做中国式学问的材料,没有那种“头悬梁,锥刺骨”地扎古纸堆的毅力,故而对古人那种过于注重古纸堆而轻视经验调查之考据方法抱有偏见。
   
   如果我将来还有机会讲述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会重新解读“载道派”和“性灵派”, 特别是宋词之中的“婉约派”,也会重新评价所谓的“盛唐之音”和宋词元曲、明清戏剧小说。
   
   1999年4月30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7月8日整理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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