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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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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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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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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中国百年现代史的多灾多难,在毛泽东时代达到劫难的高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大灾难。共产暴政实施阶级灭绝、个人极权的无法无天,多数暴政的疯狂发作,都达到了登峰造极。致使经济被推向崩溃的边缘,法律秩序荡然无存,文化和道德遭到空前的大破坏,人的生命和权利遭到毁灭性践踏,政治迫害之广涉及到上亿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繦褓中的婴儿,死于迫害的人至少几百万。
   文革后中国社会达成两项共识
   由于文革灾难的过于惨烈,将中共体制的弊端醒目地凸现出来,所以,绝对极权者毛泽东的自然死亡和文革结束,为开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时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起码达成了两项社会共识:一,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政治民主化,改革开放应该是经济和政治同步的均衡改革,而非经济开放而政治封闭的跛足改革;二,实现民主化的方式应该是官民互动的渐进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因为改良式的社会变革,速度可能慢一点,但也降低社会转型的综合成本。
   在独裁传统漫长的中国,通过改良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首先需要民间动力自下而上的推动,其次需要官权对民意的认同,二者的互动缺一不可。只要官权拒绝改良,改良就无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走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思想文化领域极为活跃,政治民主化越来越成为主流民意,特别是民间的政治民主化诉求,通过“西单民主墙”、思想解放运动、全国高校的自发竞选、大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得到了日益明确而强烈的表达。

   可喜的是,中共官权内部也形成了具有决策权的开明改革派,力主政经改革的同步进行。两位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顺应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借助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排除党内政治保守派对政治改革的顽强抵抗,先后终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左倾回潮,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初步纲领,造就了中国当代史上政治改革的黄金时代。
   八九民运旨在推动政改正是在此官民互动的基础上,青年大学生以街头政治的方式提出民主化的诉求,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八九运动。可以说,旨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八九运动,其声势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动员之广泛,已经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间支持,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完全有条件一展身手、大有作为。
   可惜的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不成熟,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政治魄力和操作智慧,也没有表现出应对突发事件和驾驭自发民众运动的能力,他们缺乏组织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缺少平等的公民意识、参与精神和道义勇气,屡屡错过了引导民意的契机,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间资源白白浪费。在大屠杀当中和之后,精英们更缺少在大恐怖面前坚定的道义立场和无畏的良知勇气,遂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
   开明派的错失时机就等于把机会留给了党内顽固派,使他们拒绝民意的独裁意志和强硬态度,在最高决策层内逐渐占据优势,最后以武力镇压的方式结束伟大的八九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顽固派把善良的民意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把党内开明派作为叛徒加以清除,从而将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变成举世震惊的大罪恶。邓小平的大开杀戒,不但葬送了那么多年轻生命,也葬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平转型的时机。
   六四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
   八九运动中的官民冲突,无论是对抗的产生和激化,还是解决冲突的粗暴和野蛮,邓小平和李鹏等顽固派必须承担主要罪责。六四的鲜血和八九运动的失败,对于大陆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整体性的。
   一,从官权的角度看,大屠杀葬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使推进政治改革的党内开明派从此一蹶不振,使固守于单纯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层决策至今;二,就民间的角度看,八九失败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知识份子群体整体失败的当代翻版,从道义上葬送了自由知识界作为启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以至于,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之下,大陆知识界陷于整体失语,由懦弱而犬儒,由犬儒而冷血。三,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角度看,政治僵化而经济突进的跛足改革代替了政经平衡的全面改革,经济改革也只能造就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独裁资本主义,八九运动所反对的腐败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发展成各级权贵家族的暴利集团。
   中国民主化的困境,当然有民间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官权的权力自私和权力狂妄。正是由于权力自私,使邓小平们全然无视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而只在乎保住一党独裁的特权和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改革最有希望的时期,邓小平重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淡化文革和捍卫毛泽东的形象,致使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政治上一个个“小文革”的连续
   正因为权力狂妄,邓小平们才会只相信中共的自我神化及其独裁权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建设强大的中国。权力狂妄使他们不相信民间智慧和不尊重民意,进而把民意的公开表达视为洪水猛兽。所以,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才会延续文革式的敌人意识,镇压民主墙、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大屠杀、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使改革开放的过程在政治上就是一个个“小文革”的连续。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六四并至今还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国人,不得不面临这样严酷的事实:以反思文革开始的改革开放,居然以六四大屠杀残暴而落幕;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运动,曾经形成过各阶层相互支援的大规模民间动员,第一次令世界对中国民间蕴涵的正义力量刮目相看,但谁也没有想到,大屠杀之后的十七年来,中共借助于暴力镇压、意识形态灌输和利益收买,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记忆,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亲历过那场运动和大屠杀的人们,有些人因耽误了世俗前途而后悔不已,有些人不愿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记忆,而没有亲历的后六四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国究竟发生过什么,对文革历史更是所知廖廖。
   换言之,在当下中国,发动八九运动的道义激情和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利益诉求优先代替了道义诉求优先,社会阶层的大分化代替了社会各界的政改共识,受益的精英阶层和受损的平民阶层之间的两级分化,在利益上已经达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这种分化,使主流精英阶层更倾向于“稳定优先”和“经济优先”的保守立场,倾向于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国只配有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中国人只配有面包而无自由的猪圈生活。
   无论今日中国的深层社会危机多么严重,从禁言文革到禁言六四,说明中共现政权仍然无意于打破束缚中国改革的政治瓶颈,仍然忽视民权和敌视民意。而无论是处理偶发性的棘手事件,还是保持社会的稳定,中共的对抗性思维,只能让本来温和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达到双方在心理上(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人为的内心恐惧使然)的毫无退路的激化状态,然后动用强制力甚至暴力暂时解决问题。这不仅在道义上是野蛮的,社会代价是最大的,其效果也必然本末倒置,对具有道义性合法性的被镇压者如此,对失去道义合法性的镇压者更是如此。
   日益分化的社会走上多元化之路
   好在,今日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在经济上,指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趣味日趋多样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坚守权力一元化的僵硬体制,但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蚕食下,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其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一直处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别是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
   所以,在官权还没有开启政治改革的诚意的当下大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渐进改良,而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蒋经国式”革命。当民间还无力改变政权之前,民间起码可以首先改变自身,在只要求臣民而不喜欢公民的制度下,从个体开始以一个公民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不自由的制度下,勇敢地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发言来行动;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自觉,逐步形成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推动民间维权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逐渐摆脱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使权益受损的各阶层在道义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相互支援的维权同盟。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不追求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即依靠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
   二○○六年六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6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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