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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先生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仅有253个字,却反复用到“独立”和“自由”二词,特别是最后一段,与其说是对挚友王国维的评价,不如说是陈老先生的自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尽管,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中,陈寅恪先生没有如梁漱溟先生那样,做出什么仗义直言的惊人之举,但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4年,中共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陈老先生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说:“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因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
   
   在老毛的时代,陈老先生远离社会喧嚣,不参与由郭沫若领衔的御用史学班子,专心做学问,殊为不易。晚年的陈寅恪先生致力于《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后者是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酝酿、写作的时间最长,从1953年动笔到1963年竣稿,八十万字,历时十年。他能够耐住寂寞、顶住压力、克服目盲,通过口述,让助手笔录成书。在学术成为政治婢女、知识分子成为极权者玩物的野蛮时代,能够坚守学术独立的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与郭沫若、冯友兰一般知识名流相比,陈寅恪甚至就是知识人格的奇迹了。

   
   读陈老先生的这本书的一大收获,让我再一次感叹中国历史上的奇女子多出于“青楼”。正如陈老先生在此书的缘起中所言:“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故而,身处扼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极权统治之中的陈老先生,被柳氏的言行所感动,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他甚至从柳如是的“放诞多情”中,发现这位女子的“罕见之独立”,故而才有“奇”的评价。在三纲五常的男权社会中,似乎只有在正统文化的不屑之处,在正人君子的蔑视之地,女人才真的成为女人,才能真情能放荡能风骚能忠诚能刚烈能琴棋书画能深明大义。
   
   在一个三纲五常的男权社会,女人意欲染指权力这一属于男人们的专利,就非要自我男性化才有可能战胜男人们,并按照男权社会之标准独揽朝纲,方能成为绝对独裁者,如武则天与慈禧太后。可以说,手握大权的女人之所以丧失基本的女性妻性母性,很大程度上皆为男权社会的逼迫所致。传统中国对女人的要求,奴性乃为第一,以至于奴性吞噬了女性妻性母性,被皇权所表彰的烈女牌坊,就是奴性的最高境界。正如屈原式的愚忠,乃奴性男人的典范一样。
   
   同样,青楼女子,一当她们幸运地嫁于某男人,为自己漂泊的卖笑生涯找到了安定的归宿,回到正统的社会秩序之中,便又失却了女人的真品质,大多以悲剧告终。“青楼”养育奇女子和真性情,也映衬出男权社会的卑劣和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畸形。像钱谦益这类敢于逆天下之大不韪,明媒正娶柳氏为妻者,实在凤毛麟爪。而柳氏归一于钱氏之后,也失却了自由之身的风彩,反而在事关江山社稷的功名上,变得比男人更男人,柳氏在反清复明的抉择上,就比钱氏更在乎他的一世功名。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讲,在由“三纲五常”统领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可以“妻妾成群”而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良家妇女的别名就是驯顺女奴的身位。尽管如此,在古代中国,似乎古人对妓女的成见,并没有今人这般野蛮。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私奔乃成千古佳话,也大多是出于欣赏二人敢于突破禁忌之举。看来,那年代还是做“青楼女”更幸福,无怪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吟咏男女之情的名篇,多出于文人对妓女的欣赏和爱怜。李白的豪放,不在他走仕途济苍生的宏愿中,而在他携妓纵酒和纵情山水的放浪形骸之中,宋代理学家多指责的“李白诗淫”,恰好成就了酒中“诗仙”。白居易的两首最著名的诗篇,皆是爱怜女人和吟咏爱情之作的,《琵琶行》以写艺妓而传世,第一次把落魄文人与流浪艺妓放在平等地位上;《长恨歌》以升华了落魄君王与放荡女子之间的爱情而不朽,也等于用诗歌的方式为杨贵妃的蒙冤翻案——盛唐衰落的主要责任决不应该由杨贵妃来负,而应该由沉迷于女色的君王来负;李商隐的情诗也饱含难言的爱之痛苦,宋代的柳永以写青楼女成名……时至今日,柳永的名词《雨霖铃》仍然让我长读长新: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雨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由此可见,对于失意男人来说,女人才是心灵的家园和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在中国古代,那些才华横溢而又率性天然的男人,青楼不仅是满足性欲之地,更是寻找真女人真性情之处,是他们仕途失意时的情之所寄,如同他们把仕途上的屈辱哀怨转化为对青山绿水的留恋沉浸。“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和“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皆是发自落魄男人的灵魂深处的名句。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走投无路的人世,男人之间争权夺利的龌龊和男女之间饮酒赋诗的清纯,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传统,大概可以从屈原的《九歌》算起。
   
   古代妓女,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妓女之修养远在大多数良家妇女之上。秦淮八大名妓的才貌双全,大概绝少夸张。晚唐杜牧曾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实为文人士大夫的不要脸。在“三从四德”主宰的年代,在女人只有孝敬和忠贞的义务而毫无任何自主权的社会,凭什么要让女人对“亡国”负责!而垄断了社会权力和性别统治权的大男人们,衣冠楚楚且道貌岸然,又有几人知道“亡国恨”呢!
   
   在中国的皇权旧传统和毛泽东的党文化新传统之下,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全是“主奴”二重人格,就是没有人性尊严、人格独立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陈寅恪之赞美柳氏,大概与他1949年后的生活有关。比之于另一些经历过思想改造的名流而言,陈寅恪老先生还是幸运的,他先后得到过陈毅、陶铸、杜国庠、周扬、胡乔木、郭沫若、康生等中共高官的关照,即便在最疯狂的文革时期,陈老先生也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他所有幸运中的最大幸运,就是活在一群智慧而贤淑的女子所营造的温柔氛围里。除了他的妻子唐晓莹之外,还有女助手、女护士、女京剧演员,共同形成了一道人间温情的屏障,抵御着外界的大动乱大野蛮,呵护着陈老先生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如果在文革的外在疯狂之中,一些在大批判中被羞辱的名流,回到自家中能够得到妻子儿女的理解和呵护,也许不至于绝望地自杀。1949年后被中共钦定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之所以在文革的批斗中自杀身亡,就在于社会性羞辱和家庭性划清界线的双重绝望。
   
   1998年6月19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6月9日整理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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