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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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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从杨天水重刑到禁言文革
·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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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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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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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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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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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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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
·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展示官权的人权展
·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深圳警察恶搞胡温中央
·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
·2006年回顾:亲民秀 人权秀 恶搞秀
·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我与《开放》结缘十九年
·新闻改革秀的客观效应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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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一 越讲道德越没道德的中共官场
    今年的中共两会期间,在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中共党魁胡锦涛突然大谈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罗列了八荣八耻,被外界舆论视为“保先活动”的继续,是衡量“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道德纲领,并被写入《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本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与会全体同志热烈响应,并认为,‘八荣八耻’论述精辟,内涵深邃,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应该使之深入人心,成为规范,蔚成风气。”
   
    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八荣八耻”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各部委和军队各总部,全国各省市和社会各界纷纷表态,赞美党魁胡锦涛的钦定道德。中共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把实践“八荣八耻”作为干部考核评价和任用的重要标准;中共宣传部、文明办发出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的通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强调努力践行“八荣八耻”推动全社会文明风尚,使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做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先锋;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要引入课堂和学生头脑,让“八荣八耻”贯串整个教育过程中,达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小学生谱写的《荣辱歌》已经在全国中小学传唱,人大附中学生会的同学们把亲手制作的“八荣八耻”便携式卡片发放到了全校每一位同学手中,号召大家争做“少年君子”

   
    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开办专题,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每天新闻联播的黄金时间道德楷模的事迹,与配合“保先”教育的“时代先锋”,甚至还有“10岁‘小记者’跑两会 向政协委员问‘荣辱’”、“悉尼华人华侨对‘八荣八耻’引起强烈共鸣”这样的新闻标题;大渡口中华美德公园将雕刻“八荣八耻”,作为该公园的标志性景点。网络上出现以下专题:八荣八耻进社区,八荣八耻讲话,什么是八荣八耻八荣八耻具体内容,八荣八耻宣传,八荣八耻体会,八荣八耻是非明,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八荣八耻学习。
   
    在一个道德败落的时代呼唤荣辱感本没有错,但由党魁为全党全国全民来钦定道德,非但无法解决当下中国的精神荒芜问题,反而将贻害无穷。许多人把现在的道德沦丧归咎于改革开放,正如把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归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一样。自由放纵着物欲,市场败坏了人心,似乎根治两极分化和道德堕落的唯一出路是回归毛泽东时代,似乎只有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苦行僧,才能保证人心的纯正。大都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在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里,理直气壮地对“自由”实施着语言暴力和词句猥亵。然而,言词的激烈并不能掩盖人格的懦弱,最下流最无耻最暴虐的网络语言常常是蒙面懦夫所为。
   
    1949年之后,每次党魁出面钦定道德,都要利用独裁权力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铺天盖地的宣传。现在,胡锦涛的“荣辱观”一提出,其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的方式,已经很类似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文革时期了,恍如回到狂热的个人崇拜时代。惟一的不同在于:与邓时代的“三热爱”相比,胡锦涛荣辱观更强调“爱国主义道德”,取消了“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而只留下“爱国之荣和害国之耻”并排在首位,再次说明中共现政权把民族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核心。
   
    胡锦涛提倡的“八荣八耻”与此前的“保先”活动一脉相承,是为了加强中共的思想教育,遏制中共官场愈演愈烈的腐败。但是,由党魁为全国全民钦定道德,来自毛泽东极权时代的强制道德,最终落得道德高调唱尽而缺德坏事做绝。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证明,无论中共高层如何强调反腐败、如何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都无法遏制腐败愈演愈烈、道德日益堕落、信仰完全丧失的灵魂荒漠化。比如,就在胡锦涛钦定新道德的两会上,“两会综合症”恰恰是对“八荣八耻”的反讽。比如,“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但中共两会每年都要挥霍掉50多亿;“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但两会期间代表们享有的种种特权和笼罩北京城的恐怖气氛,恰恰是官权的违法乱纪。无怪乎在湖北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王福霖委员坦诚地说:“每年‘两会’都花不少钱,警车开道,名为庄重,实则扰民,每天的伙食费就上百元,这让我们政协委员于心不安。”王教授大声疾呼应降低会议成本:“完全可以降低标准,主要是把会开好,开出成效。成本太高,我们也于心不安啊。”
   
    也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次两会上透露: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一年里,中共官员的公车、招待、出国等花费,竟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而2005年中央财政建设新农村的资金投入才3000多亿元。
   
    中共最高检察院院长贾春旺的报告透露,2005年检察院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1,449人,并对30,205人提起公诉。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厅局级干部196人、省部级干部8人。此外,还有9,117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及侵吞公款而被立案调查。
   
    看到以上数字所凸现的现实,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便胡锦涛在“保先”之外加上“荣辱观教育”,也根本无法拯救中共官场的腐败。想当年,江泽民政权也在依法治国之外加上了“以德治国”,并发布多个决议和纲要之类的圣旨。换言之,遏制官场腐败和全社会道德急遽败坏的趋向没有错,但胡锦涛显然开错了药方。他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再一次利用特权祭起了专制主义的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企图靠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强制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但是,无论这类钦定道德管不管用,中共党魁已经养成了这样的道德傲慢,总想扮演集法统和道统于一身的先知型救世主,利用独裁权力来向全国民众推销党魁的道德说教。
   
    二 钦定道德本身是最不道德的权力狂妄
   
    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都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自由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而在中国,一方面,中国古代就有皇帝钦定礼仪的圣谕传统,对中国人的精神毒化可谓源远流长;历代帝王们都企图把道统置于皇权法统的主宰之下,以最高皇权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通过发布圣谕来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把各类禁令和各种礼仪昭示天下,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从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到宋太祖的“礼仪诏”,翻开二十四史,中国古代皇权钦定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比如,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比如,朱元璋的“圣谕”规定,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几十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森严的等级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明太祖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盖房而丧生。生活于这些钦定礼仪中的国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真真是“专制到细胞和灵魂”。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用马克思主义的高调道德观对中国人进行了五十多年的洗脑,其毒化功效决不次于鲁迅眼中“吃人”的礼教。马克思虚构一个在道德上最纯洁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人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创建完美的人类未来;列宁又进一步把这责任赋予了靠暴力革命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更是发表过一系列高论,什么痞子运动就是好!什么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满的牛粪最香。当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乌托邦红遍大半个世界之时,共产国家的阶级灭绝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而当共产乌托邦崩溃之后,当列宁式的先锋队蜕化为自私的特权集团之后,巨大道德空白的出现便不可避免。
   
    凡是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都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他们个个都是狂妄之徒,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习惯于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一个人代替众生进行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因而也就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一言以蔽之,钦定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因为它只能早就主奴道德。
   
    所以,胡锦涛的钦定道德,只能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训政”和“新生活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等一系列再造共产新人的道德运动,想起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想起江泽民时代的“以德治国”运动,以及数不清的《加强党风建设决议》,《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事实上,最高权力者为全国全民钦定道德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独裁体制中最腐朽的传统——独裁者的权力狂妄综合症。谁握有最高权力,谁就具有绝对的道德优势,甚至就是拥有惟一正确的道德,因而谁就具有资格做道德教主。而独裁者的钦定道德,又必须利用政治权力来进行行政强制和舆论灌输,它本身就来自最不道德的强制性主奴关系——除了接受钦定的标准之外,个人就别无选择。所以,它只能扼杀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而培养出惟命是从、唯唯诺诺、麻木不仁的奴性,最终落得道德高调唱尽而缺德坏事做绝。即便在这样的钦定道德体制下能够培养出无数个 “雷锋”,那也至多是“忠诚的奴隶”,是独裁者操纵民意的“工具”。也就是说,钦定道德及其舆论宣传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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