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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给你的诗--给霞
·那么小那么凉的脚--给我的冰凉的小脚趾
·把一切交给你--给霞妹
·悬崖--给妻子
·维特根斯坦肖像--给不懂哲学的妻
·向康德脱帽--给没有读过康德的小霞
·卡夫卡,我对你说--给酷爱卡夫卡的妻
·你是我……--给小妹
·读里尔克--给同样喜欢里尔克的霞
·博尔赫斯的黑暗--给迷恋黑暗的小霞
·忘不了的庄子--给听我讲庄子的小霞
·我离去时--给睡梦中的霞
·阳光和茶杯--给每天喝茶的小手指
·孤寂的日子--给霞
·致圣·奥古斯丁--给喜欢《忏悔录》的霞
·烟的感觉--给正在吸烟的小妹
·大胡子柏拉图--给不懂柏拉图的霞妹
·你出现--给妻
·仰视耶稣-给我谦卑的妻子
·童年--给扎小辨的小霞
·太史公的遗愿--给刘霞
·如果再接近一点点--给二十六岁时的霞
·我是你的终身囚徒--给霞妹
·门--给疯小妹
·以你的炸裂……--给霞
·远方--给霞
·给妻子
·卡米尔·克罗岱尔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茨维塔耶娃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刘霞致玛莎--给我的妻子
·插进世界的一把刀--给我的小霞
·消逝的目光--给小眼睛
·回忆--给我们共同的岁月
·一捧沙子--给霞
·星光正在谋杀--给小霞
·早晨--给霞
·烟与你--给多次宣布戒烟的妻子
·悼王小波--给为王小波写诗的霞
·给外公(晓波模拟刘霞)--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与薇依一起期待--给小妹
·一只蚂蚁的哭泣--给小脚丫
·梵高与你--给小霞
·你一直很冷--给冰冷的小脚丫
·艾米莉·勃朗特与我俩--给听我读《呼啸山庄》的霞
·捕雀的孩子--给霞
·你·亡灵·失败者--给我的妻
·凶手潜入--给霞
·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狱中的小耗子--给小霞
·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渴望逃离--给妻
·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一块木板的记忆—六四十二周年祭
·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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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到儿童心灵的荒唐政权
·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自由灵魂的飞翔竟如此美丽—— 献给卢雪松和艾晓明
·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超女”的微言大义
·“超女”变“乖女”的总决赛
·人权高级官员来了,警察又上岗了
·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甘地式非暴力反抗的微缩中国版——有感于太石村村民的接力绝食抗议
·中俄军演 与虎谋皮,后患无穷(1)— 评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超女粉丝的民间自组织意义
·目盲心亮的陈光诚先生
·9•11四周年祭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记住太石村镇压者的名字
·狂妄成精的李熬
·关注郭飞雄先生和仍被羁押太石村村民
·声援艾晓明 谴责黑社会
·中国媒体中的美国飓风
·太石村罢官 谁是真赢家
·李敖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敖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新闻良知再次挑战新闻管制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
·在黑金吃人背后——为矿难中的无辜死者而作
·就师涛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长杨致远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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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五•一前夕的4月26日,北京市发改委举行“出租车涨价听证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把“出租车涨价听证会”输入搜索引擎,可以看到高达109,000条的相关信息。听证会过后,我几次外出打车时与司机聊天,没有一个司机赞成涨价。
   中国出租车行业乃垄断行业,因而也是暴利行业,在毫无风险的经营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根据成本计算,一辆新车运营寿命为八年,仅用两年时间,投资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其余六年,一辆车创造的利润相当于三台新车。何况,近几年车价逐年回落,批量购车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对中国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式经营,早已是民怨沸腾,涨价又将损害了太多人的权益
   虽然,出租车行业的政府垄断、特许经营和“份儿钱”太高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质疑和抨击的热点,在近些年的人大会议上也有过多次提案,但由于涉及到政府及出租车老板的巨大利益,强烈的民意诉求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回应。

   油价疯狂上涨的情况下,迫于压力,政府和出租车公司不得不给出租车司机以一定的“油补”(在北京,1.60元/公里车型的“油补”为700元,政府出300元,公司出400元),但这样的让利却短暂得如昙花一现。最近,政府连这点小利也不再出让,而是通过所谓的涨价听证会来转嫁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利润损失。
   举行涨价听证会,似乎也具有倾听并尊重民意的外观;参与听证的25名代表中,包括两名出租车司机代表的16人支持上调,而9人明确反对,似乎也很讲究程序公正。然而,网络调查显示,72%以上公众反对涨价,出租司机的主流意见更是强烈反对,有的出租车司机直言不讳地说:“出租车价格听证会‘祸国殃民’,应该尽快叫停。
   如果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指责公众的反对是短视,也许还叫人一时间有口难辩,但绝大多数出租司机反对涨价,则是行内人的理性判断,他们最了解出租行业的内幕,其反对凸现了中国出租行业的最大弊端。所以,听证会16票赞成的结果与民意要求背道而驰,两名出租车司机代表的赞成更有违于绝大多数司机的意愿。
   但在权力至上和权贵利益优先的当下中国,无论有多么强大的民意反对,也无论民意代表的反对声多么有理有据,也奈何不了政权及权贵维护自身利益的涨价意志,听证会不过是实现权贵集团意志的工具而已。
   本来,出租车涨价是政府、公司和司机、乘客的四方博弈,听证会应该照顾到四方的利益,即便不得不涨,也应该是四方妥协的结果,每一方都要让点利才说得过去。在垄断性暴利和“份儿钱”过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不涨价,而由政府或公司继续提供“油补”或降低“份儿钱”?即便非涨不可,为什么不能涨幅小一点儿,由1.60元涨到1.80元,而非要一下涨到2.00元?
   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听证会必然变成强势集团通吃弱势群体的零和博弈,因为政府及其官员和公司老板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二者在这个行业中共同拥有巨大利益,即便不算上非法的黑箱利益,所谓“合法”的利益就足以让政府坚决站在出租公司一边。所以,面对主流民意的质疑,政府的态度可以蛮横到一个字:“不”!
   于是,北京的听证会如期举行,其结果是如愿通过涨价方案:一是把1.60元/公里车型租价标准调整为2.00元/公里;二是建立油价与租价联动机制。
   这一结果是强者通吃的游戏,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政府和公司,不但毫毛无损,还获得了取消“油补”的大收益,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司机和乘客,不但毫无收获,反而要承担涨价的所有成本,乘客将付出更高的费用,但消费者毕竟还有用脚投票的消极选择,大不了少打的;最惨是备受歧视的司机,在“份儿钱”不变的情况下,既没了“油补”,又要承担高价造成的乘客减少的损失,还要遭到黑车市场更为繁荣的恶性竞争。
   谁懂知道,跛足改革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化市场经济,行业垄断和准入歧视比比皆是,出租行业就是典型的权力化市场的标本之一:政府垄断下的特许经营,造成出租车行业的官商勾结和绝对不公正。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国内媒体上公开反对出租车涨价的声音,大多数象朗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抨击一样,采取“柿子捡软的捏”的擦边球策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童大焕先生的评论《涨价听证会 政府不应被利益集团绑架》。而事实上,出租车行业的根本弊端,不是来自利益集团绑架政府,而是政府垄断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是垄断背后的官商利益的一体化,政府没有理由不在决策时向暴利集团倾斜。
   1,行政垄断为官商勾结提供制度性保护。出租车公司特许经营权掌握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手中,这种政府权力象其他一切政府垄断的特许权一样,有着非常高昂的权力租金。正是行政垄断的看得见之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暴利集团,他们甚至把所有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劳工阶层和消费者的身上,是能够左右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在出租车行业里,能够获得出租车公司运营牌照的人,要么是有来头的人物,即具有权力背景的人;要么是向发放牌照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付出超额权力租金的老板,即花大钱购买经营权。而权力租金,无疑是中国式官商勾结的最丰厚的制度土壤。
   2,行政垄断为单方定价的霸道提供权力支撑。由于是垄断性特许经营,“份儿钱”,如同强制性土地开发中的补偿费,必定是“宰你没商量”的单方定价。对这种高昂的“一口价”,因为独裁政府不允许独立的行业工会,司机群体无法通过自组织方式进行讨价还价。所以,司机群体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绝,甚至连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有。不接受你就走人,反正现在的剩余劳动力非常充裕。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北京市人,而是远郊各县和外地的农民。
   3,行政垄断的暴利特征必然制造悬殊的社会不公。政府垄断性特许使出租车行业变成暴利行业,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出租车行业大概是垄断利润最高的了。但这暴利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得到官方特许经营权的老板,以及签发特许证的官权及其官员。特许经营权导致了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赤裸裸歧视,居高不下的“份儿钱”就是司机必须上交给公司的“买路钱”。
   在此情况下,强行召开“涨价听证会”,预先就把主流民意置于非常不利的守势地位,而让政府和出租车公司处于非常有利的攻势地位,因为,这一听证预先排除了民意最为关心的问题,比如,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公司的垄断利润,份儿钱太高,消费者和司机的权益匮乏。所以,涨价听证本身就是强势集团意志的体现,已预先注定了弱势民意的失败。在只涨车价、取消“油补”、油价车价联动和“份儿钱”不减的情况下,涨价的全部代价都要由消费者和司机承担,而政府的权力租金和公司的垄断利润却得到相对的提高。
   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必须通过立法来反垄断(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而完全的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却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全面垄断,权力化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利用立法来进行暴利行业的垄断。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中共用“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方式,对所有个人资产实施了暴力抢劫,对所有公共资源实施了暴力独占,而且抢得干净、占得彻底。
   改革以来,独裁政权用霸王条款和特许经营权,保证了权贵阶层对暴利行业的垄断,即把那些薄利产业交给市场,而把暴利行业控制在政府手中,比如,那些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价格的行业(如土地开发、能源、电信、金融、交通等)被政府垄断或设置特许经营。所以,网络调查显示,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是“霸王条款”严重的十大行业,要么是政府垄断,要么是特许经营。依次为电信、房地产/物业、保险、电力、教育、医疗、银行、铁路、交通、超市。十大行业的不满意度依次为:电信87.6%,房地产/物业54.4%,保险51.3%,电力48.7%,教育38%,医疗29.8%,银行22.5%,铁路19.8%,交通17.1%,超市15.7%。(见《深圳特区报》2004年12月21日文章《十大行业霸王现象突出》)
   借用吴思先生的“合法伤害权”概念,经济领域的立法垄断或特许经营,就是官权对民间资产的“合法抢劫”。曾几何时,垄断的电信行业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即便今天,尽管民意对手机双向收费越来越不满,但垄断使双向收费岿然不动。
   自由主义所信奉的法治社会,法律应该根据自然法(保障人权)和公益(多数同意)来制定,由此形成对官权的制度化限制,这也是普世公认的文明法则。而独裁主义信奉的法制,法律是根据权力偏好和统治者意志制定的,由此形成对官权至上的制度化保证。当下中国的法律正是独裁主义法制,民众没有法律担保的制度化权利,也就没有能力制衡、监督、限制官权,从而导致官权太大太强且不受制约而民权太小太软且备受歧视,其法律也大都是违反自然法和公益的恶法。一方面,法律变成统治阶层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赋予了权贵阶层以“合法腐败”的特许权;另一方面,法律变成政府及其权贵对民众和公益的“合法伤害权”,独裁税收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榨取”,暴利行业的垄断和特许经营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抢劫”。
   在此意义上,北京出租车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法榨取”和“合法抢劫”,其恶劣甚至超过“潜规则”式的黑箱抢劫。因为,后者毕竟摆不到台面上,还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非法腐败的风险再小,也不是全无风险,迫于民意压力,官方也要表演“反腐秀”,每年都要办几个贪官;而前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抢劫而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中国式腐败是“合法腐败”远甚于“非法腐败”,(请参见我的文章《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首发《民主中国》2005年6月),中国式剥夺是“合法抢劫”远甚于“非法盗窃”。再大的贪官所侵吞的黑钱也远远少于独裁财政的合法挥霍(比如,在内政上,动辄划拨数百亿来填补银行坏账;在对外方面,动辄拿出数亿美元援助无赖国家),再贪婪的“非法盗窃”所掠夺的财富也远远少于政府垄断所获得的暴利(比如,党权及其权贵从电信、能源、金融、土地开发、交通、歧视性股市等行业所获得的暴利)。也就是说,中国式独裁体制不变,权力主导的跛足改革也不会改变,行政垄断下的“合法抢劫”也就无法消除。
   2006年5月9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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