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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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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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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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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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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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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作者手记:自共产主义在东方取得胜利之后,公有制、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就变成了罪恶之源。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各国,共产极权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权力经济,国有资产就是极权政治的经济支柱,也是独裁者控制社会的钱袋。所以,与其说是国有经济,毋宁说是官有经济或党有经济更为准确;独裁国家的国有资产,不过是被独裁党据为己有的私人财产,也就是“党有资产”。所以,本文在谈到通行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时,统统用“党有企业”或“党企”,“党有资产”或“党产”。
   由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掀起的“郎旋风”对改革的反思,集中于对私营富豪侵吞党有资产的攻击,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私营老板和主流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
   勿庸置疑,中国的富豪确实厚黑,他们的不择手段有目共睹;御用经济学家也确实无耻,已经沦为跛足改革和权贵利益的辩护士。然而,在独裁制度之下,不厚黑能发财吗?私营老板再厚黑,还能比中共权贵更厚黑吗?在我看来,私营老板的厚黑与中共权贵的厚黑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为富不仁”的程度上,那些从民间崛起的私人老板与那些来自中共权贵阶层的暴富者相比,也只能是“小财主”;在“为富不仁”的性质上,二者的差异是本质性的:私人老板至多是无权者的陪笑脸和大手笔行贿,或在制度歧视下的偷漏税和欺诈伪劣,而中共权贵们则是依靠对权力和资源的双重垄断,是高高在上的受贿,是强权者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抢劫和瓜分,甚至就是“无本万利”的坐享其成。

   比如,在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上,私人业主想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非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不可,借壳上市的私人企业被权贵们设套蒙骗的不在少数;而权贵们想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通过权力之间的裙带关系,一纸组织上的任命书即可。比如,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刚一从美国读书归来,不仅当上了副部级的中科院副院长,而且在瞬间成为最具暴利的电信业中的“电信大王”,他甚至可以左右党有资产的重组拆分的进程。大陆民间对国家高度垄断电信行业的不满由来已久,其暴利之巨和效益之低,也令上台后的朱镕基不满,他一直在推动通过拆分来打破其高度垄断,但中国电信行业拆分的真正实现,形成南北竞争的当下格局,却是从江绵恒进入这一行业开始的。
   所以,朗咸平这位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就业于香港的学者,他对私营老板及其跛足改革的抨击,也象御用经济学家一样不敢面对真问题。在“朗顾之争”的讨论中,朗咸平指出党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事实,但他只说出事实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私营老板侵吞党有资产;而全部事实应该是:无论党有企业以何种方式完成转制或流失,党有资产流失都是官员与老板的分赃。更主要的事实是,握有拍板权的决策者,不是私营老板而是各级的党政官员。所以,党有资产流失的最大祸魁及其受益者,都是主导党企改革的独裁权力及其官员。而朗咸平那看似锋利的矛头所向,仅仅是“捡软柿子捏”,只敢抨击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而不敢抨击逼出了“坏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及其贪婪的官权,不敢抨击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
   至于朗咸平开出的药方:变“民进国退”为“国进民退”,也就等于回到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在我看来,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痛。事实上,外来经济学家朗咸平挑战本土私人富豪顾雏军,是一次毫无个人风险的机会主义乖巧。他充分利用了中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信息不对称,把信息匮乏的大陆百姓对两极分化和腐败横行的强烈不满,先引向私人富豪、进而引向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改革,而主导了跛足改革的最大祸魁却变成他所呼唤的救世主——利用独裁的行政权力进行再次的“国有化”和“劫富济贫”。
   所以,在独裁政府主导的权力化市场中,想做诚实而干净的生意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别说本土的生意人,就是久历西方自由市场的外商,一到中国,也无法避免人治文化的腐蚀。特别是那些精通大陆游戏规则的港台富豪,最早知道买一顶人大或政协的红帽子,买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以便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安全的经营环境,本土成长的资本家就更不用说了。商场上流行的经商箴言:“合法的生意不挣钱,挣钱的生意不合法”,极为准确地描述了大陆生意人们难以摆脱的制度性原罪。
   同时,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财产安全感的极度匮乏,所以,凡是在中国做大生意和发大财的人,无论是国营法人还是私营老板,大都为自己留好了退路,把不干净的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而做生意尽量用国有银行的钱,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钱来投资。用富人们的一句行话说,就是“扎着钱就做,扎不着钱就不做。用自己的钱投资,岂不是脑子里进水!”富人们之间达成的“稳定共识”,不过是现存秩序中最大获利阶层之间的利益同盟。在这点上,御用精英为权贵私有化的辩护倒是说出了事实:在中国制度瓶颈的约束下,私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用钱买权的腐败”,这是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但它毕竟使私营经济有了影响政治权力的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私有化,有利于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
   正因为权钱交易是权力化市场的必然,独裁者才最喜欢产权模糊,因为模糊状态有利于政权对富人们的控制,更有利于权贵们对民间资产的榨取。换言之,执政党喜欢的就是模糊,因为最终的裁判权在它手中,一句产权不清,就能致任何私营企业于死地。
   在大陆,凡生意人皆有一双不干净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斩断或砍成残疾的权力,全在执政党手中,想收拾谁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要说行贿、非法交易、诈骗和偷漏税等罪名可以让你人财两空,即便一句产权不清或党有资产流失,也能致任何私营老板于死地,不由你不温驯。对私营老板来说,没有制度保障的私有财产已经极不安全了,不干净的财产就更不安全。已经由太多的私营老板因得罪了官府而人财两空,也有太多的私营老板作为中共缓解民怨的祭品推上断头台,而且下手之凶狠前所未有。比如,最近轰动国内外的亿万富豪“袁宝璟案”,他的雇凶杀人确实是“十恶不赦”之罪,被判死刑是也在法理之中。但中共法院的判决却是袁氏四兄弟三死一缓: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袁宝福死缓。无怪乎网络民意对如此凶狠的判决表示质疑:一个汪兴被杀,一命抵一命就行了呗!干嘛那么狠,用袁氏三条半人命去抵!
   直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把私营经济只当作财政来源和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置于政府垄断和准入限制的歧视下,既要在经济允许其发展,又不让其在政治权利上坐大。所以,中共不允许成立自治的民间组织,让私营业主处在分散的原子化状态,乃是中共防止有产者成长为独立社会力量的绝技。稍有社会影响的私营老板,就被统战到官方的工商联中,成为党的花瓶兼诤友;三个代表之后,中共又要把他们拉入党内,让他们在政治上与政权融为一体。在此意义上,私营业主不论有多少个人财富,其产业规模做到多大,但在社会角色上,也只能是政权的附庸,是永远没出息的个体户。政治上弱小的社会个体户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钱”且使其不断增值,也就只能攀权附贵,在经济上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在政治上进入执政党的统战花名册。所以,对于大陆的有钱人来说,无论是个人资本的积累还是社会的地位之提高,都无法摆脱制度性原罪:只要想在独裁制度下发财,就不能不接受其灰色游戏规则,不能不出卖商业诚信,不能不靠裙带关系和权力关系。这是另一种逼良为娼,如同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御用文人,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样。但是,上等奴隶做久了,自有想坐稳的利益和乐趣所在。一旦得到主人的赏识和恩宠,那幺最好的投资就是不断地博得主人的欢心,侍侯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私人财产要想得到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就必须启动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使私人老板逐渐摆脱对权力的依赖,逐步遏制权力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遏制市场上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的盛行,才有望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财产积累的制度性原罪。而在今日中国,中共继续靠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靠收买加谎言的策略来维持独裁制度。所以,中国不可能有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德,即便少数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众有了温饱了,得不到政治权利的各阶层仍然无法免于恐惧。
   这样说,似乎对私营老板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对待。比如,几乎所有高赢利的领域都在官权的垄断之下,或根本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或设置非常高的准入门槛,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成本之高,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党营企业欠私营企业的账,就是正常债务关系,可以一拖再拖;而私营企业欠党营企业的钱,就是党有资产流失,托着不还就要通过法律强制执行;党营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无偿还能力;而私营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诈骗罪,多少著名私营企业家的锒铛入狱,其罪名就是金融诈骗。企业上市本来应该由市场来选择,但中国的企业上市的选择权完全操控在各级政府手中,股市成了执政党收刮民间资本供养效益低下的党产(党企)大金库,也变成权贵们掠夺民间资产的抽水机。正如执政党垄断的银行是党企的坚强资金后盾一样。反正股民的钱和银行存款大都是老百姓的私房钱。
   导致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恶劣的制度,在于中共衙门及其官员所具有的排他式特权,在于作为中国最大利益集团的中共权贵阶层。他们是为了挽救独裁政权,更是为了自己的一夜暴富,才允许民间企业家跟在他们后面分到些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又把私营经济置于政府垄断和准入限制的歧视下,把私人老板置于官权的操控之下,既要保留又不让坐大,更不允许私营业主通过成立不受执政党操控的民间组织而成长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稍有社会影响的私营老板就被统战到工商联中,成为党的花瓶兼诤友。
   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正相关关系,早已被西方历史的制度演进所证实。因为,自利是普世性的且难以根本改变的人性,逐利是所有商人的共同信条,关键在于如何用健全的社会制度来善待和规范这样的人性。只有在尊重人性和商业规则的前提下,用一视同仁的法治来规范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公平而高效的制度,既能保障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激发人类创造财富的欲望和能力,又能遏制权力干预、歧视性买卖和坑蒙拐骗,防止自利的人性走向无节制的不择手段的贪婪。
   然而,大陆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却没有带来政治民主。之所以如此,绝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罪过,而是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造成的“坏资本主义”之过,市场被权力干预所扭曲,私有化被权贵阶层所扭曲,于是,大陆的市场化必然变成现政权及其权贵对公共财产的瓜分和对民间财富的公开洗劫。
   正因为私人老板的不干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恶劣的制度环境,所以指望不改变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干净的资本家,无异于痴人说梦。恰恰相反,中共权贵主导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资本主义”,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是靠商业智能、吃苦节俭、发明创造和公平竞争,而是靠特权掠夺全民资源;他们轻易到手巨额财富也不会用于造福民间和回馈社会,而是转移国外和尽情挥霍。正是他们牟利方式使寻租式的腐败变成一种准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权力化市场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全民资产的疯狂掠夺造成日益悬殊的贫富两级分化,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辩护理由,老百姓的不满乃至仇恨的积累,使社会成为遍布干柴的危机之地。这一切负面作用,不仅正在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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