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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侠义之内见媚骨──看看浙江文人(4)

   
   
   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的《鹿鼎记》,吾乡文人金庸用差不多20年的功夫写了14部名播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即“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据他自己所称,一生写侠,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业已失落的“侠义”传统。可惜,到了功德即将圆满的晚年,这位文人身上却顽强地表现出了流俗与媚骨,让人匪夷所思。
   
   金庸本姓查,名良镛,1925年出生于嘉兴海宁。海宁查家是声势显赫的世家大族,历代人才辈出。在清代,查家出仕列宦甚多,并多以书诗文著称于天下。雍正年间,出了一个考题“维民所止”,被诬成文字狱,酿成大祸,它的主角就是查嗣庭,是金庸的远祖。而其祖辈查慎行先生,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学者。

   
   生长于这么一个翰墨世家,文脉遗传到了二十世纪,出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子孙原不足为奇,何况他写的是一定会被其祖上痛斥的非“道德文章”的“不经之书”。金庸少年时在家乡附近就读,中学读的是著名的“杭高”。中学毕业适逢日寇侵华,不得不离乡远走他乡。据他自己的忆述,那时曾流落在湖南西部,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当然相当凄苦。这以后,金庸考入国立政治大学,读的是外文系。
   
   金庸在政治大学并未毕业,原因不详,也许是他年轻气盛,觉得传统的大学教育束缚了他的才华。当年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公报招考记者,金庸前去应考。该报在全中国范围内的300名应征者当中,只录用2人,他是其中之一。这是金庸涉足报业的开始。
   
   1948年金庸幸运地被大公报调派到了香港,任“国际电讯”翻译。中共掌政后的1950年,他曾北上赴京,到外交部任职。但因“出身不好”,未能久留,不久即返港。当时的大陆正处于“土改”的狂斗滥杀中,金庸父亲查枢卿被海宁当地评为“反动地主”而遭枪毙。后来在“文革”中,当地造反派又刨了查家的祖坟!
   
   在我看来,这期间的金庸应该是“悲欣交集”(原为吾乡弘一法师遗言),悲的当然是故乡沦陷,亲人被杀,祖灵遭亵;欣的是侥幸逃遁,身处大英帝国殖民地,尚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他在1959年创办了《明报》,从此“右手写武侠,左手写社评”,驰骋香港报界、文坛30年,创下了无人匹敌的“金庸神话”。
   
   说来惭愧,他的煌煌14部武侠巨著,我至今只完整读过《天龙八部》和《鹿鼎记》,故不敢轻易作评。好在前些年已勃兴了一种“金学”,赞赏者与研究者如鲫过江,金庸在武侠文学中的至尊地位似乎已成定局。而我感兴趣的倒是武侠之外的“另一个金庸”,1949年后他在“国难家仇”之下避祸香港,只手打天下,除了高产武侠传奇外,以政评家和自由报人的身份抨击中共、主持公义,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1956年他在大公报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抨击时弊;1962年他的《明报》因全力报道“大陆同胞逃亡潮”而名声大振,发行量剧升;1964年10月16日中共试爆首枚核弹,金庸勇敢地发表《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社评,并因此与中共在港的喉舌大公报展开激烈论战;1966年大陆文革爆发,他在《明报》上率先展开一系列的分析与批评;翌年香港发生“67暴动”,他和《明报》成为左派势力重点攻击目标,被左派分子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曾受死亡恐吓,一度离开香港暂避;1973年以明报记者身份赴台采访蒋经国等政要;1979年走得更远,金庸参加了台北举行的“建国会”,并当了小组讨论会主席……
   
   令人不解的是,80年代以后,金庸的政治立场突然变得暧昧起来,在跨别大陆32年后,于1981年携全家赴京,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一見面就说:“你的小說我读过,我們已经是老朋友了。”令金庸受宠若惊。1984年,他出版了业已变味的明报社评集《香港的前途》,并以此作为见面礼,再次赴京拜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香港回归”献计献策。一年后,金庸果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旋即又荣升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经过30多年的“另类生存”与“曲线求荣”,金庸终于身登龙庭,扬眉吐气了。我猜想,这一“龙恩”几乎相当于古代的“翰林大学士”,其功名已超过了查家列代祖宗。但是1988年他主持起草的政改“主流方案”,并没有像他的武侠小说那样博得掌声,相反却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曾有港民示威于明报社,火绕《明报》报纸。金庸不得不出面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为中共政策背书,更遭港人唾弃。
   
   1989年5月正值北京大学生民主运动高涨时,他突然辞去基本法“草委”与“谘委”二职。六.四大屠杀发生后,金庸在电视台采访中挥泪陈词:“没想过这个政权会向人民开枪。”稍稍挽回了点公众形象。我分析,六.四期间金庸之所以会有如此表现,首先可能是他的人性的一面在瞬间被唤醒,另外也不能排除91年他的“明报企业”即将挂牌上市,“人气指数”性命攸关啊……
   
   没过几年,这位“游子”似乎又“想家”了。先是1992年,他“衣锦还乡”回到嘉兴祭祖访友,捐建了一个“金庸图书馆”。紧接着再次上京拜见了总书记江泽民。此时,《明报》上“哈公专栏”停刊,不再进行反共言论,舆论认为这是金庸再次向中共靠拢的迹象。而对于千夫所指的“六.四刽子手”邓小平,他则奉若明主,公开表示:“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像一部武侠传奇那样,高潮总在后头:1999年,金庸“老夫聊发少年狂”,豪迈地接下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的烫金聘书,并向全国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专业的博士生。他在该校每一年仅有的2、3次“学术讲座”中,亲手把自己的“光辉形象”糟蹋殆尽!据一位在浙大人文学院任教的教授朋友告诉我,学院好不容易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安排了一次金庸讲“大课”,作学术报告。众师生兴奋不已,外系师生也赶过来,报告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没想到这位大师突发高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如何学习“三个代表”,甚至扯到连中共也已耻于出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他得知报告厅中有新闻系同学时,便张口教导道:“新闻工作者应学人民解放军,随时听军令号召,为国家效命……” 令广大师生目瞪口呆。此刻他早已忘了自己在六.四期间谴责共军屠杀人民的发言。
   
   据另一位了解内情的浙大友人透露,金庸虽然是博导,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和“龙泉问剑”这样的商业作秀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5年后,金庸终于明白作为“亲共院长兼博导”,在大陆,甚至他的老家也已失去了市场,所以提出辞呈,扔下几名未毕业的博士生一走了之,造成当时轰动新闻。对此,也曾请金大师前去作过类似“学术报告”的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表示“长出了一口气,一场错位终于结束了!” 刚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的批评则直接得多:“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对此,《金庸传》作者傅国涌先生评论道:“金庸的一个问题是,他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何必还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追求声名。如果他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公众事务,而是安心在家颐养的话,他获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现在多得多。”
   
   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此,这位前清世家子弟,这位“苦大仇深”的海外浪子,自从1972年受到邓小平接见,并随后被钦点为“草委”和“谘委”后,感主隆恩一直渗入到了骨髓。被“轰下”浙大讲台后的2004年,他借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机会,仍在对他的“恩主”大唱赞歌: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先生伟大的构思”;
   “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没有他对香港的前途提出这许多设计,那么香港将是怎么一个样子,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邓先生在过去二十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1978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
   “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如此谄媚高调几乎可以让《人民日报》社论作者也感到难为情。
   
   这就是千百万读者心目当中的金庸吗?一位在《天龙八部》中塑造了“乔峰”这样的侠义盖世、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位曾在《明报》社评中“执笔如刀、忧国忧民”的金大侠,到了晚年,怎么会“糊涂”成这个样子?然而,细细一想,我觉得他并非糊涂,而是失去了道德底线的“韦小宝式”的聪明──乔峰其外,韦小宝其内,这就是金庸先生的真实写照。
   
   2006.7.27.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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