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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可怜书生着戎装──看看浙江文人(3)

   
   
   夏衍的身份如果是单纯的文学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而将1949年后的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常委,及稍后的中共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乃至1978年后的全国政协5届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狰狞“戎装”一并剥去,吾乡这位文人就更值得后人的景仰与怀念。可惜历史不容重写。
   
   夏衍1900年10月30日出生于杭州郊区一户书香门第。3岁丧父,6岁进私塾,后转入新学堂。1914年毕业后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1920年夏卷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和同学组织了杭州“五八”大游行,同时创办了《双十》杂志,从第二期开始更名为《浙江新潮》。

   
   1920年秋他被保送留学日本,受时局影响更倾心于政治活动,以求救国之道。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途径日本时,夏衍和一些同学前去迎送,得到孙中山先生热情接见,旋时加入了国民党。这里随便提一下,傅国涌先生在《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一文中,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共”,似有误。
   
   与鲁迅学医不同,他学的是工科。1925年底,夏衍取得工学士学位后,便到东京参加了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工作,还当了组织部长。1927年国内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在日本的夏衍也受到冲击,4月下旬他奉命回国向武汉国民党总部请示。但因兵荒马乱,找不到联系人,他与国民党的组织关系从此结束。
   
   但他并未从此退出“江湖”,经二位留学同学介绍,夏衍很快转而投向中共,开始从事该党在上海滩的地下工作。平时他与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文人混在一起,试着翻译《欧洲文艺思潮论》,并以翻译为公开职业。1930年“左联”成立,夏衍当选为执行委员。从此,夏衍成为中共上海文委的领导人之一,并直接掌管艺术剧社,这他和戏剧发生关系的开始。
   
   中共插手当时“时髦艺术”电影业是从1933年开始的:派遣夏衍等人打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其间他写了大量的电影剧本,如《狂流》、《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被后来的官方史笔称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34年至1935年,夏衍几次侥幸地躲过了国民党几近疯狂的捕杀,东躲西藏,竟然还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和《中秋月》、历史剧《秋瑾传》,发表了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可谓硕果累累。后来他曾说:“从1935年到1936年这一段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
   
   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巨变,政治环境有所宽松,1937年,夏衍创作了话剧《上海屋檐下》。这是他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剧作,描写一群拥挤在一个“屋檐下”的小人物的命运。这个话剧的创作,对他来说是一次大的突破。他自己说:“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并说:“在我说来,是写作方面的一个转变,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身上。”
   
   美学思想的转变,使该剧在艺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他抛开了政治理念和故事情节的传奇性,而着眼于平凡的小百姓和他们几乎绝望的生活,着重表现隐藏于人物内心世界和他们畸型关系背后的悲剧实质。从《上海屋檐下》开始,夏衍开始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深沉、凝重而淡远。
   
   不久,他奉命作为郭沫若助手,接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出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夏衍辗转广州、桂林等地坚持办报。1941年2月初,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撤退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和邹韬奋筹办《华商报》,负责文艺副刊。这一年他写了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夏衍和一大批民主人士及地下党员逃离香港返回内地。
   
   1942年4月,夏衍到了重庆,负责文艺界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文艺评论文章,还写出了多幕剧《法西斯细菌》。这是他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剧作。之后,他的人生态度愈来愈向政坛倾斜:1944年8月,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日本投降后上海筹办《救亡日报》复刊,不久即以《建国日报》名义复刊;1946年7月受周恩来之命去新加坡,做南洋侨领及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翌年回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1949年4月离港赴北平,5月26日随共军进占上海,开始了他中共“高级干部”的生涯。
   
   但夏衍毕竟是书生出身,从1927年到1937年,以剧作家的身份曾在十里洋场厮混了整整10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文化沙皇”,身上的“文人气”竟一时难改。据他晚年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他在党内的级别是吓人的“兵团级”,但他的文人脾性却还顽强地存在。所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夏衍感到诸多的“不习惯”,因而与李闯王式的政权发生了不少龃龉。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入城前,军队总务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硬生生地把一介书生扮成了共军首领。当他带着警卫员,坐着军用吉普车,找到阔别多年的家门时,面对“失踪”已久又一身戎装的丈夫时,他太太的吃惊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更有趣的是,后来给他配备的首长专车,竟是陈布雷胞弟陈叔兑(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原先的坐骑──一辆美式的克拉斯勒轿车!四年前正是陈叔兑下令查封了夏衍作主编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新官上任的夏衍觉得哭笑不得。
   
   从此,夏衍“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
   
   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似乎有了一点反思:“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以前文友们都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现在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
   
   面对中共用二千万颗头颅打下的江山,夏衍除了尽快适应、努力习惯和坚决服从外,他还能怎么样?他是别无选择啊!到了耄耄之年,夏衍检索了自己经历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仍发出了书生气未泯的感慨:“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是如履薄冰了。”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骨灰没有去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凑热闹,更没有像四川文人郭沫若那样拿自己骨灰作秀,莫名其妙地要埋到毛泽东当年树立的邪恶样板山西大寨,而是被撒入了哺育他成长的家乡母亲河──碧波荡漾的钱塘江。到最后,总算保留了一点点书生本色!
   
   2006.7.25.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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