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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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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邓小平

   
   
   
    ——接受自由电台驻香港记者林迪采访录*
   

   
   
   
    林:邓小平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还说毛泽东对自己是三七开,他说自己是五五开。有人说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你对他的总体评介,他最大的功在哪里?过又在哪里?
   
    江:搞极权的,搞专制的,哪个不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做不到这一点。1989年民众的和平抗议运动被邓小平定为“反革命暴乱”,这里有一丝一毫的实事求是吗?不过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稍理智些,明白些,起码他不象毛泽东那样大张旗鼓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开始提出要关注民生问题。但作为一个统治者,让老百姓日子过得稍好些,就是中国的帝王专制时代,也有这种统治者,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也不会否定这一点。但我要提出,这个问题不值得吹,充其量有点民本思想而已。本质上,邓小平这个人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人民的儿子。他还是站在人民的头上,当人民的父母。他根本的思想是牧民思想。他说过好多话,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但他从不说尊重人权。他搞的改革开放,是在他的特权本位下的一种经济发展,求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是权力市场经济,现在引起的恶果,任何一个明白人都看得很清楚:生态的极大破坏;环境资源不可逆的破坏;贫富悬殊;城乡收入比大概达到6:1;官场腐败,社会不公几乎举世无双,所以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里头有着内在的极大弊端。
    在我看来,自由才是硬道理。这也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自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把人权作为本位,而“发展是硬道理”则完全可以在官本位下求发展,在特权本位下求发展,完全可以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继续剥夺农民来求得发展。和这口号相配套的,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毛泽东时代就只是毛等少数高官先富起来,其它人都穷相比稍好一点。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现在又有多少共同富裕的味道?农民收入从总体来说,从90年代开始就绝对下降。先富起来的人确实不算少,但这里头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所以他搞民生,应该说与毛泽东相比,部分回归了常识,也部分回归了人类主流文明。但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是抗拒人类主流文明的。他明确反对三权分立,肯定他的一党专政的集权;他坚持专制反对议会民主,这个连当局也不敢否认。刚才说到了他还制造了六四大屠杀,这是蒋介石、毛泽东都干不出来的,连袁世凯也干不出来的。三·一八惨案,现在我们很清楚,也不是段祺瑞干的,是他底下人干的,后来段还跪地忏悔。而邓小平到死都没有忏悔。犯下六四屠城这一条,就是千古罪人。他有点儿功,但罪摆在那儿。在我看来,放他一马,不批他就算他万幸,吹他太没有必要了。
    20世纪是民主战胜专制的世纪,是人权战胜特权的世纪,也是分权战胜集权的世纪,但邓小平在20世纪中的这一辈子,却抗拒人类主流文明,他怎么会是“20世纪的伟人”呢?他是20世纪的伟人,不是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的伟人是黄兴、胡适、林昭……
   
    林:你刚才提到了邓小平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常识,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功劳?
   
    江:邓小平这个人关注民生,要搞经济发展,有他的功劳,但很难说是大的功劳。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就提出要尽快地转向发展生产。当时这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后来张春桥重新起草了九大报告,林彪很不乐意。当时林彪就有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搞到了1969年,林彪就不想搞,陈伯达也不想搞了,要搞生产。而毛泽东不死,文化大革命就得搞下去,直搞到一塌糊涂。这时,不仅是邓小平,我想很多老百姓,很多党内人士都看得很清楚了,毛泽东那套肯定不能再搞了,肯定要回归常识。即使没有邓小平,那李小平,张小平也得回归常识。你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难道还能不恢复高考吗?高考毁了11年了,邓小平不恢复,叶剑英也得恢复,李先念也得恢复呀。我不否定他,但没有必要拔高他,尤其没有必要对他感恩戴德。另外,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自己把包产到户搞起来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还对此加以反对。这是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走在邓小平的前头嘛。
   
    林:对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什么评介和看法?
   
    江:这个改革哪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摸着石头过河”么。在经济领域是人民走在他前头,政治领域就更不必说了。政治领域人民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他是站在人民的对面,而胡耀邦、赵紫阳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邓小平是坚决反对政治民主化的,他是20世纪中坚持一党专制的人。我们放到全世界范围内去评介,他就是一个比较渺小的人物,有一个清朝洋务运动遗老那样的心态。一部分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要力图突破陈旧的制度,走向立宪,走向共和、走向民主。结果100年后,邓小平还是一个维护一党专政、反对政治民主的代表人物。经济上他不选择好的市场经济,而选择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他不选择行之有效的,公平竞争的,权力不干预资源基础配置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祸根。文化领域现在还在行封锁、干扰、设防火墙、监控等老套子,当然中间地带、灰色地带还是放开了。但一有真正不同的尖锐的声音,焦国标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中宣部就时时出来打棍子。
   
    林:整体上你如何评价邓小平?
   
    江:从全球的目光看,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去看,从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觉悟程度上看,邓小平远远落后于我,落后于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中国人。你现在在香港,我就说说他的一国两制是怎么一回事。官方把它吹成科学的创举,而我认为它是一种深深的无奈,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实在没什么新鲜的。当年收回香港,他不敢在香港搞社会主义。他敢搞吗?他想搞而不敢搞,就这么尴尬。而不收回来,也说不过去,条约已经到期。收回香港,又不敢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好吗?他怎么不敢搞啊?其实,大陆制度和香港制度哪个好,不用问我,随便问问哪个香港人,问问自由行的大陆公民,大家都清楚,谁都不傻嘛。这个邓小平怎么就搞不清楚?邓小平认为大陆制度比香港制度好,这很次,很落后,也很不实事求是。我懒得说他反动,反动这两个字不好听,我不想扣在他的头上,尽管他老扣在别人头上。邓小平那一套极其落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的出路是变权力市场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变一党专政为民主政治。邓小平拒绝人类主流文明,不愿意回归人类主流文明,我们要从他那儿走出去,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2004年8月23日晚,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林迪先生通过电话对我进行了采访。2004年12月,我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并稍加润色形成了此篇采访录。
   
   
   
    2004.12.25 于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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