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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六四15周年前夕


   
   

    5月19日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位外国朋友想见你。”我马上告知对方:“我身后尾巴粗着呢。”回答是:“没关系。”当时约定5点30分在兆龙饭店隔壁的太平洋百货门口见。
    4点30分,我步出家门。进了电梯后,在13层坚守岗位的首师大保安就用对讲机通知楼下,待我到了底层出电梯时,便衣们的摩托车、汽车均已引擎鸣唱,一旁恭候了。我扫了他们一眼,向北门走去。他们的车动了,还有人在我身后跟着。到了花园村站,我登上701路公共汽车,车上离司机很近处,刚好有一空位,容我无声落座。我跟谁都没说,紧随我上车的,还有一名便衣;车后,还跟着一辆摩托车和两辆轿车——初夏的阳光下,似乎一切都太正常了。
    说句老实话,自2月24日我被昼夜非法监控、跟踪以来,为了少给朋友添麻烦,我是很少出门去会客的。不过,在这块国土上,外国朋友是免于恐惧的。既然他们“没关系”,那我也“没关系”,会会何妨?我琢磨他们急着约我出来,是要和我谈六四。因为,15年前的今天,赵紫阳先生在温家宝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广场绝食的学子;15年前的今天,李鹏悍然宣布了戒严令。
    车走着,我想着,过了平安里。突然,只听司机大声对售票员说:“今儿个真是邪了门了!后头那辆车太不对劲了,自打过了花园村,我就纳闷,它老跟着我不放,我走它也走,我进站它也进站,我让道它还不领情。到站你下去看看,到底是辆什么车?他们想干什么?”
    这一席话,售票员和乘客听了是一头雾水;我一听,乐了,赶紧说:“别去看了,那是跟我的。不仅有轿车,还有摩托车,就是这车上,还有人跟着。”
    司机吃惊地回过头来,说:“跟你的?为啥?”
    我说:“六四快到了,他们害怕我和老百姓一起纪念六四。”
    乘客们有说“哦哦”的,有说“他们真舍得下本钱”的,旁边一位70来岁的老太太则问我:
    “你做了些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你?”
    我回答说:“我写文章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
    她点了点头,把脸默默朝向了窗外。
    我把目光也投向了窗外。蓦然间,有座建筑物正愈来愈临近,过了宽街,我们这一车人就要与它狭路相逢!这座建筑物不是别的,正是段祺瑞执政府的国务院旧址,它与中国当代史上另一个最黑暗的日子——1926年3月18日紧紧相连。我对老太太,同时也是对别的人说:
    “车下就是当年杀人政府的屠杀现场。在三一八惨案和六四惨案中,中国官方动用军警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它们是最暗无天日的两个惨案,一点也不为过。”
    车中寂然。在三里屯站,我挥手与司机告别;下得车来,我站立道旁,祝福并目送那辆车重新自由地放飞。(我在太平洋百货门口见到的,是德国电视台的驻华记者。他们在跟踪者紧紧尾随的情况下,把我拉到他们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室,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此处按下不表。)
    在车上,我没有提及两个惨案的若干不同之处。在这里,我也只想提到其中的一个不同,那就是,三一八惨案过后一个星期,舆论的公认事实就已经完全击破了官方的谎言和对“暴徒”的指控;17天后,更有京师地方检察厅向陆军部提交正式公函,认定卫队“故意杀人”。
    然而六四呢?
    尽管由于事发当天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在场,因而六四屠城对国际社会来说当时就已真相大白。尽管对八九运动的亲历者和一部分国人来说,六四屠城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由于极权中国绝无民间传媒,因此官方和官办媒体卑劣地通过炮制“实况录像”,将先施暴(大屠杀)后抗暴的历史真相颠倒为先“暴乱”后“平暴”的弥天大谎后,着实蒙了不少国人,并且还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也正是由于愚民见了成效,厚颜无耻的官方代表如袁木者,索性倒打一耙,反诬外国记者六•三之夜的现场直播是在摄影棚里用高科技手段编造出来的!至于说到北京市的地方检察院和中国的最高检察院,不要说六四事件之后17天,就是到了15年后的今天,都没有拿出符合事实、忠于历史的调查报告;对1999年“天安门母亲”递交的控告李鹏的诉状,最高检察院至今一声未吭——在极权中国,焉有司法独立?
    然而,谎言的纸终究包不住真相的火,即便加上高压恐怖手段,也是如此。滥杀无辜、多行不义,即便在极权制度下,又岂能指望呆得稳、站得住?人们看到,除了袁木、何新等人很快沦为连执政集团都不想再沾的弃履外,当局也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改口为“政治风波”,到后来则连“风波”也干脆不提了,装得好像89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谎言的破产,官方对六四是硬着头皮边扛边躲,扛不住死扛,躲不过去偏躲。
    这个死杠,是指至今拒不承认撒了弥天大谎,拒不否定“平暴”的栽污、构陷定性,拒不收回对赵紫阳先生“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荒唐指控。这个死杠,还指面对蒋彦永大夫义正辞严又苦口婆心的奉劝和敦促,不仅听不进去,还恼羞成怒,专门发文予以拒绝,并对蒋大夫进行人身攻击。这个死扛,还发展到3月28日悍然抓扣“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萍,成了情急迷乱、不怕再遭天谴的胡扛。
    这个偏躲,是指处心积虑地淡化、抹去关于六四的民族记忆。为此,官方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提、不敢碰了。自己不提不算,还不让别人提,不准别人碰。在中宣部的把控之下,所有大陆传媒面对六四哑然失语;甚至连刚下台的李鹏的《关键时刻》一书,当局也不让(在香港)出版。在每年六四临近时,当局从来不惜人力物力,千方百计地扼杀民间的纪念活动,打压民间“拒绝遗忘”的种种努力。今年,当局从2月25日开始就非法切断了鲍彤先生的电话和宽带,从5月25日开始公然违宪限制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的人身自由。在我这儿,从5月25日开始增派警力,并即时监听电话,动辄加以掐断:5月28日,香港的卢四清先生和美联社驻上海记者分别与我只说了一句话,线路即应声而断。从5月28日开始,当局为了尊重和保障我的休息权,生猛地切断了我的宽带。蒋彦永大夫在为六四正名的建议书中所说的“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的情形,今年更甚。
    可以告慰六四英灵和有良知的人类同胞的是,15年来,国人在六四问题上“拒绝遗忘”的努力从来没有止息过。面对大陆当局对六四的扛与躲,面对无须讳言的集体遗忘现象,在这块国土上,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寻求正义、讨还公道”。香港的司徒华先生、李柱铭先生和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堪称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阿扁做得太差劲了,李敖就更甭提了)。在大陆,有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有自西单民主墙以来不绝如缕的人权活动人士,有以王淦昌先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有以许良英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以胡绩伟、李锐、鲍彤等先生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有在互联网上勇敢地打破沉默的、越来越多的具有公民精神的网友们。今年,更有蒋彦永大夫、茅于轼先生、秦晖先生、章诒和女士、……,有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人的“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声明”,有19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5月17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20多岁的记者打来的。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动态网上读到了我的“呼唤良知 打破沉默”一文,尽管他清楚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他依然决定在电话上先打破一下沉默,表明他们对六四屠杀的谴责)——在这块国土上,只要有未泯的良知,只要存做人的底线,八九的壮丽和六四的残暴将永远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六四之所以不可能被国人遗忘,除了它的暗无天日、举世震惊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陆官方在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小型的六四事件,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在延伸,在重演。
    打开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我们见到,路营村的丁作明在派出所里被活活打死,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乡震惊的“六四事件”:敢说真话、敢同头头脑脑平等对话的丁作明行使人权,就被乡霸往死里打,直至剥夺生命权!小张庄的腥风血雨,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村震惊的“六四事件”:村民代表经上访后合法地进行清账,就被村霸挥刀砍杀,四死一伤!灵璧县的大高村事件,就是一起暗无天日、举县震惊的“六四事件”:村霸高学文打了古稀老人高杨氏并抄了家不算,还带着乡霸、县霸和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进村乱抓无辜、实行清剿!如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一样,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而至的灾难的日子!”是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黑透了”的日子!临泉县的王营村,更是发生了一起活脱脱的小型六四事件:县霸制造弥天大谎,说王营村发生了“四•二反革命暴乱”,于是在四月三日上午,大批公安武警带着机枪进村“平暴”,实施血腥镇压!此外,书中还提到了暗无天日、“以至震惊了中外的”沈寨命案。
    而书中没有提到的呢?在别省农村发生的呢?在城里头发生的呢?在外人无法知晓或极难知晓的收容遣送站、拘留所、看守所、罪犯遣送处和监狱中发生的呢?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各种小型六四事件,当局于1999年还制造了一起大的“六四事件”,这就是:国霸谎称法轮功为“邪教”,从而对全国各地的信徒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骇人听闻的围剿法轮功事件,是继历史上曾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大张挞伐之后,中国当局对国人的信仰自由权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侵犯和践踏。被强行剥夺了信仰权利和练功权利的法轮功信徒,特别是那些被关押、被虐待、被殴打的信徒们,以及那些被迫害至死的信徒们的家属,他们会告诉你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任何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人,怎么会忘了六四,忘了大大小小的六四呢?
    在我看来,六四事件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特权,不惜活埋人权。无论是大的六四,还是小的六四,都是如此。无论是六四之前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镇压四五运动、取缔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还是六四之后的欺压农民、捉弄工人、劫贫济富、监守自盗、卖官鬻爵、以言治罪和以(信)仰治罪,都是如此。我从心底里觉得,我们纪念六四,要求推倒六四的官方定性,决不是六四纪念日临近之际的应时之举,也决不是光把那些没有人性的东西痛骂一顿就了事了。我相信,为六四正名,实在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是国人呼唤良知、拯救道义、捍卫人权、追求民主百年苦旅的最新篇章,它是一场人权进、特权退并达于人权立、特权亡的历史征程。我们的目的,是永远终止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是使大大小小的六四在这块国土上永远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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