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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终于,5月12日的夜晚降临了。由于风闻将要在北大三角地决定第二天的绝食事宜,晚饭后,我和夏洪跃骑车前往。临行前我俩曾商量,看能不能择机劝阻一下同学们的绝食之举。因为,虽然我们很清楚绝食动议是被官方逼出来的,但绝食太伤身子,且一旦绝食,又很难再退;而这个当局,会在悲壮的绝食自残的压力下让步吗?那晚的三角地,聚集了好几千人。随着高音喇叭中封从德、柴玲等人义无反顾和催人泪下的演讲,绝食一事遂成定局。不过,在初夏的星空下,我还在想:在场的不是肯定有穿便衣的公安、国安,有官方其他机构的派员或线人么?他们连夜回去汇报后,官方能不能豁出去让一小步,以换取学生改变绝食之念呢?再说,那些个惯于“通宵达旦勤奋工作的领导人”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作出决策么?
    第二天,5月13日。刚吃完中午饭,我就特地赶到人大东门口,那里是北大学生去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中午时分,高大的白杨树荫下的马路显得格外宁静。我刚有点庆幸之心,以为当局作出了妥协促成了学生不再绝食,就见影影约约有人流自北而来。很快就看清楚了,那些个头缠布巾或骑车或蹬三轮的年轻人,正是北大的绝食学生!他们的神情,很象被4.26社论逼上街头的示威者的神情,但更为悲壮、坚毅和决绝。我不禁愤愤地骂了一句:昏庸落伍的官僚们,你们意欲何为?!
    人民大学的绝食学生不久就一批批赶赴广场。别的大学的绝食者也纷纷云集广场。傍晚时分,我和章虹特意坐地铁去了广场。但见落日的余辉下,数十面校旗猎猎飘拂。纪念碑下靠北的区域,已经围坐了二千多人,其中有的是前来声援的师生。由于当局对和平理性地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一再罔顾,我所不愿看到的、中华民族史上一场最大的绝食事件就此拉开了帷幕。
    5月14日下午,对话代表团接到当局的紧急通知,说是定于晚饭后在统战部礼堂举行对话。由于对“现场直播”一事未加明确,当时就是否前往对话还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达成共识:尽管当局是在绝食行动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妥协,且很不到位,但毕竟是首次在事实上承认了民选代表团,且愿意“平等对话”,那么,我们不妨也作些妥协,通过对话尽快寻求结束绝食的办法。
    那天下午,我另有事在家中。在对话团作出决定之后,他们觉得在首发阵营里不应漏了我,于是派人打的到我家,将我拉到法大。到了法大校门口,我和其他代表随即上了中巴车,直奔地处府右街的中共统战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对话团一直与官方就“现场直播”进行紧急磋商。这一次,官方没作正面拒绝,而是强调因“技术原因”来不及做到了,最后答应将实况录象带尽快送至中央电视台,并保证最迟于2小时之后播出(在当晚10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很少一部分)。
    晚饭之后,双方在小礼堂正式举行面对面长桌对话。官方出席对话的有李铁映、闫明复、尉健行等人。学生对话团方面有项小吉、沈彤、熊焱、童屹、郑成武、徐辉和我等人。很容易感受到,迫于数千人绝食、数万人声援的危急情势,官方是有所收敛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不敢再肯定4.26社论,不敢再称4.15之后所发生的是“动乱”。学生方面则在气势上、在理上、在情上都占了上风,不仅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爱国民主运动”,不仅坚决否定和批驳4.26社论,还把49年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都给批了。
    在学生代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官方代表取守势,而且取一种貌似客观、公允的守势。李铁映说:同学们别太着急么。事情的展开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和把握也需要一个过程。究竟是不是“爱国民主运动”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才能下结论么。闫明复说:同学们的4.27游行是很理性的,秩序很好。现在也应该理性地看待怎么评价的问题。是不是等到下个月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处理更好呢?不难看出,官方煞费苦心弄出来的上述说法,实在不堪一驳。当时只要问一问李铁映:既然到了5月14日,你们对已经发生的事还要再看一看,还不能匆忙下结论,那你们凭什么早在18天前的4月26日就急急忙忙下结论了呢?那样的结论是不是就应该被宣布为“不算数”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相信,这样的诘问是打中要害的;即便李铁映这个人内心认定学潮是“动乱”,面对这样的诘问,他也无法躲闪和搪塞。可惜的是,当时学生代表的激愤情绪上来了,以至于终究未能给出这样精彩的一“诘”。
    当然,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官方的不坦诚。依照同一个逻辑,既然尚不能肯定学潮,当然也没有理由否定学潮。逻辑够了,诚意不够。若稍稍多一点诚意,说“动乱这个结论的确下早了”,事情的演变很可能将呈现大为不同的面貌。
    对话不欢而散后,对话代表惦记着广场上绝食已达36小时的学子,同时也没有忘记明天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现在看来,要同学们让出广场的西半部以便官方举行欢迎仪式的想法是太幼稚了。但是,当时我和其他人都是真诚的,从午夜开始劝说,一直到晨熹初露。最后,广场夜宿的绝食者和声援团齐刷刷地全部撤到中轴线以东。毕竟,我们是和平、理性的抗议者。毕竟,我们对政治民主化的推行者戈尔巴乔夫心怀应有的敬意。
    接下来的几天,在对待绝食抗争这件事上,人民的态度和与李鹏为代表的官方的态度不仅差异迥然,而且愈益对立。5月17日,我置身天安门广场人的海洋之中,感受到了人性和人道的最强烈的辐射之光,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人格升华。白衣天使忙碌的身影,民主党派老头肃穆的神情,溢于言表的工人的愤怒,天真烂漫的幼儿园孩子的脚步……将现实关爱和终极关怀融为一体,将学子的心和全民的心紧紧相系。当天下午,当对话代表团从广场出发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时,我站在西长安街北侧,见整条马路上都是滚滚东来的人潮,将逆潮流而动的对话团直挤到中南海红墙边,被迫成一列纵队贴墙前行。
    5月19日,传出了当局决心对抗民意实行戒严的消息。当天晚上,我从人大广播站的播音中听到了赵紫阳先生的几点声明。我受到了不小的震动。我开始重新检视和思考他在5月4日亚行年会上的讲话和5月19日上午对广场绝食学生的讲话,我觉得他和李鹏、邓小平决不是一类人,而很可能与胡耀邦是一类人。当然,对后一条,我当时没有想到去查证,也无法去查证。我只是认定,他反对戒严是对的;他为此而不要乌纱帽,是可敬的。
    5月25日下午,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将我和硕士生梁兴安、帅政选为自治会常委。5月26日上午贴出海报,向全校公布新一届自治会常委名单,并明确了分工,由我分管人大广播站。自赵紫阳下台后,校方就摒弃了5月19日之前奉行的韬晦之策,因此,海报墨迹未干,就由副校长吴树青出面,找人把我叫去。吴开口就要我“识事务”,要关闭广播站。我平静地回答他,我是受同学委托管理广播站,并无权力关闭广播站。吴接着又要我“认清形势”。我反问他,怎么个认清法?吴树青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胜谁负,另一个是谁对谁错。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是博士生,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依然平静地回答他:“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7年胡耀邦败了,但今天我们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表明我们注重的是谁对谁错,而不是谁胜谁负。”
    关于这个吴树青,还真有必要多说几句。5月26日上午我与他话不投机分手后,一直未再碰面,直到7月2日他又来找我。这一回他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还要我“将功折罪”。我告诉他,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最后丢下一句话,“你看着办吧!”没过几天,吴树青由人大副校长摇身一变为北大校长。当时,我就不由得想起他给我们上课时,曾经多次以“人北清师”来给四所高校排序的事——人大居首,依次是北大、清华、北师大。说实话,吴说“人北清师”自己不脸红,我们听的人却脸红了。1989年初冬,我在秦城监狱中见到了吴树青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文章,题目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消说,文章里面自然是屁话连篇,但是,题目上的这句话他并没有说错。不过,根据我对他秉性的了解,我断定他为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定早已改口了。吴树青在“最高学府人民大学”当副校长时,可以说知名度极低,而当上北大校长后,好赖也算是一位名人了。1994年春节我回常熟过年时,当时常熟市中的校长钱文明找我,说,为了纪念市中建校80周年,要建造一座不锈钢雕像,上面有四个字“学海无涯”需要找名人题写。他接着说,北大校长吴树青也是市中毕业的,要我回京后去找双重校友吴树青。我说,找谁也不能找吴树青啊,让他题词,母校太跌份了。我答应一定帮他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请同为常熟人的王老题词。回京后,我去木樨地22号楼王老家,说明来意后,王老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数天后,王老约我和章虹、江枫一起去他家。他拿出了题词和给市中校长的亲笔信,象个顽童似的非要经我过目后才装入大信封,准备挂号寄出。那天中午,王老执意下楼,请我们全家到东面胡同里的一家餐馆,吃了京东肉饼。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树青痛恨广播站是有缘由的。在我接手之前,人大广播站是由庄偃红、萧延中他们操办的。由于他们的出色运作,对外以“北京之音”命名的广播站可谓声名远播,有口皆碑。后来我听许良英先生说,他和老伴王来棣就时常要从黄村过来,听一听人民的“北京之音”。2003年11月,我与多年未曾联系过的北航同班同学见面时,又意外地知道,当年他就曾带了几名硕士生,专程从北航赶过来听人大的广播。我分管广播站后,特意请了人大一名对话团代表、硕士生杨松贺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广播站的运转。后来,人大广播站的播音一直坚持到六月四日晚上。
    5月19日晚当局悍然发布戒严令后,立即遭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公开抵制:从四面八方往城区挺进的部队被市民们用血肉之躯阻于城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民心民意的大展示,是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大展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大展示。在这样一幅众志成城、可歌可泣的壮丽场景前,但凡还有点现代气息的政权,其唯一的选择是敛恶择善,以妥协求和解。但是,人们面对的官方显然不在此列。它拒不收回戒严令,拒不改行赵紫阳的主张来应对和处理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这场运动的结局凶多吉少。尽管八九民运中从未发生过打砸抢,从未发生过推倒和烧毁汽车事件,更未发生过点燃和烧毁楼房之事,这场运动恐怕也会象76年四五运动那样遭到当局无情的弹压。章虹就曾于5月下旬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会被判几年?我说:三、五年吧。我只是压根儿不认为当局竟下得去手,会对天安门的静坐学生和市民实行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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