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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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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监狱


    
   
    龙、蛇二年更替之际的1月19日,颇有敬业精神的莫律师和王刚律师又特意来到看守所,告知二审法院承办法官已向他们催要书面辩护意见,并向我拜个早年。我问高法是否已收到我的上诉状,莫律师说并未提及。而按理说,走看守所到法院的内部通道,1、2天之内我的上诉状就能到达二审法官的案头。现在8天过去了,这件事似乎还未办妥。我隐隐觉得,看守所在执意违法扣压我的状子。

    过年之事不必再表,转眼间已是元宵佳节。看守所里历来卖煮熟的元宵,今年则新增了汤圆,均为20元1份。我这个南方人自然喜食汤圆,并特地多买了几份,让号内无钱者都能尝一尝。元宵之夜,是春节长假后最后一个有节日气氛的夜晚,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元宵节一过,司法程序又将启动。
    果不其然,第二天(2月8日)高法就来提人了,被提者中就有我。我早就将一审判决书随身揣着,在判决书背面,是“我的上诉状”底稿。我觉得,将上诉状带出看守所,这几乎是惟一的机会。与中级人民法院给被告人上前铐不同,高级人民法院给上诉人戴背铐。那个法警小头目绷着脸过来给我上铐,我略略瞪了他一眼。步出楼门后,在外面等候从5区提出的女上诉人时,正逢承包小炒买卖的胖队长(姓何)带一队劳动号走过。胖队长大声对我说:“不要再发脾气了!”我笑着说:“一般不会。”
    高法与一中法在同一个院子里,关押被告人、上诉人的“笼子”是两家共用的。与中法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上法庭前,高法还要对上诉人进行搜身检查。搜身时,上诉人又得抱头。那个小头目来到我身边,他不敢让我抱头,但搜得很细,把我的一审判决书给搜出来了。不过,他并没说什么,只是把判决书往长条凳上一放(如果说什么,我自然有话等着他)。就在他转身去搜另一人时,我一把抓起判决书放在上衣兜里。后来押解我上法庭的,还是那个小头目和另一个法警。小头目自然不敢开口要我在路途中像别人一样双手抱头,他清楚,如果开口,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情势。而其他可怜可哀的上诉人,出了“笼子”便一路抱头窃行,直至法庭门口才让把手放下;而这时若他想抱头进庭,也将决然不被允许,因为这将把法院的不文明暴露于竹幕之外。
    进入法庭站定后,见法官席上自左至右是:几乎满头白发的中年法官、戴眼镜的30多岁的审判长、年轻女法官和书记员李琨。堂下,在我左侧靠前,是一位配有文印机的录入员;在我背后,站着两名法警。整个法庭内共有8人,无检察官,无律师,无旁听者,是谓“法庭询问”,而不是“开庭审理”。
    看来,案子的承办人是那位白头法官,因为所有问题都是由他发问。当然,他首先让我坐下,然后问了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当问到我的上诉意见时,我开口道:我的上诉状你们收到没有?那位法官在卷宗中翻找一番,然后答道:是不是你在一审判决后写下的那几句话?我说不是,有2000多字呢。他又翻出了卷宗中夹着的“我的自我辩护”(由章虹寄给一中法王燕法官的),让我指认,我说不是。于是他说那就没有了。至此可确证,北京市看守所于1月11日拿到我的上诉状后,并没有依法转递法院!我为此感到愤怒,但也为自己终于多了一个心眼而感到庆幸。
    我告诉法官,我随身带来了上诉状,并要求以宣读上诉状来表达我的上诉意见。他们很快同意了。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上诉状,清了清嗓子,开始大声朗读。当读到“更不能像邓小平那样承认错误,永不翻案”时,审判长不悦地予以打断;往下读到官方编造的关于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谎言时,审判长再次加以打断。不过,法官们还是容我大体顺当地、抑扬顿挫地读毕了全文。然而,我自己并不满意。我其实应该作即席申述和辩护,那样既更为简明有力,又能看清法官们的表情和姿态。
    法官们要我将上诉状留下。我说可以,不过请法院保留复印件,把原件还给我。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争执,这一幕“法庭询问”就半真半假地结束了——对二审法官而言是限于程序之约束而应付;我自己呢,也远不象一审上堂时那样,非要以正压邪,让对方无地自容。我也有些调侃,有些应付,有些走过场就得了的心态。
    2月9日下午,李琨一人来到看守所,在4区筒道口先是依约还给我“上诉状”底稿,之后交给我一份由那位录入员打印的“法庭询问记录”,要我过目后签字。那是一份丢三落四的、严重失真的记录稿,我以极大的耐心尽可能地作了修订和补正,末了我对李琨说,你拿回去重新打印后我再签字。他一脸无奈地说,也就是你的案子,我才专门挤时间跑过来让你阅后签字,别的案子哪有这事?要我再来一趟,就太为难我了,反正你增改的地方肯定会在重新打印时得到兑现,这点我可以担保。我觉得此人说话可信,同时我又习惯成自然地愿意体谅别人的难处,于是我对他说,出于对你的信任,我可以签字,但希望你帮我办两件事:一是约请我的律师到法院去取上诉状复印件。二是当二审结果出来后,通知一中法尽快下执行票,以便我早日离开看守所去监狱。他听完二话没说当即表态,两件事均合理合法,完全能办。我于是在记录稿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长长一段话,大意是规劝当局不要一意孤行,非要恃权弄法加罪于我,遂使我以一个文字狱受害者之身青史留名云云,并签了字。
    李琨走后,我回到号中。大伙都说,你什么事都没有了,踏实等着下圈吧。谁都没有料到,即将终结的我的看守所生活还会迸发出异样的浪花。
    2月16日,星期五,天气晴朗。上午8点半左右,所内大夫在作例行巡筒诊疗时,竟破天荒地将我叫到号门口,说,你叫江棋生吧?你的眼睛怎么样了?我说右眼一直不好,发胀发涩。他说,待会带你出去诊治。号里人都恭喜我说,天上掉馅饼的事让你给赶上了!自2000年9月开始,我曾多次向管教、大夫提出检查右眼的要求,但没有一次是答应了的。近2个多月来,我就未再提及此事。如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人道起来了呢?高兴之余,我有一分疑虑。几分钟后,宋管教出现在404室门口,呼我出号。我将作为屁股垫的军大衣推给旁边的郝卫军(大衣兜里装着上诉状底稿),就下板走出监室。我以为是门诊检查,中午是肯定要回来的。
    出了楼门,上了警车,车中有管教、大夫,还有2个执行科的警察。我被按规定带上脚镣、手铐。在驶出看守所大门时,值岗武警除了查验出门手续是否齐全外,还将头探入车内核对人数。警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取道南池子,最后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大门口。解了脚镣、留着手铐,我下了车,并被带到急诊室,随后他们用电话与眼科主任取得了联系。在等候主任前来检查时,我意外地听到,他们已给我办妥了住院手续!至此,这事就有三分蹊跷了:未经诊断,怎么就做出了需要住院治疗的决定呢?不过,尽管闪过了这个想法,我还是没太往心里去,权当他们是积德行善,好事好办吧。半个多小时后,眼科主任和另一位大夫来到急诊室,用随身携带的仪器对我的眼睛进行了检查,最后由看守所大夫出面告诉我,医院认为你应当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我微微一乐,点头接受。不管怎么说,这事不赖,我想。
    他们随后将我带向特设的地下住院部。记得是坐电梯到了地下一层,再来到一座没有任何标志的大铁门前,他们摁电铃后,只见大铁门徐徐开启,又见里面的警察打开另一道铁门,我们于是进入警察值班室,然后穿过值班室另一头的铁门,进入设有病犯科办公室的住院区。到了住院区,按程序解开手铐,给我理发,让我冲澡,换上病号服,穿上拖鞋。身上穿去的衣、裤、鞋、袜等,则一律装入一个黑色塑料袋,被拎到值班室去了。宋管教在临分手时,像是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你号里的东西放在哪里?我一个激灵,回答说,都在一个红色塑料桶里,学习号张军知道。这一问一答后,我觉得此事就有六分异常了。
    我被安排进一间空无一人的病室,里面有编号为25至28的四张病床。警察让我上了门后的25号床,并随即用脚镣将我的左腿锁定在铁床架上。我清楚这是规矩。但当时那个警察欺生,竟还把我的右手马上铐在另一头床架上!(这就是个人责任问题了)吃中午饭时,我的右手解了铐,坐在床上用餐。此后,白天就再没有将我的右手上过铐。
    下午3点左右,眼科主任和另一位大夫来到地下室住院部,为我再作检查。尽管跟着进来了2名警察,但我的脚镣依然戴着。查毕,并未告诉我患的是什么眼疾,只是开了些据护士说是扩张血管的药。当天晚饭后,病犯科副科长进屋和我聊天,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每天晚上延至10点(一般是每晚8点)给我右手上铐。二是用两副手铐串着铐我右手。他倒是痛快地答应了,说是“对你照顾”。其实,我提的是最起码的要求。试想,在灯火通明的屋里,一个人的左腿和右手被固定了,身子侧不得更翻不得,如果不熬到困意浓浓,如何能睡着?晚上8点就给锁定,让人动不得又睡不着,岂不是活受罪么?此外,若用一副手铐将右手与床架紧紧相连,睡着了稍一动弹,就将勒醒,不是太不人道了么?再说,半夜小便,先得伸右脚踮地,再探出左手去够便壶,若右手一点松动余地都不给,要完成“方便”任务就十分不方便了。
    在极端不自由的境况下,我迷迷糊糊睡了大半夜,也算为“没有人吃不了的苦”这一古训作了新注。然而,这才刚刚开始。一天24小时都被牢牢圈定在床上的日子,对于一个仅患眼疾又生性好动的人来说,着实是一项挑战、一种“修炼”。不过头3天,我得到了一些补偿:能读到看守所里读不到的多种报纸。湖南株洲的法轮功信奉者来京自焚并留下遗书,我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就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所发表的看法,就是从新鲜的《晨报》上读到的。我注意到,不仅病犯科有公费订阅的报纸,护士、护工自己购买的报纸也能在住院区流转。2月19日,不知为什么,突然不让报纸进我的病室了!我让常常笑容满面的护士长给我搞点报纸,她反常地躲着不给回音。而其他护士进屋,总是戴着大口罩,或发药,或量体温,或量血压,不苟言笑,事毕走人。保洁女工进屋,更是一言不发,擦完地就撤。警察很少进我的屋;进来后,我问他们要报纸,总是支支唔唔推说“没有”。
    我的日子更严峻了。现在,我生活在“四无”空间中:无人可聊、无音可听、无屏可看、无报可读。每天除了放大茅能解开脚镣去厕所,剩下的时间就被定死在床上。幸亏脚镣留有少许松动余地,我得以做做仰卧起坐,做做俯卧撑,有时用右脚踩地来个金鸡独立等。但漫漫长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作打坐状,闭上双目神游冥想,进行意念漂流。很自然地,在思维领域出现了一个吸引子,那就是T变换到底是什么变换这一久悬心中的疑团。作为时间坐标反射变换的T变换(t→t,=­t)历来被认作是时间反演或运动反向变换,我对此早已质疑过,也确信自己的看法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在这个家徒四壁、孤寂宁静的地下室里,我重新开始一步步审视这个问题,认为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确保的,即任何变换——坐标变换或非坐标变换,连续变换或离散变换,都不应导致物理量定义的改变或破坏。物理学界对T变换之功能得出的结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在实施T变换时盲然未察地破坏了相关物理量的定义,从而破坏了讨论问题的基础,并引出了不当的见解。那么,在不改变物理量定义的前提下实施的T变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换呢?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顿悟出现了:莫不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这些年倒计时方式还挺时髦,迎接香港回归搞倒计时,申奥一事搞倒计时,这个T变换不是别的,正是计时方式之变换:变正计时为倒计时!我琢磨再三,予以确认。当时,如同体内经历了一场激变,我全身的每个细胞、每个基本粒子都兴奋和欢乐起来了。我挥拳重重击打床铺,脸上绽开了花,忘情地出声喊道,太幸运了!太幸福了!现在,该是透过屋角的监控器盯着我一举一动的警察发蒙的时候了:这个终日与脚镣手铐为伴、像动物一样被牢牢拴死的“病犯”,为何乐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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