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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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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二)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三)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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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人的理性失足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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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见底


    
    秋去冬来,风圈外的那棵掐顶杨树上,已经发僵的叶子随风飘落,所剩无几。2000年还有一个多月就将逝去,20世纪还有一个多月行将结束,我自己的官司却为何老不见底呢?从1999年5月18日刑拘我,到6月26日逮捕我,再到10月21日下起诉,最后是11月1日开庭审理,都是按程序走的。开完庭之后,程序失灵了:已经一年多了,判决书还下不来。不用说,问题显然不在法院,而是法院之上的决策者举棋不定,致使我滞留七处,在空气污浊的斗室中打发时光。
    11月中旬,在看守所拒绝我直接给律师发信后[1],我提笔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王燕法官去信[2],要她转告莫少平律师来七处见我,就当局严重违反《刑诉法》之规定、对我的案子迟迟不予审结一事进行商讨。几天后,莫律师就来了。他再次告诉我,他早就向法院提交过要求变更对我的强制措施的申请报告,而法院当然无法作答。这一次他与王燕通电话时,法院那头也没有明确信息,只说争取年内解决。我对莫律师说,有权拍板的人在我的案子上肯定有为难,但我不会幻想他们在新世纪降临之际突发善念,立地成佛:良心犯是一定还要继续制造出来的。我只是想早日离开看守所的弹丸之地;而且,到了监狱就能与家人见面了。不过,莫律师和同行的一位女律师还是说了更能暧人心肠的话:不期待会无罪释放,但判个羁押期说不定还是有可能的。

    回号后,号里人也是挑吉利的话说。最典型的是,能判你早就判了,拖这么久就是不好判么!江老师,等着回家过年吧!说心里话,我何尝不希望如此?就渴望自由这一点来说,我比谁都不差。只不过,我的直觉和理智都告诉我,回家过年的概率如果不是零,也是无穷小。
    一个半月又过去了,日子直逼年关。12月20日,星期三,法院终于进行年终清账了。上午9点左右,丁岚被叫出号去,旋即看守折回404室,悄声告诉学习号:给他收拾东西!这是丁岚要接死票的信号。近中午,确知傅榕和丁岚被一审判处死刑;以李亚平为首的19人抢劫团伙案,其中10人被判处死刑;另有几起死刑案也都在上午做出宣判。刚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都要被砸上脚镣,带上前揣,解往4区。一时间,筒道里纷纷扰扰,镣链拖地的叮铛声,铁门启闭的哐铛声,此起彼伏,难以消停。当天,丁岚被关入405号。第二天清晨,从405号水房部位的墙体上,传来三下沉重的敲击声,这肯定是已成死囚的丁岚向404室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12月27日,星期三,2000年倒数第三个工作日,也是20世纪倒数第三个工作日。晨起,我破例用凉水洗了头。9点多,看守呼我出号,悄悄告诉我:去接票。一中法来一辆车,就拉3个人,其中2人是去换票(原发的判决书打印有误),只有我是出庭听宣。到了法院,我们被关入“笼子”坐等,中午每人给了个馒头。我对判决结果略一思索,无非是:轻则3年,重则4年,该坐的牢就得坐。呆着没事干,竟打起了瞌睡。
    下午1点30分左右,法警唤我上堂。我脱下军大衣,里面穿的是我所喜欢的酱红色冬令茄克衫,为常熟谢桥福圩村制衣公司所制。不到1分钟,我跨入法庭,见旁听席上仅章虹一人,我朝她点头。律师席上坐着莫少平、王刚律师,我以目示意。三位法官和一位书记员均已入席。检察官席空缺。当我站定后,审判长王燕宣布“全体起立”,她开始宣读判决书。应当说,她的语气是平淡的,例行公事式的,而不是满怀义愤的,无产阶级专政式的。但是,判决书的内容令我不快,更令我轻鄙。我的脸上很快就浮起了不恭的嘲讽式微笑:非要让言者坐班房,这我能承受。但时近21世纪,那些加害者还要搞文字狱,是多么无理、无趣和可悲呵!王燕读毕,问了我一句“听清楚没有?”,我答“听清楚了。”随后,她连程序规定的“是否上诉?”都不问,就急着宣布退堂。刹那间,我的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我高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堂上堂下,门里门外,一片静寂,无人出声。我突然悟到,众人中多数恐怕听不懂文言文,就又怒吼一声 :“埋葬文字狱!”这时,两旁法警始缓过神来,上来推搡我。我步出法庭,见门外聚了一大堆法警,大厅里搞装修的民工也都停了手中话计,朝这头张望。我想,多年来,恐怕还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咆哮公堂”的,人们全都愣了。
    回到“笼子”所在的筒道,让我呆在法警的值班桌子旁。不一会儿,书记员黄璇拿了判决书副本来找我签收,并问我是否上诉。我提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我早就奉劝你们不要学雍正,不要搞文字狱,但你们非要搞,非要迫害中国知识分子。我当然要上诉,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在我签名时,我记得王燕也过来了。我不想把气往她身上撒,就平静地和她聊了几句。明摆着,法官是奉命行事,自己是作不了主的。主政者要制造良心犯,他们是遵命不甘,违命不敢。
    接了大票的第二天,12月28日上午,莫律师和他的夫人冯律师就来到七处见我,问我是否上诉。当时我仍有三种选择。一是不上诉。不是服判而不诉,而是不屑一诉而不诉。二是上诉,但不请律师。三是上诉,且继续请律师。我决定上诉且请律师。上诉,是为了好好写下一份上诉状,对官司作一个了结。不过,我的上诉状是写给世界、写给历史的。对这种政治迫害案,二审法院也不过是听喝的,能指望他们为你申冤理枉吗?延请莫少平先生继续当我的辩护律师,是因为我对他的工作心存感激。我们商定,元旦过后,莫律师再来看守所,取我写的上诉状,并代为转递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名副其实的世纪末的最后三天里,我在号中琢磨我的上诉状。在特定的氛围下,我觉得时光似乎倒退到了上个世纪的末端——就所论的题目“埋葬文字狱”而言,我很像清廷刑部大牢里等候来年秋决的死囚。为了给世界和历史留下一份像样的东西,为了使号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读懂、口耳相传,我用功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顿的程度。2001年1月1日,新世纪的第一天,我将上诉状正式定稿。
    法院方面动作也不慢。我在12月27日明确签下上诉意见后,一中法在年内就将卷宗送呈高级人民法院。1月3日下午,年关刚过,高法的书记员们就来到看守所进行“面提”——就上诉事与当事人面对面地敲定一下。当天的“面提”在6区和7区之间的西边筒道里进行,被“面提”的上诉人约有20多名。一向以来,“面提”都极顺当。不把上诉人当人的法警和自己不怎么把自己当人的上诉人“相互配合”,法警像赶猪那样把上诉人驱往“面提”处,上诉人一路两手抱头,目光低垂。到了那儿,则像一具具弯曲的活尸,一律面墙蹲下,继续抱头。书记员们站在数个窗台边,点到谁的名,就由法警将谁带过去,双膝弯着,蹲在书记员侧旁,仰面回话。1、2分钟之内,问答完毕,摁上手印,再去墙边蹲下,双手抱头。所有上诉人被一一过完堂后,再由法警分头赶往各区筒道口,由看守领回,送至号中。
    1月3号下午的“面提”,法警碰上了一个把自己当人的上诉人,从而激起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轩然大波。当时,从4区提出来的上诉人共有7、8名,法警将我们从楼下往楼上带时,我就听到他嚷嚷:“那人怎么不抱头?”其实,不抱头是我的规矩,并不是我故意较劲。我装没听见,继续走。楼梯三下二下就走完了,他也懒得挤过来把我揪出来。到了楼上筒道里,大伙一律面墙蹲下时,我也委屈自己蹲了下来,只不过别人都低头、抱头,显得一致而顺眼,惟独我双手扶膝、背直头正,明显高了一截而刺眼。很快,法警吼开了:“抱头!”我不予理睬。法警上来用膝盖顶着我的背,怒道:“叫你抱头!”我依然不予理睬。如果那时法警稍有一点思忖,觉得眼前的事不太对劲,然后稍稍收敛一下傲侮之心,知趣地不再做声,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而,一向不把上诉人当人的法警继续按惯性行事,他口出粗话,用膝盖又重重地顶了一下我的背部,这无疑是引爆了一颗本不想爆炸的炸弹!我腾地一下站起,转身,双目圆睁,大声斥道:“你凭什么要我们抱头?《在押人员行为规范》上哪一条规定我们要抱头?倒是《看守所条例》明文禁止警察打人骂人!”我看清楚那法警年近40,这时惊愕有加,张口结舌,竟说不出话来!在他本能地往后退一步时,旁边冲过来一个年约30、像是个小头目的法警,他对我说:“你嚷嚷什么?谁打你了?”我手指他身后的那名法警,说:“就是他!”或许是万万意想不到,或许是我嗓门极大,声振楼板,那位用膝盖顶我的法警依然说不出话来。筒道里早已肃然,若干书记员,多名法警和20多名上诉人,无一出声。我继续大声说:“上诉人也是人,你们为什么不把人当人?”这时,一名书记员来到我跟前,问:“你是江棋生?”我答“是。”他说:“你过来面提吧。”我随他走到窗台前,站定。书记员展开询问笔录纸正待发问,不料那个小头目走了过来,冲着我说:“蹲下!”真是欺负人惯了!这一次,焉能不自取其辱?我怒而回击:“凭什么蹲下?!我失去的是人身自由,并没有失去站直的自由!”书记员见状,赶紧说:“江棋生,你可以站着。”那个小头目恨恨走离。问话开始前,书记员自我介绍叫李琨,接下去的问话是平和的,是按既定套路的。我也压住怒气,挑紧要的话说上几句。事毕后,我就站在离李琨1、2米处,与那个小头目继续对峙。李琨看来是个心细的人,他很快暂停对另一个人的问话,单独送我下楼交给4区的看守。有意思的是,小头目居然不请自随,紧跟着我们下楼,到了4区,还恶狠狠地对看守说:“要好好收拾他!”
    我在4区筒道口一直呆到“面提”全部结束,其他人都回号以后。这时,分管死囚的戴管教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进去一看,里面还有3、4个4区的看守,我想,穿官衣的本是一家人,且看他们怎么收拾我吧。没想到,戴管教的头一句话是,火气别那么大,身上伤着了吗?有一看守接着说,要不要检查一下身体?我突然明白,法警惹下的事,看守是不愿意兜着的。若我真的被打伤了,这个责任是要分清的。我据实回答说,身体没伤着,不过法警的行为太不象话,我之所以发火是他们招我惹我了。我又说,其实,犯罪嫌疑人也好,上诉人也好,只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听我这么说,戴管教赶紧叉开了话题,聊起我的刑期,聊起看守所刚刚开始经营的小炒盒饭,劝我踏实呆几天,等着下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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