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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读书随想

   
    我拿到《随笔》2006年第6期时,已是12月中旬。这几年来,我一直自费订阅这本出自南国羊城的好杂志。眼前案头上的6册《随笔》,就像6本清新淡雅的小书,但她们所承载的,却是厚重隽永的“食粮”。尽管我极力主张“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只送自由门”[1],热望更多的国人能冲破当局设置的防火墙而自由地获得资讯,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我同样希望更多的国人能读一读《随笔》。
    我喜欢《随笔》,并对编者和作者心生敬意和心存感激。我觉得,我和过去一年中《随笔》的111位作者几乎都有心灵上的共鸣,虽然我只与其中的4位——邵燕祥先生、章诒和女士、国涌和秋风有过直接的交往。《随笔》第6期中的21篇文章,有思想、有亮点、有份量,每篇我都细细读了。苦于手头有更紧要的活计,我不能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一一写下来,只能就钱理群先生《迟到的敬意》一文说说自己的读后随想。
    钱先生在他的短文中,真挚动情地介绍了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的邹世敏女士的故事,对自己“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进行了真诚的忏悔,并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对邹女士的敬意。钱先生还尖锐地点出:
   

    正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绝不苟且,守住底线,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
   
    钱先生为邹女士的精神所震撼而作出了上述发聩之问;而沿着钱先生的思路,人们显然可以进一步追问:绝大多数凡事苟且的国人如何才能变成邹世敏女士那样绝不苟且的人?有一点我不怀疑,倘若果真“一夜之间”国人就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了,每个人的人权都有切实保障了,那么,凡事苟且的人将急剧地减少,不愿苟且的人将快速地增多,像邹世敏女士那样的人将不仅不再是特立独行者,而且将较快地成为大多数。然而,民主制度不可能从天而降,也无法指望外人或台湾的中国人来为你搭建,供你受用。从民族悲剧中走出希望之路,还是要靠国人自己。我的一点思考是:一部分人先不苟且起来,并因此启迪和鼓舞其他国人仿效和践行之;当终于引发临界数量(五分之一?)的国人不再苟且起来的时候,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时机就来到了。接下去,随着民主制度对一党专政制度的取代和逐渐走向成熟,绝大多数国人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邹女士那样绝不苟且的民族奇迹的出现,就将指日可待了。
    一部分先不苟且起来的人,会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肯定不会是今天依然说邹女士“不识时务”的人,不会是当下仍视她为“怪人”的人,也不会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还在对她说:“当张志新有什么用?死了白死。人格算什么?那是空的。”我以为,一部分先不苟且起来的人,应当是那些虽仍凡事苟且,但已有知耻之心,并能对邹女士表示由衷敬意的人。我觉得,那些人已经对利害算计完全压倒是非考量的生活模式有了一些质疑,在提升自己的生命意义上有了一点新思维。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尝试接受将个人尊严和自由作为生命自足的价值和支撑,开始认同为了人的尊严牺牲一些物质利益是值得的,那么,他们就会改变一点活法,即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在一部分事情上先较较真,先不苟且起来。
    那些尝试改变自己的活法而先不苟且起来的人,自然是凡人,而不是什么“伟人和超人”,否则别人想学学不了。再说,“伟人和超人”是相当靠不住的。不要说时不时还有假冒伪劣的,即便是货真价实的,也保不齐上台以后又把别人当成“奴隶”和“畜群”,从而像邹女士那样因不肯苟且而惨遭种种不幸的悲剧又将重演。
    在时近岁末辞旧迎新之际,我期待着中国进入到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有邹世敏这样的女性,这样的有尊严的人,还有一部分并不奢望一下子切换到邹女士那样的活法,但却认定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需要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改变点什么的人。我想,在国人眼里,那些人决不是什么救世主,也并不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些人只是在适应环境和社会的同时,又并不高调地促成了环境和社会的令人鼓舞的演变,并促使更多的人去反思和质疑为什么麻木于、习惯于自己的屈辱和苟且。
   
   
   [1]“自由门”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免费软件,专门用于突破作为信息竹幕的专制防火墙。它十分好使,让人受益匪浅。但是,我在这里也想提个醒:通过“自由门”去浏览某些国外网站,有时会使人摇头叹息——那里本来完全用不着制造谎言,但却总有人乐此不疲。那里也完全不该说些很容易被证伪的大话,但却总有人要说,被证伪了也不当回事,不脸红,不检讨。
   
   
    2006.12.25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2月27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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