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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夕读报随想


   
    我喜欢读《南方周末》。读这份报纸总是快不了,只能慢慢读、细细读,也愿意这样慢一点、细一点。我也读其他报纸,如《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但总是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翻完,不想细,也慢不了。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南方周末》上真话多,实话多;自己的话多,批发来的少。我觉得,谁要想对中国有一个比较真实的把握,读《南方周末》是一个好办法。
    前几天,当我拿到《南方周末》第792期时,脑子里正在琢磨为五四运动80周年写下一点纪念文字的事。我想再一次问问自己:80年前,中国的贤达英杰和热血青年所全身心地认同和呼唤的“民主”,在今天的中国,是否有了模样?又到底有了几分模样呢?我边读边想,心中的看法越发明晰起来。
    这期《南方周末》头版,详细披露了河北省安平县大何庄乡报子营村的事。在这个靠弄虚作假起家的豆腐渣“小康村”里,村委弄权,村务腐败。最终,不堪重负的村民忍无可忍,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召开村民大会,罢免了村委会,并派出代表逐级上访,从而跨出了从顺民走向公民的第一步。然而,就是这个第一步,立即遭到了专政机关的迎头痛击:先是县公安局抓了七名村民代表,随后又大搞“有罪推定”,在未被起诉、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五名代表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他们胸前赫然挂着“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分子”、“妨碍公务犯罪分子”的大牌子;继而由县检察院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务”对五名代表提起公诉,最后是县法院开庭审理。

    显然,在报子营村,在安平县,人权和民主远远不成模样。那么,在其他地方呢?“中国人大量地(背后)谈论批评当权派——使我不禁想到在当权派面前,他们却是那么恭顺无力。”这是本期《南方周末》第11版“不敢说实话”一文中所引用的美国专栏作家斯克尔说的一段话。我认为,斯克尔的观察大体正确。然而,普遍的“恭顺无力”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有奴性基因么?不。这是因为说出真话、不当顺民就会祸从天降。报子营村村民代表的炼狱之灾即是最新的例证。当然,“不敢当面说实话”,并不是说什么实话都不敢当面说(否则《实话实说》电视节目就办不起来),而是总有些要紧的实话不敢当面说,说了就没有好果子吃。比如,美国的报纸可以评论批评总统克林顿,评了批了啥事都没有。但是,任何中国的报纸,你就是借给报社社长10个胆,上面也不会出现批评“核心”江泽民的文章或句子;任何地方报纸,也绝不会刊登批评地方一把手的文章或文字。换句话说,中国存在制度性言禁。而设有言论禁区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本期《南方周末》第五版上“权力的批发者”一文,生动、辛辣地描述了“廉政标兵”卢效玉卖官鬻爵的大丑闻。我除了再一次被“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先见之明所折服外,还特别注意到卢效玉被刑事拘留后对办案人员说的如下一段话:“我的案子省里说了算,你们别瞎折腾了。过去在县里当书记,检察院怎么办案,法院判几年,都得听我的。”我认为卢效玉说的是大实话。除了“你们别瞎折腾了”属估计错误外(他误以为对他的案子省里还没有发话),他的这段话真切地暴露了中国司法不独立的人治实质。“都得听我的”,不能理解为他直接充当七品官断案的角色,什么案子都由他来审定。而是说,只要他对某类案子感兴趣从而插手干预,司法机关就得听命于他。无独有偶。就在报子营村一案中,我们看到,当衡水市委书记刘德中获悉五位农民成被告的消息后,打电话给安平县委书记刘苏芳,“责令立即放人”。而如果不出意外,刘当然是责令法院放人。这就是说,相对于第一把手而言,司法机关只是“听喝的”。而在中国,又有哪一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呢?常识告诉我们,一个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不分立,第一把手“说了算”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在第11版上“不人道的教育”一文中,有一段文字点到了认定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又一个重要判据。这段文字是这样的:“一位小学校长在会上正告全体教师:虽然本镇提了三位人民代表候选人,但上面的意思是只选我和镇党委书记,你们的票不要太分散!下面坐着全镇为人师表诸公,没有惊诧,没有私议,甚至可能也没有腹诽。”小学校长一语道破天机,中国式选举的真谛,是要按“上面的意思”来选举!说白了,这样的选举就是伪选举。而中国的多数选民,依然集体无意识地“投下庄严的一票”,以成全这样的选举。不难明白,真正的选举,乃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开放公平竞选、按选举人“自己的意思”来投票, 并保证选举人不因这样的自主投票而受到为难和迫害的选举。而在中国,除了某些村委会选举之外,哪里还有这样的选举呢?很明显,一个按“上面的意思”进行选举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南方周末》的“纵横谈”栏目,是有口皆碑的好栏目。尽管鄢烈山先生的名字不让上了,但文章还是耐看耐读耐人寻味的。本期“纵横谈”上,余卫国先生正气凛然、怒目圆睁,直把狗官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不过,如何解决衙门越开越大、狗官越来越多的局面呢?余先生开出的药方是:“首要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先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心存起码的良知和敬畏,不敢滥用人民赋予的签字权,干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药方;尤其是在“纵横谈”上开出这样的药方,更让人觉得沉重和悲凉。试问,这种历朝历代都有人开出的“清官”药方,如今还能再继续开下去么?为什么不从“领导干部是靠不住的”这一事实出发,去设计和构建政治上的“收银机”机制,从而有效保障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不可靠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呢?80年前国人就叫着喊着要的“民主”,不就是政治上的“收银机”机制么?如果说,一个店铺雇员面对无人看管的钱箱会滥用伸手权的话,一个执掌权力的人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就会滥用手中的权力。两者都源于同一个人性的弱点:难于拒绝巨大的诱惑,从而丧失起码的良知和敬畏。承认这一事实,人们发明了“收银机”,从而使雇员无法滥用自己的权力,只能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承认这一事实,人们建构了民主机制,从而使官员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权欲而老实巴交起来。令人痛心的是,由于一再误入歧途,80年来民主机制一直没能在中国确立,以至于先进国家早就基本解决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问题,在中国大陆似乎依然是一个不入其门、不得其解的斯芬克思之谜。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想到五四运动距今已然80周年,想到中国没有赶上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任何认同民主理念、不愿和不甘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的中国人,能不汗颜、焦灼乃至愤激?对此我深表理解。然而,我同时认为,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没有必要过分悲观,更不必黯然绝望。君不见,在中国台湾,民主政体不是已然确立,并在大体良性运行?在中国香港,民主政体不是正在成形,其趋势难以逆转?而在中国大陆,也有许多令人振奋和鼓舞的东西,预示着专制的失稳和民主的曙光。在本期《南方周末》上,我们就能找到不少有说服力的事实。
    先让我们看看普普通通的报子营村的村民。他们中间尽管也有给钱就灵魂缺位,“专门按干部们编好的谎言说”话的,但是,更多的人开始说真话,开始追求公民的生存而不是顺民的生存,开始将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农奴的生存区别开来。当他们由于精神上的站立而与专政机关发生正面交锋时,他们没有怯懦,也没有狂躁。“在连续3天半的庭审中,上千名群众等候在法庭外,但秩序井然。”我猜测,在这上千名庭外人群中,报子营村村民是占了大头的。在中国,有些人常常说,因为农民太次,所以中国不能实行民主。我看到,即便在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50元的报子营村,这种“民主缓行论”也根本站不住脚,而民主前行恰恰是人心所向,推之欲出。我相信应当这样来看中国的国情。而有些人之所以力主“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民主”,我以为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喜欢民主,因为他们自己太次。
    在报子营村一案中,来自北京的吕宝祥、李民、代焕铜三位律师,当庭为5名被告作了完全彻底的无罪辩护。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值得为人称道。作为律师,或许不方便正面肯定和褒扬5名被告充满民主精神的公民行为,但能够做到“完全彻底”地为被告作无罪辩护,至少明确透出了中国律师界独立自重的执业精神和与国际接轨的内在追求。
    再看看“百姓茶坊”栏中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一部分敢于站起来当面说实话的人,是一部分思想上、言论上先自由起来的人,他们的文章为《南方周末》增色不少。那篇题为“不敢说实话”的文章,里面说的尽是大实话,尖锐、理性、得体。“保护马俊仁?”一文,则说明老百姓对人权和法治的真知灼见,往往为什么“委员”所望尘莫及。关于綦江虹桥案所发的3篇议论文章,篇篇言简意赅,直指要害。2篇“教育话题”征文,点出根本,发人深思。
    最后,我们说说《南方周末》本身。在“稳定压倒一切”的1999年,《方法》杂志被停刊,作家出版社被整肃,深圳画报社被兼并,但《南方周末》在顽强生存——尽管她也被注了水而不再完全是原汁原味,但基本上守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维护了自己的价值指归。4月25日,数万名法轮功弟子秩序井然、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南海静坐正在遭至当局的及时算账:《法轮功》一书已成禁书。但我相信,当局并不敢进一步冒犯众怒,砍掉或阉割《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读者群,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上公民精神和权利意识较为突出的一个先进群体,他们珍惜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懂得如何以抗洪精神来击退专制洪水的肆虐,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十世纪是民主战胜专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民主进一步战胜专制的世纪。在以往的岁月中,中国人没有表现出制度创新的大智慧、大聪明,因而没有赶上民主化的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然而,在必将到来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我们决不能再错失机遇。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力争成为领头羊,在实现自身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引领北朝鲜、缅甸、古巴、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而迎来民主获得完胜、专制从此绝迹的人类历史新纪元。
   
    199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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